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韵之离骚
2015级人文学院
201522400606
外汉一班
刘慧敏
浅谈《史记》为什么被称为无韵之离骚
《太史公书》，后世通称《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编写的中国一本纪传体通史。《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第一部，也是最出名的纪传体通史。《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壁”。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对《史记》在史学和文学史上卓越成就的精辟评价。
本文要探讨的问题就是，《史记》为什么被称为“无韵之离骚”？ 《离骚》是诗歌，是有韵的，而《史记》是历史散文，无韵的，诗歌和散文又是文学的两种表达方式。本篇文章从“发愤之作”和“强烈的抒情性”这两个方面做了深入分析。第一，在作者生平上，屈原与司马迁同为“见识之高，遭遇之惨”的悲剧人物，两人有相似的身世，《离骚》和《史记》这两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巨作也都是作者的血泪结晶、发愤之作。第二，这两部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抒情性，《离骚》的抒情性不言而喻，而《史记》虽为纪传体通史，叙事议论之中亦饱含作者深情。
一、“发愤之作”(创作主体)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发愤著书，意旨自激，恨为弄臣，寄心槠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可见鲁迅先生用“无韵之离骚”一语在于突出了《史记》不拘于史法而具有文学的价值。下面就其所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一阐述。
（1）司马迁与屈原
屈原是战国时楚国的宗族.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和政治才能,曾任楚怀王的左徒,三闾大夫等官.由於他强烈反对,黑暗政治,主张联齐抗秦,遭到贵族的仇视和.后因上官大夫靳尚的谗谤,流放汉北.屈原乃作《离骚》,以抒发忧思.顷襄王时,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再度进谗言,屈原被流放江南,徘徊在沅湘一带,作《九歌》,《天问》,《远游》,《九章》诸篇,表明自己心志,想感悟君王,但是顷襄王始终不醒悟.屈原见返朝希望已绝,即投汨罗江而亡.屈原处於战国后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的苦闷时期.屈原生当楚,齐,秦三强对峙之时,於是他的政治生命就随著
楚国的外交而改变,也即随著亲齐与亲秦两派势力的斗争而消长与浮沉.屈原是亲齐派的,而亲秦派大臣有上官大夫靳尚,令尹子兰,以及夫人郑袖等,在秦相张仪以财货贿通之下疏放了屈原,在内忧外患情势下,他的情绪悲愤激烈,最后以生命做谏.而后人对於屈原人格高洁对浊世的不容,评价极高.「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引淮南王安离骚传语),用之称屈原作品外,用之赞其人格之高洁伟大更为妥切.屈原是用生命在写诗的人。
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西元前145年),卒约在武帝末昭帝初(西元前86年).司马谈之子,幼年深受家学道家的影响及传统儒家的薰陶.二十出游,足迹遍中国,采集了大量的遗闻佚事.返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武帝元封二年继父职,任太使令,开始写《史记》.后因替李陵辩护,被汉武帝下狱,处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著书,完成《史记》.《史记》的学术地位及贡献,不管在史学,文化史,文学, 小说戏曲,政治,哲学皆有钜大深远的影响,而后世对《史记》之肯定论述可谓卷帙浩繁了.司马迁一生中,生命受到最大的羞辱及挫折,莫过於为李陵投降案辩护,遭到奇耻大辱的腐刑.他说「: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又说:「祸莫惨於欲利,悲莫痛於伤心,行莫丑於辱先,而诟莫大於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他在「身残处秽」中,孤寂而抑郁,陷於最大的悲愤和奇耻大辱中,不愿自杀,忍辱偷生,为的是他的使命感,那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第二部《春秋》----《史记》.司马迁同样是用生命在写史诗的文人。
司马迁与屈原的秉性是有相似之处的。他们都忠于自己的本真，对理想执着，笃信正义，司马迁可以为未曾谋面的李陵将军对上理论，屈原同样不屑与小人为伍。他们身上所展示的出的个人魅力，也是使他们笔下生花的重要原因。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引刘安《离骚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
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因此，司马迁给予屈原的理解，也同样是和自己切身感受相契合的。司马迁之《史记》有着作者对历史的实录精神加之“发愤以抒情”的真实情感，想必无愧于“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一冠冕！
（2）《史记》与《离骚》的创作动因和创作心境相同
