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中的文化障碍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土壤。语言可以突破时空承载丰富多彩的文化信息，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桥梁。翻译的文化属性重传承，它要求译作不仅能最大限度保持原文的语言特色，而且能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蕴涵的文化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双语之间的翻译就是文化的翻译。由于不同民族的文化具有广泛的共性及相互渗透性，因此源语文本所携载的文化信息在语符转换的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可以在目的语中找到契合对应或平行对应。但是，必须看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是相对的，有限的；个性和差别是绝对的，深刻的。在语际转换过程中，文化的可译性是相对的，表现在语言各层次中语符信息转换通道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阻塞，即文化障碍。
翻译从一开始就和文化密不可分，翻译活动通过语言和文字向外传播本民族的文化并引进异域的文化，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可以说，如果缺少了翻译活动，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谈翻译就不可避免的要谈到文化。
古往今来，人们对文化的定义可以说是形形色色。英国“人类学家之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做了如下阐释：“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则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对文化进行了定义。广义的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指的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还有的观点认为，所谓文化，就是某一社会在某一时期的所有产物，包括风俗、信仰、艺术、音乐和其他所有的人类思维产品，例如古希腊文化、古埃及文化等。正如王克非先生所说，无论怎样定义，归根结底，“文化是理性人类创造的物质价值精神总和，具有时间、空间意义，这个最根本的特性应是趋同的认识。”
关于异化和归化：文化的多样性使人类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但是也给交流带来了障碍。在翻译活动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那些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差异较大的文本，如何将源语中的文化意义最大程度地用目的语保留并呈现出来，一直是翻译界中争论的焦点。根据译者选择的文化立场点，一般来说可以分成“异化”和“归化”两种理论。所谓“异化”就是主张译文应以源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保持原文的“原汁原味”。美国解构主义翻译家韦努蒂(Venuti)是异化理论的代表人物，他说：“反对英美传统的归化，主张异化的翻译，是要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郭建中 1999：192-193)“异化派”认为译文应该“忠实”原文，应该反映出源语的民族文化特点，因为向译文读者介绍异国文化、传播文明成果是翻译活动重要任务，此外，还要相信译文读者有充分的想象力和足够的智力，能够理解源语中与之不同的文化。如今，随着全球化的趋势，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和联系愈来愈多，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多，人们对异国文化有了更多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因此有人提出翻译中的“异化”原则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与“异化派”的观点正好相反，“归化派”则坚持译文应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用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形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美国翻译家奈达(Nida)是“归化”理论的推崇者，他提出了“功能对等”和“读者反映论”的观点。“归化派”认为，不应该将源语中的语言体系和文化现象强加在译文读者身上;文化差异必然带来交流和理解上的障碍，既然翻译的主要任务是文化交流和传播，就应该避免文化障碍，而“异化”则不可避免地带来这种障碍;对译文读者的想象力和智力也不应该有过高要求，而是应该将源语以最贴近目的语的形式呈现给译文读者，使之理解起来更容易。在中国也曾经因为译文的“信”和“顺”两大原则孰轻孰重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还有一种看法，就是在翻译中将“异化法”和“归化法”结合起来使用，不偏废任何一个。钱钟书提出翻译时“不因为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还要“完全保
存原作的风味”。鲁迅也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实践也证明只有将这种两者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做好翻译工作。
唐诗英译中的文化障碍及处理，唐朝是古代中国的一个鼎盛时期，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上的繁荣，涌现了许多伟大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等，创作出了大批优秀的诗歌作品。唐诗是我过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是中华文明的精华之一，因此吸引了许多中外的翻译家将其翻译出版，向世界人民介绍这一辉煌的艺术成果，国外如Herbert A.Giles、W .J .B.Fletcher等，国内如翁显良、许渊冲等，都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许多语言学家在谈到语言时都不可避免的论及文化。那么什么是文化？为什么语言与文化总是难解难分？
根据《辞海》的解释，文化“从广义上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
