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锁记》中曹七巧的悲剧形象
刘果
张爱玲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富有传奇色彩的著名女作家，在她的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了许多有着种种人生悲剧命运的女性文学形象，反映着封建残余思想泛滥的年代中人们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在她的众多女性女性文学作品中，《金锁记》是张爱玲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最能反映女性悲剧命运的典型的。夏志清称赞它为1“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顺着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隧道回望，曹七巧的悲剧形象依然鲜明生动，血肉丰满，具有怪而不诞的生命力。张爱玲以其特有的苍凉笔法，及一种近乎冰冷的语调，展现了曹七巧如何从一个单纯要强的年轻姑娘演变成带着黄金枷锁舞蹈的女疯子，客观地剖析曹七巧灵魂蜕变的过程，以及黄金枷锁对人类灵魂的腐蚀与束缚。本文将从当时的社会环境，主人公自身的性格特点以及心理特征三个方面来深入剖析曹七巧的悲剧形象。我们将从《金锁记》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七巧这类女性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悲剧。
一、悲剧的种子
张爱玲1921年9月30日出生于上海一个公共租界的公馆中，饱受末世的和阴冷气息的浸染，让人觉得压抑窒息。在这遍布着陷阱与冷漠的世俗世界中，人性被剥落和扭曲，女性生存的悲剧形态与悲凉意味显得尤为突出。张爱玲以其冷静而理性的目光深切地注视着她笔下女性的生存状态，《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形象构造也来源于其对母亲的一种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致使张爱玲对人性，对爱的否定，成为她塑造曹七巧这一形象的心理感情基础，于是这才有了显示了旧中国女性最惨烈的人格破碎的典型形象——曹七巧。
《金锁记》中的女主人公曹七巧生活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社会处于转折时期。每个时代的思想观念, 在其产生之时自然具有其产生、存在的合理性与进步性,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一旦被统治阶级作为驯化和束缚人民的工具后,就必将走向僵化和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统治需要,一步步按照自身的意愿去修补它、完善它,而结局越完善、 越充分, 就越远离人性和人情, 当其阻碍社会发展时就越难以打破它、扫除它。小说中的时代背景是，封建制度在当时虽然已经解体，但封建思想文化、道德和礼教对人们的荼毒仍然根深蒂固。女性的意识在当时还没有完全觉醒，对于男性的依赖使其备受压迫而不自知。未嫁之前，年轻的七巧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十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手腕，上街买菜去。”如果不嫁入姜家，她的未来有多种可能。“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 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也许只是喜欢和她开开玩笑。然而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就七巧个人而言，她或许更愿意选择后者，但她无法选择命运。而把她推入姜家这个罪恶深渊的正是她的哥哥曹大年。在旧社会中“长兄如父”，七巧根本没有反抗的权利，被卖进姜家，嫁给了有软骨病的二少爷。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让出身低微的七巧在姜家没有丝毫的人格尊严。从一而终的封建家庭文化抹杀了七巧纯良的天性，使其心理严重失衡，造成了她性格及心理的变态。七巧最终演变成了封建文化的帮凶，扼杀了自己子女的幸福，甚至是生命。七巧其实是把自己祭奠给了一个象征男权中心文化的社会，这充分显示了封建文化对人性及生命的强烈摧残。
