文学评论
“复调”形式的尝试与冷静幽默的语言
———叶兆言早期小说艺术手法浅析
徐春浩
河南理工大学宣传部河南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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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艺术表现上，叶兆言在追逐叙事的喧声中走进了文本，在痴迷文化的狂欢中走入文化，在觅求哲
性的深境中走向对话。在对金复调小说美学的接受中，叶兆言有着重复调、重狂欢、重对话的不同侧重，
他以自己的尝试迎接着对话时代的到来。作为先锋派代表作家之一，叶兆言在追求小说画面感的同时，充分
他的那种超然、平静、客观化、将情感降到零度的语言风格使读者在领悟了其潜发挥了语言本身的巨大潜能。
台词完全对立的含义后，禁不住会露出苦涩的微笑，在惊讶中开始了对人生和社会病态的深刻思考。
关键词：复调小说表现形式语言风格作者简介：徐春浩，1971年出生，男，汉族，讲师，硕士研究生籍贯：河南平顶山郏县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河南理工大学宣传部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09）-14-0041-02
金“复调小说”①理论的出现，给中国文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新时期小说美学与小说创作以复调行文映衬出一个充溢人性精神，高扬主体意识的心灵世界，由表及里地挖掘着人的深层内涵。由于钱中文教授等对复调理论的倡导，使“复调”作为一个新生术语出现于小说美学的阐释平台。一段时期以来，用复调结构去阐释创作实践已成为文论家们的青睐之举，并被不同程度地加以发挥。
叶兆言对“复调小说”的尝试，并没有引起文坛多大关注，但他却仍以自己的创作坚守着复调叙事的操守，展示着文本对话的风姿。例如，《儿歌》在意识流对话中袒露情感复调的畅意；《五月的黄昏》在人称变换中体验结构复调的多彩；《绿色咖啡馆》在写实与象征相交织的故事中感悟情节复调的深邃；《关于厕所》在对话、推理与现实交叉中体味心灵复调的蕴涵；《枣树的故事》在叙述变换的圈套中探究逻辑复调的深刻等。总之，他运用“复调小说”的形式技巧，在主人公自我意识的对话性和结构多元等方面的探寻有着其独特的实践意义。
在叶兆言的“复调小说”中，不同人物及其命运所构成的客观世界，并不是在作者统一意识的支配下层层展开，而是众多主人公平等意识的结合。“不同声音在这里仍保持各自的，作为的声音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这已是比单声结构高出一层的统一体。”“如果非说个人意志不可，那么复调结构中恰恰是几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从原则上便超出了某一人意志的范围。”②这些众多人物意志并不是相互融合，而是处于彼此交锋、对话和争论之中。
叙事”空间，拉向了侧重文本形式的“小叙事”世界。他的历史题材小说创作把小说回归到了文本自身。《夜泊秦淮》系列、《枣树的故事》的创作原则是形式，而不是思想和内容。金复调小说有关叙事结构的利用，使他的作品成了消解传统小说的范本。
其次，他又在痴迷文化的狂欢中走入文化。在叶兆言的作品中，文学开始“淡出”，而文化“凸显”出来了，其小说文本表现的社会生活，很容易提取出诸如历史、伦理、道德、政治、哲学、民族等方面的文化含蕴，大大地扩充了文化思考的视野，呈现出其独特的文化狂欢场面。例如，《枣树的故事》中岫云由尔汉的妻子变成杀夫仇人白脸的姘头，《十字铺》中好友季云和士新与季云未婚妻真珠的婚恋关系的颠倒错位，都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深刻思考。
最后，叶兆言在觅求哲性的深境中走向对话。“复调”叙事的结构多元、“狂欢”文化的内容纷繁，考验着读者的思考能力。然而，狂欢过后的人们更殷切地期盼理性的升华，为了使零散变得集中、使平庸变得深刻，进而提升作品的理性内涵，叶兆言逐渐开始从哲性的深境走向对话，并以此来驾驭自己的作品。例如，《绿色咖啡馆》中叙述者与作品中人物张英的对话，《五月的黄昏》里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对话等。“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③叶兆言打破平面化、平庸化的人文景观，促使读者去做深刻的理性探知，他饱蘸激情的人文诉求，深蕴对话精神的理性话语，勇于与当下文化现实不断展开对话的开放态度，为一度喧嚣的狂欢时代，开了一剂思考的良方。