由此可见，文化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而“语言是在人类形成的过程中同步出现的，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语言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主要条件”；语言使人类表达内心思想，进行日常交际，组织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成为现实。所以，有了语言，就有了社会，同时也就有了文化的记载和传播。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借助于语言承传，语言是人类文化的镜像折射。
二、对翻译的界定
提到“翻译”二字，人们首先会想到“译即易，谓易换言语使相解也”，即两种不同语言（通常被翻译的语言称为源语言或译出语，而翻译之后的语言称为目标语言或译入语）之间词汇与词汇或句子与句子相互对应的一种转换，尽管有时可能会出现词序或句序（涉及语篇层面，这里主要讨论句子及句子以下层面上的翻译）的不一致，但基本上是符合一一对应的原则的。
针对这一点，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这说明翻译是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结合文化背景而进行的一种活动。
对“翻译”的理解，法国解构主义学者德里达、福柯和罗兰·巴特曾把翻译的本质问题视为哲学的中心问题。德里达就指出，不同的语言在意义、句法和语音上的差异，构成各种不同的表意方式，而翻译就是在„同‟与„异‟的纠结之中正确地表现„异‟。他们认为，翻译实质上是原作文本的再生，是在传达原作内容基础上使原作得以生存的手段，是人们真正认识不同语言之间差异和不同语言的特定的表达方式的媒介。
就目前而言，郭建中教授说“最近二十多年来，翻译研究中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是翻译理论深深地打上了交际理论的烙印；二是从重视语言的转换转向更重视文化的转换。这两种倾向的结合，就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翻译已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
因此，与其说翻译是对不同语言的易换，不如说是以语言转换为基础，但不单纯是围绕语言符号本身，而是主要围绕语言所蕴含的意义，即语言所代表的文化的交互传递与影响。
三、翻译中存在的文化交流障碍
不同民族由于存在着方方面面的差异，如思维模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在进行思想文化交流时必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交流障碍。作为思想文化交流手段之一的翻译，在易换语言，传播信息和文化的过程中自然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同样地问题。造成翻译中思想文化交流障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思维模式的差异、语言的差异、文化差异、翻译方法的使用不当。
（一）思维差异
思维方式是精神产品的生产方式，是主体在反映客体的思维过程中，定型化了的思维形式、思维方法和思维程序的有机综合。它主要由知识、观念、方法、智力、情感、意志、语言、习惯等要素组成。正是这些要素各自的特征与结构，规定着思维方式的性质、类型和特征，产生思维方式的差异。
以中国与讲英语国家为例来具体看看他们的思维模式的差异及其对文化交流的影响。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大特点就是有机整体性，比如“万物一体”、“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人间秩序与宇宙秩序是不可分割、互相影响、互相依存的有机整体；同时中国传统思维由于注重实践经验，注重整体思维，常会通过知觉从总体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事物，这就是所谓的直觉性思维。西方国家与中国恰恰相反，他们一开始就比较重视自然科学的发展，因而形成了分析和逻辑推理的思维模式。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必然产生不同的精神产品，比如中国的各种书法书写体、绘画等，它们本身所蕴含的精髓就已经达到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程度，更不用说翻译成另一种从未触及过它们的语言了。
“萨莫瓦曾援引过这样的例子：树枝因积雪过多而折断，美国人认为其原因是„The
limb was weak‟，而某些东方人则认为是„The limb was strong‟。西方人认为树枝缺乏支撑积雪重量的刚性；而东方人认为树枝太强，不易弯曲，缺乏柔性，致使雪越积越多，最终树枝被折断，这便是所说的以柔克刚。这一强一弱的观念转换往往会成为翻译的陷阱”。
（二）语言差异
翻译中的语言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问题。语言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语义、修辞等方面；译者如果对上述某一或某几方面缺乏认识和精通，翻译中都会造成信息传递的失败，进而形成文化交流的障碍。比如，英语love with my heart（用我的心爱你），和中文差不多，可其它语言有不同的说法：love with my liver，love with my stomach，如果只按字面分别译成“用我的肝脏爱你”，“用我的胃爱你”，就会让译文读者不知所云，最终影响交际效果。
（三）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是翻译中影响文化交流最大的障碍。语言、文化、翻译三位一体，因此翻译中不可避免地处处渗透着文化的影子。而文化是不同民族在特殊历史地理环境里的独特创造，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因而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容译者忽视。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人类行为研究的范畴，“人类交际受情境的制约，而情境又根植于文化习惯”，翻译必然受译出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的制约。如果译者在进行作品的译介时不能妥当地处理其中所蕴含地文化内容，协调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势必会造成翻译中“文化真空”现象，从而既影响翻译作品的文学效果，又影响译作传递文化的功效。
（四）翻译手段运用不当
翻译手段使用不当和“文化差异”有很大关系。在对待如何处理翻译中文化差异的问题上，翻译界一般有两种对立的意见，“即所谓„异化‟与„归化‟。前者主张译文应以源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后者则认为译文应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就翻译中涉及的文化转换而言，可分为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和以目标语文化为归宿这两种原则和方法”。在翻译中如果对“异化”、“归化”选择不当，就会造成文化信息流失。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对我国的四字成语典故“东施效颦”的翻译，简单采用“异化”手段而译成\"Dongshi imitates Xishi\"，原文的含义未译出，还会让译语读者一头雾水：东施是谁.