从表面上看，曹七巧的悲剧是由她不幸的门第婚姻造成的，是金钱物质的诱惑使她走上了自我毁灭，和毁灭他人的路。但是从社会现实看，却是黄金枷锁和封建枷锁腐蚀了人们的灵魂。背负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包袱,面对朝不保夕的动荡时局, 一边是饥寒交迫, 一边是锦衣玉食, 上有父兄命令, 旁有媒妁之言, 曹七巧是不自觉地戴上了这黄金的枷锁! 尽管身后有肉店伙计朝禄的打情骂俏, 但曹七巧首先是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人, 然后才是憧憬幸福温情的女人。她不可能摆脱掉封建意识的桎梏和社会现实的压迫,与最起码的温饱相比, 人的尊严和权力在求取存活中似乎显得微不足道。当时封建的社会背景与浓厚的礼教气息迫使着每个凡俗之人都带着黄金的枷锁, 都带着心灵的枷锁。
二、悲剧的性格
曹七巧粗暴、凶悍、乖戾、尖刻、疯狂。但是,这悲凉的疯狂背后又夹杂着令人心生悲悯的可怜之处, 如若不是那样, 这一人物形象就不会有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
首先，曹七巧的出身使她理所当然成为一个个性粗暴、言语粗俗、内心自卑的女人。曹七巧出生低下，她没有受过良好的教养，是麻油铺一个卖麻油的姑娘。姜家的下人都懂得“龙生龙，凤生凤，这话是有的”，她是“站惯了柜台，见多识广的”。
其次，曹七巧对金钱、地位的追求，使她的人格一步步扭曲、异化。七巧是她所处的那个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可是更重要的,她也是她自己各种巴望、考虑、情感的奴隶在曹七巧的性格中，其实还潜藏着这种人性的危险欲望。很多人认为，曹七巧的最初嫁入姜家完全是由于她哥哥的利益熏心，将七巧逼入龙潭虎穴的，但是事实并不完全是如此。曹七巧的哥哥尽管在这桩婚姻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曹七巧本身的性格和欲望才是关键原因。曹七巧能干泼辣，做事雷厉风行，另外曹七巧又是一个心气极高，不愿受人摆布的姑娘。所以她必然是有着极为强烈的主见。而哥哥曹大年，在原著中可以看出，是一个比较无用的人。如果仅凭曹大年的独断专行，是不能将她强迫嫁给一个姜家二少爷的。曹七巧是一个市民阶层的小店主的女儿，必然也是沾有小市民的种种习气，面对现实生活，她知道金钱对于她和家人的重要性。对于金钱，她也是有着占有的欲望的。因此，不能说曹大年是将曹七巧推入这万劫不复的深渊的唯一的人，曹七巧本身的性格对此也是有一定责任的，她因自己对金钱的欲望，将自己推进万丈深渊的。
对于金钱的欲望导致了她命运悲剧的开始，在此后的一生中，七巧无时无刻不被这欲望的枷锁所困扰，她在姜家所有的忍耐，就是为了等待金钱分到她手中的那一刻，因此她尽管极其厌恶，却依旧必须小心地保护好她姜家二太太的身份。如果曹七巧只是一个身份低贱的姨太太,她也不至于有太多的非分之想,她的正常欲望也不会压抑得这样厉害,或者她忍受不了寂寞可以红杏出墙,甚至逃离这个人间地狱。可是曹七巧的命运不是这样，出于实际情况——二少爷残疾不可能再娶正头太太, 姜
家老太太才决定将其“聘为正头奶奶”, 教她“死心塌地的服侍二少爷”。因为本质只是个“姨奶奶”,再加之丈夫的, 使得原本身份低贱，没有丰厚的经济支撑的七巧, 在姜家更得不到“正头奶奶”应有的地位, 处处被人瞧不起, 就连伺候她的丫环“小双”都敢轻视她, 七巧“自己也知道这屋子里的人都瞧不起她”。这就使她对所有的人都心怀戒备, 偏激多疑, 无致使自己陷入了自卑、多疑、抑郁的泥沼中无法自拔。这使她对于金钱的继承产生了期望也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她深深地体会到金钱是除家势、权力、能力外最能代表一个人地位的东西。而她也只能靠掌握金钱来抬高、稳固自己的地位, 来掌控他人的命运。小说在写到分家的时候，写道：“今天是她嫁到姜家来之后一切幻想的集中点。这些年了，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可是连金子的边都啃不到，这以后就不同了。” 她这种对金钱的执著，养成了她多疑、理智、敏感的个性，也使她变得更加粗暴、凶悍、专横、刻薄、乖戾。
再次，曹七巧是具有真性情的。她的疯狂怪诞也正是源于这个真性情。而曹七巧性格中的真实偏偏都是与空虚相对的: 她对季泽的一片真情,给了她无尽的痛楚。“多少回了, 为了要按捺她自己, 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然而, 季泽却是一味荒唐, 天天往外跑, 把公帐上的钱拿出去花, 眼睛里却永远是那种 “潇洒的不耐烦”, 淡淡的,没有表情，让人猜不透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傅雷先生曾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中说:2 “人类最大的悲剧往往是内在的外来苦难。”曹七巧的悲剧形象多少是对扭曲人类灵魂的金钱欲和情欲的魔障的控诉。她的疯狂是一种对内心不甘的发泄和报复, 是一种潜意识的自我麻痹。她“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七巧的不幸主要缘于她的性格，她独特的个性贴近现实，引起那一整个时代的共鸣：多少人饱受着金钱欲与情欲的折磨而成为扼杀他人的帮凶！即使历史的车轮转到了高度物质文明的今天, 这样的故事也在延续上演。正如小说结尾所说: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了, 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 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完不了。”