人们普遍认为，屈原与司马迁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与其个人所遭受的厄运分不开的。司马迁自己也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列传》），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人对现实不满，所以有所希翼，现实的残酷和压抑，使人“有志不能骋”，志在于内，情动于中，发而为文为诗。而文学成就的高下虽与苦难的程度相关，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个人理想的高下。屈原屡遭贬谪，濒于绝望，虽志洁行廉而反为累赘，成为不容于世的根源，所以他“忧愁幽思”，口吐华丽篇章。司马迁忠心为主，仗义执言，却被下狱，身受腐刑，于是发愤有为，终能“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和屈原皆曾受过大磨难，同为牢骚忧愤之人，屈原写《离骚》以抒愤懑，司马迁著《史记》寄托忧思，故《史记》便是《离骚》。所说“恨为弄臣”，是说司马迁对于自己所处的“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报任少卿书》)的地位深为不满，“感身世之戮辱”，是说司马迁痛心于自己遭受宫刑的奇耻大辱。司马迁受的宫刑也叫下蚕室。去死和接受宫刑更容易的是什么？是死。于是他自请宫刑以免死。被废了“武功”，决不止于生理的痛楚，也决不在于老婆会和他划清界限或者以此为由找他闹离婚，古代这种被阉割的人，被人所鄙视，为人所不耻，是“无行之人”。 司马迁也是平常人，出狱后和屈原沉江前一般，须发脱落、形容枯槁、精神恍惚。《报任安书》里说是“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且“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由此可想见他身心的痛楚。这
些，都成了司马迁发愤著书，完成《史记》的动因。而屈原“事怀王为左徒”，也属“弄臣”之类；被谗放逐，为抒愤懑，遣牢骚，遂作《离骚》。
司马迁对屈原是有深切的了解的。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写道：“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的人品、遭遇与写作心情，都与屈原相近，他著名的发愤著书说也是直接从屈原等先贤那里体会到的。故此，鲁迅才说《史记》不失为“无韵之《离骚》”。实际上，鲁迅本人也是牢骚忧愤之人，同心相知，他对两千年前屈原和司马迁的心境——牢骚、怨愤与愁思，是相知甚深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将《史记》深刻地解读为“无韵之《离骚》”。
二、“强烈的抒情性”（文本）
《史记》与《离骚》都具有浓郁的抒情性。鲁迅先生曾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其中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史记》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屈原的高尚人格和其《离骚》讽兴当世的力量、爱奇的审美观、浓郁的抒情性也为他所继承发扬，融入《史记》创作中，因而其笔下的人物刻划和论赞中都跳跃着太史公诗人般的激情。如《屈原列传》是一支屈原伟大人格的赞歌，《项羽本纪》是一首充满悲壮叹惋之情的英雄史诗，《伯夷列传》是一首喷发出愤激不平之情的怨刺诗，《魏公子列传》是一首充满崇敬之情的赞美诗……司马迁与屈原一样，以炽热的情感来探求和构筑自己心中的理想，洋溢着浪漫主义情调。
（1）抒发浓郁的怨愤不平之情
作者司马迁景仰屈原的品格，和屈原一样，他遭遇不平，满腔悲愤，因而在记传中倾注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形成了夹叙夹议的独特风格，抒发自己强烈浓厚的情感。在司马迁看来，他与屈原有着类似的遭遇。他侍奉汉武帝，原来也受信任，他自己也“绝宾客之知，
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力”为主上服务。不料在李陵事件上却受到极不公正的惩罚。他和李陵本无交情。李陵被俘投降时，他因李陵平素颇有“国士”之风，又因李陵被俘前，只凭五千人的兵力，就跟匈奴数十万兵力连战十余天，转战千余里，最后才因矢尽道穷，救兵不至被俘，就揣想李陵也许是想暂时保全自己，然后再找机会报答汉朝。加上他又看不惯那满朝文武的丑态，当李陵未被俘以前，看到武帝高兴，就争着奉觞上寿，现在李陵投降，看到武帝恼怒，就又争说李陵的坏说，于是就想为李陵说几句公道话。这一来，就触怒了武帝，被下狱治罪，被处以腐刑。在封建士大夫看来，受腐刑，这是极大的耻辰。他其所以还活着，是因为要完成《史记》这部伟大著作，就如屈原被放流以后，发愤写出《离骚》一样。这就是他要在《屈原列传》中寄托自己政治幽愤的原因。
（2）抒发对生命价值观的理解
无论是生还是死，其实都是生命的形式，两个人对生命价值观的理解是有相似之处的。两个人的生活经历有相似之处，他们都遭遇不平，满腔忧愤，他们都著书立说，表达自己的抑郁忧愤之情，表现自己高洁的品质，高尚的道德情操。屈原用其一生，来饯行自己忠君爱国的诺言；用生命之躯，来维护自己“皓皓之白”而不使自己“蒙世之温蠖”；用“九死犹未悔”的精神，来表明自己对美好理想的不渝追求；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韧劲，来见证自己对真理的不懈求索精神。屈原虽在处境困顿之时，以投江结束生命向混沌的楚君臣。而司马迁在生与死的抉择中，选择的是忍辱负重，保留生命，他认为“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在他的思想里，此时去死，是轻于鸿毛的，他要把未竟之著《史记》完成，让它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只有这样，死后才有意义，才能重于泰山。在《屈原列传》中司马迁对屈原之死，不无惋惜之意，但这并不影响司马迁对屈原精神的推崇和膜拜，也并不影响后人对屈原的崇敬。可以说，他们两人都给后人留下了丰厚而味重的精神大餐。
（3）表达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