就这样，叶兆言的创作大致经历了重叙事、重文化、重哲性三个显性过程，在对金复调小说美学的接受中有着重复调、重狂欢、重对话的不同侧重，对金小说美学的中国化做出了不可忽视的努力。
此外，叶兆言对“复调小说”的尝试既有技巧性的因素，又有和汉语小说相交融的意味。汉语文学在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新的外来表达方式和话语方式的吸收逐渐使其走向丰富和成熟，已经有能力构建一套融合意义上的新的文学编码程序，在追求精神理想家园的内容上具有了进入世界的姿态。叶兆言融合西方现代派风格，重新打乱汉语叙事安排的新的叙述方式，符合“寻根”文学后文化理想精神失落的需要，适应中国人变革心态的特点，也是由内容向形式转型的一种探索。
一、“复调”形式的尝试
金的精神跨越时空阻隔同陀氏一起承载思想之舟登陆到中国新时期文论舞台。正如金指出的陀氏作品具有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一样，在20世纪后期多种文化体系与文化观念和谐并存、承认差异性和“语言杂多”(heteroglossia)的价值、与他者积极对话和交流从而充分实现主体建构的时代，他所倡导的文学观念在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奏出了一曲不朽的乐章。
在作品的艺术表现上，叶兆言“复调小说”的尝试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首先，叶兆言在追逐叙事的喧声中走进了文本。在其文本对话中，新的叙事方式既质疑着传统，又消解着政治，同时还倾慕着人性。叶兆言从文学的外部规律转到内部规律的探索拓展了思维的空间，重形式、讲创新的创作原则，把小说从侧重历史、政治的“大
41青年文学家
2009年第14期
三姐戏弄贾琏兄弟的一段，那泼辣、尖刻、痛快的语言，我们在《状元镜》的三姐口中又一次听到了。例如：
“我就是这歪理，你不敢死，就乖乖地活着。既然是属乌龟的，就给我把头缩起来，要不然，时不时的伸一伸，叫我看着恶心……”
第三，比喻的巧妙运用。叶兆言善于用比喻来刻画形象、渲染气氛。他的取譬设喻新奇而别致，人情事物经他的描绘，总是使人产生拍案叫绝的快感。例如：
原谅是一种奢侈品，一种多余的浪费。（《枣树的故事》）名声是断了线的风筝，放出去便收不回来，宽容则是大家都能有的，惠而不费。（《五月的黄昏》）
于是只好结婚，草草地搞个仪式，仓促得就像去赶一场已经开场的电影，又像是无票上车的乘客被逮住了匆匆补票。（《艳歌》）
老伴的嘴就像自来水龙头，轻轻一拧，源源不断的牢骚便会哗哗地淌出来，先是一道溪流，然后流成一条小河，最后就是决堤的洪水泛滥。（《殇逝的英雄》）
将抽象的情感嵌入具有知觉化和形象化的动态过程之中，从而使其具有了某种感性的生动。透过作家沉稳平静的叙述语言，我们感觉到了一种对于人之所以有各式各样的情感状态这一事实本身的嘲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精熟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绝不会产生出这样的修辞效果。叶兆言的妙喻连篇并非信手拈来，而是植根于他深厚的文学素养、敏锐的观察与感悟之中的。
叶兆言小说中的比喻表现出了其特有的个性特征。调侃、幽默，甚至亵渎的意识洋溢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例如：
他们的尸体被堆成一个供上万人吃的大馒头。几具男尸的生殖器坚硬地挺在那，仿佛一门门正欲发射的小钢炮。挤裂的睾丸像散了神的眼珠点缀在表面。（《活证》）
这种近于“黑色幽默”的表达方式，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荒谬绝伦的形象。这种描述所留下的韵味消除了悲喜剧的界线，使得小说在多重的复义中产生更大的潜在功能。作家不动声色，一本正经地把这一切呈献给读者，而读者在领悟了其潜台词完全对立的含义后，禁不住会露出一个苦涩的微笑，在惊讶中开始了对人生和社会病态的深刻思考。