三、悲剧的心理
《金锁记》的成功之处是对主人公曹七巧变态心理的刻画。在《金锁记》中，从故事发展的脉
络和始终我们可以看到七巧的心理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自身对感情的需求。说到情感，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人与人之间的关心，爱护，同情，信任等，但在这些温情里也夹杂着带有否定性的妒忌，厌恶，仇视，和排斥等。错配的婚姻是其情感悲剧的源头，曹七巧本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姑娘，她健康快乐。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她本应配个与她同等地位的男人，但是，命运却让她嫁给了姜公馆病痨的二少爷，成为了一个名门望族的少奶奶。从此，她脱离了贫穷，却跳入了火坑。 姜家的那个深宅大院就像一个无边无际的幽深黑洞，人一进去就被吞噬。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丈夫，是一个生着骨痨病的男人，终日躺在床上，“你碰过他的肉没有？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了麻。”残废的丈夫，压抑的环境，除了孤单和苦闷之外，什么都不能给她。她的烦闷与哀怨，没有人能理解，没有人能理解和分担。这场一开始就建立在不平等的关系地位上的婚姻注定了曹七巧的悲剧人生，再加上小说中的七巧在姜家地位低下，处处遭人排挤和厌恶，每天过着争夺利益，钩心斗角的日子，一步一步迫使同她偏离正常的轨道，以至于不断破坏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其实她的破坏恰恰是强烈地凸现出其内心对同情，关心这类情感的渴盼。曹七巧作为姜家的二少奶奶, 在姜家这个有限闭塞的狭小空间里, 姜家三少爷姜季泽是她爱情欲望的寄托，使她对姜季泽怀有一种非同一般的向往。美国心理学家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所提出3“基本需求层次理论”。马斯洛认为，人类的需要是分层次的，由高到低。第一层次是生理需要——人类最原始、最基本、最强烈、最底层的需要。尽管封建礼法的力量严防死守,但到底敌不过人类的本能欲望。”性需要是人的动物性本能，人的许多的精神现象的原因都归结于性。曹七巧作为一个普通女人 ,长期的性压抑让她不堪忍受。“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情欲在她心中偏偏来得嚣张。已经把一种情欲压倒了，缠死心地来服侍病人，偏偏那情欲死灰复燃，要求它的那份权利。”七巧守着一个残废的丈夫，渴望快乐，却得不到，只能苦苦煎熬。所以，她喜欢上了季泽，甚至是不顾一切，不计后果。当她向主动向姜季泽示爱遭到拒绝，再到十年之后，姜家分家，姜季泽回来勾引她，企图骗取她的钱财，七巧内心的情感和归属的需求无疑被再次无情摧毁。在对姜季泽的这段感情中，七巧自始至终是处于憧憬希冀和失望幻灭的矛盾心理之中，“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什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
她明知道要想得到他就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现在的她做不到，面对冷酷的现实，为了安身立命，保住自己财产的安全，她不得不与姜季泽彻底决裂。当酸梅汤溅湿他长衫的那一刻，她心如死灰，那些年的感情就像被埋进了坟墓，再也没有了。七巧表面泼辣强悍，对人极端不信任，但是，骨子里却也是向往这幸福的，可残忍的现实却无法满足她，一次又一次地将她逼向死角。
其次，作为一个普通女人，由于自己长期的性压抑，致使她产生了对儿子的畸形之恋。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佛洛伊德根据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中主人公俄狄浦斯的故事，发明了“俄狄浦斯情结”这一术语。俄狄浦斯情结又被称作“恋母情结”。根据佛洛伊德的论述，如果母亲唯一的精神依托是儿子，在某种程度上她会把儿子幻化成丈夫的角色这种心理称为“恋子情结”，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一种变体形式。在《金锁记》中，长白对七巧来说，不单是儿子，更重要的是他是个男人。丈夫的病态，季泽的绝情，这些年来，她脆薄的生命里只剩下这一个男人了。为了把儿子留在身边，她匆匆给儿子娶了亲，但儿子的婚姻对曹七巧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嘲讽，她自己不幸福，因此也开始嫉妒并干涉儿子的幸福，她愤怒嫉恨儿子和媳妇的亲热，因此恶言侮辱媳妇，使得亲家母颜面扫地，媳妇怅然神伤，内心屈辱。除此之外，她还叫儿子整夜帮她烧烟，让年轻的媳妇独守空房。在七巧变态人性的摧残下，长白完全丧失一个男人该有的阳刚之气，变得怪诞，冷漠，残忍，最终儿媳芝寿被七巧折磨至死，而后扶正的绢姑娘不到一年就吞生鸦片自杀了。所有这些悲剧的祸根就是心理变态有着恋子情结的七巧。