司马迁本人耻于“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报任安书》），希望借助于《史记》一书扬名后世，实现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出于此种心态，司马迁对那些在历史上虽有卓越表现终因无人奖掖而难以扬名的布衣平民怀有深切的同情，为他们鸣不平，从而在书中多表达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他在《伯夷列传》中写道: “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司马迁揭露和批判儒墨等学派由于门户之见排斥这些出自平民的侠客。“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司马迁运用对比、衬托手法突出了布衣之侠高贵品质，对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亦表露强烈不满，揭示社会的黑暗与不平。
同样地，我们在《离骚》中可以看到屈原对现实的否定与忧伤。《离骚》侧重诗人对现实的感受，但同时也暴露了现实的黑暗与丑恶。“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无不是对浑浊时世的真实写照。王逸在《楚辞章句序》中有准确说明：“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
（4）表达强烈的斗争精神
《史记》中的人物大多具有悲剧性，但同时又充满反抗性，人物因身处困境而不幸，但又因无畏反抗而豪壮。司马迁的自身经历与人生体验使他能深刻揭示出人物的悲剧性和反抗性，他赋予人物鲜活的生命力，又表达出无畏抗争的精神。就如西楚霸王—项羽，司马迁在书中对他的描写中处处表现他对人生命运的反抗和斗争。年少时他见秦始皇欲取而
代之，表现出强烈的更改轨迹的意愿；而后起兵反秦英勇无比，通过战斗证明自己价值；后自立为王分封诸侯实现年少志向。但在楚汉之争中逐渐失势，最后垓下之围项羽战败其中的反抗尤为突出，他用结束生命的方式来表达人生的遗憾，不屈的抗争。
《离骚》中贯穿不同流合污，与恶势力进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屈原处在混沌的政治环境中，面对各方面的打击，他却百折不挠、斗争到底。“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在服饰上都保持自己的修洁，因此尽管“芳与泽其杂糅兮”，却“唯昭质其犹未亏”，使自己不受污染。诗人反复三次表示要为理想拼死战斗：“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这种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司马迁在《史记》中赞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除抒情之外，《史记》与《离骚》的文学成就相当。《史记》是继《离骚》之后的又一部个体创作的结构宏伟繁复的鸿篇巨制，又一次将文学创作推向了顶峰，与《离骚》一样，超越前人，体现出巨大的创造性。
《楚辞》是战国时楚人屈原等作家的作品。《离骚》是楚辞的代表，关于篇名，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解释为“离忧”。《离骚》在文学方面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多用楚地方言写成。司马迁的《史记》也是如此。他运用时代语言，刻画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生动而简练。《史记》的人物传记有人物形象、有故事情节，简练生动，绘声绘色，一些人物和故事流传至今。司马迁将我国古代散文推向了新的、难以企及的高峰。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归有光等，他们以《史记》为典范，反对具有种种不良倾向的文风，推动他们倡导的古新运动。至于太史公“笔法”、文章的气势、韵味等，更是后代作者揣摩、效法的重点。汉以来的许多作家作品都从《史记》中得到过有益的启发，传记文学乃至小说更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史记》的影响，它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风格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
《史记》是在当时条件一部比较尊重历史的史书。汉代史学家班固指责司马迁的《史记》，“是非颇缪（谬）圣人”，也就是说《史记》中所反映出的史学观点，常常与儒家的封建正统思想相违背。其实，正因为司马迁不囿于圣人是非，十分尊重历史事实，所以在评价人物、论断史事方面比较高明，为其他封建史家所不及。比如，他充分肯定了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农民的领袖陈胜、吴广，把陈胜写入世家。又如项羽，虽然他最终兵败身亡，并没有建国称帝，但是在秦、汉之际约有四五年的时间里，“政由羽出”，他的实际地位相当于皇帝。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从历史实际出发，专为他列了《项羽本纪》。至于社会的其他阶层中，那些在国家危险时挺身而出的人物，那些不畏强暴、为维护国家尊严而视死如归的人物，虽然他们社会地位很低，司马迁照样为他们立传。司马迁不对一些统治者的昏庸暴虐，大胆圆心揭露和鞭挞学习《史记》不仅让懂得历史，明白事理；而且横溢的文才足以让你终身受用。
最后，“无韵之《离骚》”之“无韵”又强调了两者的差别。我想鲁迅先生在这里所说的“无韵”应该不止于两者文体方面的差别，还应包括两者在表现手法方面的不同。我们知道《离骚》虽然带有自叙传的特点，但它从文体学意义上说是一首抒情诗，用诗的语言形式来抒发情感，抒情的手法更为灵活多变，而《史记》则首先是历史著作，然后才是文学作品，所以它要受到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局限，须在实录或叙事的基础上，抒发自己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