在这种探索中，叶兆言选用多种人称叙述方式，演示着人的话语行为。如：《状元镜》、《半边营》、《追月楼》、《十字铺》、《枣树的故事》等，叶兆言将话语行为的演示看成意义表达的理想方式，按自己的理解分析历史时代的人性，做出或多意的阐释，表达方式上逐渐由单一直线型趋向于复线曲折型。这种话语形式建构了叶兆言专属于自己风格的叙述方式和话语方式，具有其独特的先锋性和实验性。这种多声部的重奏，丰富发展了先锋小说的阵营。
总之，金“复调小说”理论直接而深刻地影响了叶兆言的叙事原则，其表现艺术既与传统话语的人物叙写不同，也与正规叙事理论的权威性形成挑战，他在以自己的尝试迎接对话时代的到来。
二、冷静幽默的语言
作为先锋派代表作家之一，叶兆言在追求小说画面感的同时，充分发挥了语言本身的巨大潜能。他的小说极具特色，那种超然、平静、客观化、将情感降到零度的语言风格已为读者所熟悉。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叶兆言在汉语的词汇、句式、修辞等方面的锤炼密切相关。在词语使用上，叶兆言大量地采用短语连用的形式；在句式运用上，叶兆言借鉴了古典小说的表达手段；在修辞方式上，叶兆言巧妙地使用了比喻。这些手法的恰当运用，使叶兆言小说的语言充溢着冷静幽默的特点。
首先，叶兆言冷静幽默的语言风格表现在短语的连用上。小说在叙事中多连续使用意义相近或相关的四字格短语，这使叶兆言的小说语言不仅色彩浓重，而且节奏工整、语句匀称、琅琅上口、从容不迫。在他的中篇小说《殇逝的英雄》中出现了13处短语连用的句子，而《采红菱》的全文，四字格短语的连用多达28处。例如：
他唯一的对抗就是沉默，正像喋喋不休蛮不讲理是老伴的有力武器一样，死不开口是老人反击的杀手锏。（《殇逝的英雄》）
这实在是一篇臭不可闻糟糕透顶的小说，矫揉造作装腔作势。（《采红菱》）
此外，为了增强文章气势，叶兆言有时还将三个四字格的短语连在一起使用，更加体现了作家冷静从容的语言风格。作者这样调遣词语的好处是：语言工整、节奏明快、气势逼人。例如：
我理直气壮问心无愧稳操胜券，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我自信张英最后会乖乖求我。（《采红菱》）
其次，对古典小说语言风格的借鉴。叶兆言小说模仿古典小说的表达手段，兼具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韵味和作家自身的个性及情感趋向，造成一种幽默的效果，很有中国古典小说语言风格的味道。例如：
亡国人说亡国事，诉亡国恨，共亡国愁。（《追月楼》）
“说事”、“诉恨”、“共愁”，叙事简而有法，有着《春秋》的一字
寓褒贬的语言特点，达到了画龙点睛一展神采的叙述效果。
另外，叶兆言作品的叙述语言还具有宋元话本的味道。这种语言是雅俗共赏的，源出市井，而经过叶兆言的稍事加工，去其粗鄙，而留其风趣，显得生机盎然。例如：
过了三个月，三姐的肚子像座小山似的挺了起来。四个多月，还在屋前屋后悠悠来去的走走。五个月了，便生下一个又白又胖的儿子来。（《状元镜》）
还有，叶兆言小说也明显运用了明清小说的叙述笔法。《状元镜》中三姨太性格和语言的刻画会让人想到《金瓶梅》、《红楼梦》里的众多女性形象，三姨太又叫三姐，与《红楼梦》里的尤三姐重名。事实上，她们之间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尤其是语言，《红楼梦》里尤
参考文献:
[1]1929年，人米哈伊尔·金在《陀斯妥耶夫斯基创作
问题》中提出了陀氏小说的“创作问题”，那就是如今众所周知的“复调小说”，但这个“创作问题”被埋没了三十多年。直到1963年，以《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为题再次出版，才引起人们的关注。金提出：陀氏小说艺术的关键在于作品主人公自我意识的性和对话性，在于主人公与主人公、主人公与作者的平等关系和对话关系。
[2]金：《诗学与访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
页，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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