除了“恋子”毁灭了儿子的幸福以外，她还嫉恨自己的女儿，扼杀女儿的婚姻。这是为什么呢？七巧在小说中是这样回答的：“那还有个为什么? 男人的心,说声变, 就变了,我就只这一个女儿,可不能糊里糊涂断送了她的终身, 我自己是吃过媒人的苦的。七巧没有过美满婚姻 ,也不相信儿女会有。曹七巧对女儿长安的控制和虐待首先就表现在，女儿十三四的时候就给她裹脚，控制女儿的身体发育来满足自己的扭曲的控制欲和统治欲，除此之外，还让女儿也去亲历自己曾遭受过的困苦来求得心灵的快慰。长安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也有人来替她做媒 ,若是家境推板一点的 ,七巧总疑心人家是贪她们的钱。若是那有财有势的 ,对方却又不十分热心…… 她母亲出身既低,又有个不贤惠的名声……一年一年耽搁了下来 ”。当看到长安与童世舫自由美满的爱情之后,七巧心灵的天平便失衡了。
她这样羞辱女儿“你有哪一点叫人看得上眼: ? 趁早别自骗自了! 姓童的还不是看上了姜家的门第 !” 对于长安, 七巧除了辱骂之外, 还造谣诬蔑, 以制服长安, 使她主动提出退婚。在请童世舫吃饭的时候，一番别有用心的话彻底断送了女儿的幸福。
母爱在张爱玲的笔下被扭曲异化，那么的不和谐，不阳光，又是那么的千疮百孔。作为母亲的七巧让我们慨叹：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允许她再嫁，而她的老公瘫痪在床，跟死了差不多，作为一个女人，七巧各个方面的需求都无法满足，在她的内心积淀的那份委屈和耻辱，孤独的寂寞感和缺失的安全感，以及那份想忘却忘不了的季泽的情义无时无刻不如同鬼影一般折磨着她。于是，就演绎出了《金锁记》里的那份恐怖的母爱，渗透着冷如骨髓的凛冽寒意，满布潮湿阴冷。这份畸形沉重的母爱寄托了七巧一生没有来得及完成的愿望——一份完整的婚姻,只因她受的伤害太大以至于使自己精神和心理扭曲。她在自己神经质的理性中越走越远, 把自己变成悲剧人物, 也让别人也成为她悲剧人生下的祭品。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面对残酷冰冷的现实 ,七巧并非一味承受忍让，她也选择了“抗争”，但是结果却并非我们所期望那样幸福美满，最终还是酿成了这极端的悲剧。抵抗一个时代的压迫和残害 ,那个黑暗的社会,彻底毁掉了曹七巧的一生。曹七巧在不满的现实面前，徒劳倔强地反抗。这也是整部作品都有一种悲凉色彩的主要原因。
对于曹七巧的悲剧人生 ,让我想到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曹七巧是平凡人物中的异类，她不是彻底的反抗者，也不是完全的屈服者，但她一样被无可奈何的卷入了命运和时代的洪流中，无法左右环境，更无从把握自己只能顺着悲剧式的命运而沉沦，独自走向苍凉的境地。曹七巧身上那层悲凉的冷色调，正是张爱玲自身心灵的一种痛苦体验的过滤，也更是那一整个时代的关于女性悲剧命运的哀歌。
余斌先生在《张爱玲传》中曾经说到4“每个人都有情欲，悲剧的因素不仅存在于外界的威胁，
更在于人的本性之中，因此悲剧不是人们可能会遇到的偶然，而是人人必将面临的必然。情欲与生命相始终，悲剧因此无休止，不断袭来，一步一步将引入更加悲惨的境地”。 曹七巧作为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嫁到名门望族, 被黄金的枷锁磨灭掉了人性, 成为封建家族的牺牲品, 她那被欲望腐蚀的人性, 达到了恐怖的程度。张爱玲认为人性是盲目而罪恶的, 生活即是痛苦, 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而这种悲剧带着生命无可更改的残缺, 带着历史痕迹, 性格缺陷,和命运的不公。旧社会女性的悲剧, 人生的悲剧在曹七巧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七巧的悲剧不仅是社会环境孕育栽培出来的，更重要的是她自己堕落成为了自己欲望的奴仆。
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不得不佩服张爱玲深刻洞察时代、塑造典型人物、 反映特定历史时段人性的能力。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第十五章中这样写张爱玲:5“她在情感上握住了中国历史上那一个时代 ,她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情风俗的正确的了解,不单是自然主义客观描写的成功；她于认识之外,更有强烈的情感——她感觉到那个时代的可爱与可怕。”因为有了张爱玲 ,我们才有认识到曹七巧这一悲剧形象的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