文化障碍的分类和表现语言中所渗透的文化信息是一个十分庞大而又相互交织相互联系的多元素集合即文化语境。它包括：（ 1）源语民族意识形态方面的信息，反映该民族的哲学观、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宗教信仰和宗法制度、伦理观念以及别具民族特色的思维方式。如：“天诛地灭”反映我国古代天道观的权威性，而“ 原罪”则反映欧洲教信仰和宿命论世界观。（ 2 ）源语民族的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如东西方的不同称呼文化、饮食文化、服饰以及体语等具有社会属性的文化信息。如“双喜临门”、“王老”、“饱餐一顿”等。反映民族地理环境生态、气候等与特定地域相联系的文化信息。如“泰山北斗”、“付诸东流”就带有强烈的中华民族地域色彩。此外，文化语境还包括不同文字。系统（如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的内在规律性所诱发的不同的联想意义和象征意义以及不同源语群体所熟识的各自的物质经济生活内容等。由于源语读者群体意识中所具备的足够“文本外预设”，即文化意识在目的语读者群体中普遍缺失，那么由此导致信息缺损是完全可能的。如果不能充分注意到语符转换前后所蕴涵的文化内涵，则可能导致目的语读者产生文化休克。因而由于文化障碍产生的可译性问题就成为翻译学家长期争论且最忌简单处理的
因素，具体表现在（ 1 ）源语和目的语所指相同的语符是否有不同的交际价值（包括语场、语式、语旨等）。譬如，“泰山北斗”，“carry the proverbial coals to newcastal\"前者是对德高望重的尊称，而后者只承载相应的概念意义却不承载这一文化信息。（ 2）指涉的语用价值不同。针对文化障碍的翻译方法文化障碍是翻译过程中难以逾越的障碍，如何克服或越过这种障碍是问题的关键。翻译是文化的交流，这是一种克服语言障碍的应变对策。一方面因为在目的语中无法找到对应的文化信息、形象比喻、典故等，另一方面是为了追求译文的简洁明快而不得已采用的一种译法，但似比“硬”译更胜一筹。例如：自幼来自农村且深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陶冶的我，是断然不肯将吃剩的菜倒掉的，于是节后天天吃剩菜。这句话引用了唐朝诗人李绅的名篇《悯农》的后两句。其中所蕴涵的文化渊源是不为目的语读者所理解知晓的，为使译文紧凑只好“淡化”。
翻译是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与文化密不可分。文化缺省与文化空缺、跨文化语用失误与文化负迁移均会导致翻译中的文化障碍。翻译中的文化障碍是影响翻译质量的关键因素,译者应能在翻译中成功跨越文化障碍,实现高质量的跨文化交流。翻译和语言中文化因素日趋密切的关系,表明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克服文化障碍,尽力找到最为合适、贴切的对称语,以填补语意空白.因此,一个成功的翻译必须熟知自己的文化并对对象语所在的历史文化有深刻的了解,从而构建起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