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京派”“海派”之争
“京派”是指新文学中心南移到上海以后，30年代继续活跃在京、津等地的作家群所形成的一个特定的文学流派，是强调宽大、强调审美、强调民族文化精神重造的纯文学流派。京派小说大都疏离政治，与政治斗争保持一定的距离，但看重人生，关注平民性，追求静穆的艺术境界。
京派把人生看得大于时代，把时代称作狭义的人生，他们避开时代生活激流面前文学的政治选择，转而采用观照理想人生的文化选择，使得他们的缺乏政治批判力的小说，具备了文化批判的一定深度。如京派小说针对现代道德沦丧而发的对传统道德、民间道德的呼唤，以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为标准，对农村、市井、知识阶层生活进行的厘定，就充满了博大的文化审视态度。京派小说普遍富有平民性，他们对普通乡民、市民的平凡生活方式表现出特有的关注，对俗人俗物表现出特有的热爱与亲近。然地染上了保守的色调。
海派是指区分于鸳鸯蝴蝶派的拥有“现代质”的海派，是指站在现代都市文明和商业文化的立场上来打量上海，用现代上海人的口气讲述上海故事的文学流派。 初期海派小说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世俗化、商品化倾向。初期海派小说注重商业化，以赚钱为目的。他们往往以迎合市民的口味而拉开与反映现实生活的主流文学的距离，单纯地描写市民的衣食住行，平庸世俗。第二，性爱小说成为初期海派作家的主要创作倾向。海派作家的性爱小说，有反映现代青年婚恋的一面，表现了他们对爱情的追求，不乏民主精神。但他们更多的情爱小说格调不高，往往在他们所追求的爱情幸福之中，夹杂着旧的贞操观念及卑琐的占有欲等陈腐意识，有的甚至粗制滥造，低级庸俗。第三，注重小说形式的创新。初期海派作家能够熟练地运用晓畅流利的白话语言，注重性心理的描写，有的还尝试运用心理分析手法，变换叙事切入的角度，这都表现出初期海派作家的探索精神和先锋性。它为第二代海派作家的登场准备了条件。
新感觉派在第二代海派时期，上接20年代末张资平、叶灵凤等的性爱小说的余绪，下连40年代以张爱玲为代表的都市传奇，是海派承上启下极为重要的阶段。
吴卫萍
一、 京派与海派之争。
1933年10月18日，沈从文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发表《文学者的态度》，对京、海两地许多作家以“玩票白相”的态度对待文学的风气提出批评。1933年12月，苏汶在《现代》杂志发表《文人在上海》，就沈从文对于上海文人的观点进行辩驳。沈从文对苏汶的回应则是其在1934年1月10日发表的颇具“檄文”味道的《论“海派”》。该文将“海派”定义为“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的结合。1934年2月21日又发表了《关于“海派”》。这些文章在当时文坛引起强烈反响，胡风、徐懋庸、曹聚仁、姚雪垠、祝秀侠等作家纷纷撰文参与论争，“京派”与“海派”问题遂成为1933年末、1934年初文化界最热门的话题。鲁迅除在1934年2月连续以栾廷石为名发表《“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等两篇文章外，亦在1935年5月发表了《“京派”和“海派”》一文，根据南北文坛的新动向，指出“京派”和“海派”走向合流的趋向。
真正涉及这场论争的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关于“海派”》①和苏汶的《文人在上海》②这四篇文章。鲁迅后来发表
的文章有对两方观点评价和总结的味道。鲁迅的文章发表后，左翼作家纷纷出来批判，“京派”和“海派”之争也从文学争论变成了与政治“帮闲”有关的社会论争了。自然，“京派”与“海派”之争至此也就结束了。
二、 谈谈沈从文的文章。
《文学者的态度》。这篇文章作者以家中“经营厨房的大司务老景”作比，认为文学应当有一种诚实的态度。作者从一系列事实得出：“过去观念与时代习气皆使从事文学者如票友与白相人。”当时的文坛是“一群玩票白相文学作家支持着的文坛”。（玩票：旧指业余演戏 白相：方言，游戏、玩耍 白相人：方言，无业游民、流氓）。接着把这些人分为三类：“要成功”的人，“自以为成功”的人，“设计成功”的人。而“想从这三类作家希望什么纪念碑的作品，真是一种如何愚妄的期待！”
文章中，作者没有明确地说“玩票白相”文人就是“海派”。不过还是很快就得到了回应就是苏汶的《文人在上海》。苏汶的文章认为“海派”文学之所以有这样的毛病是因为他们要为生计奔波，不像“京派”文人有、院校支持。摆出哀兵的
姿态。且故意吧“海派”作家认为是生活在上海的作家。（沈从文的文章并没有把两者直接对等，认为北京的一些作家也有这种风气。） 《论“海派”》。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海派”作了明确的定义：“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的结合。且引申为“投机取巧”、“见风使舵”。 “一个社会虽照例必有这种无聊人与这种下流风气存在，但这种人所造成的风气，是应当为多数人所深恶痛恨，不能容忍它的存在，方是正当道理的。”认为应当严肃地批判这种文学。同时，沈从文还对苏汶对“海派”地域的故意曲解作了批驳。 《关于“海派”》。前篇文章作者用“名士才情”和“商业竞卖”两个词定义“海派”。此篇作者在这两个词前加了两个定语，变为“装模作样的名士才情”与“不正当的商业竞卖”。对“海派”作了更为精确的定义。 三、 看法。
1、读了这些文章，我觉得“海派”文学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炒作文学，市场化文学。都在迎合读者的需求，都不乏低俗劣质的东西。历史在重演。 2、双方论争的态度。当代学者杨义认为“京派海派之争是礼让之邦的„君子之争‟”。 这话蛮实
在的。沈从文在这场论争中的就有一种很绅士的态度。虽然苏汶看起来激烈点，也远不像文学的论争者那样偏激热烈。如在《论“海派”》中，一开始就先说“我同意那篇文章”。接下来又小心翼翼地把苏汶排除在他批判的对象之外。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都是不愠不火的。自也显示了“京派”一种圆融、超然的态度。
3、鲁迅在《“京派”与“海派”》③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对双方作了一个较好的论断。“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都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闲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以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
杨义教授在武汉大学的演讲中有这样一个评论。“京派和上海现代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风格独标的梦。一个梦萦绕于山水间的清泉，一个梦漂浮在洋楼内的酒浆。当泉水汇入江流，
酒意受原野的清风吹拂的时候，梦也就残破，也就苏醒了。”④可看作对鲁迅的话的一个注脚吧。 4、《作协“扩招”冒犯了谁？》（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博士杨早所写）⑤一文把当下的作协“扩招”和和“京派”与“海派”之争联系起来。“京派”一开始轻视“海派”，犹如十年、十五年前的“纯文学”轻视网络文学与青春文学一样。而最终，“京派”“海派”握手言好，一批网络写手也进了作协。这种对比我觉得蛮有意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