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研究陆斌从居民参与视角研究厦门市社区网格化管理
从居民参与视角研究厦门市社区网格化管理陆斌（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福建漳州363105）摘要：2011年厦门市海沧区在福建省率先开展网格化建设，并努力打造“海虹模式”，随后厦门市在所有城市社区逐步推行网格化管理，并于2014年形成具有厦门特色的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基于此，本文以厦门市六区域社区网格化管理为研究对象，从居民参与度的视角进行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通过运用SPSS统计分析，提出完善厦门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建议。关键词：参与度；社区网格化；社区网格员；交叉分析中图分类号：D66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5684（2016）05-0044-07在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制度体系下，社区居民参与程度是考量其成效的关键指标之一。当前国内学者对我国的公共服务参与度测评已经进行了较多研究，但在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参与度方面的研究成果还较少，且大部分研究侧重于概念、理念、原则和基本特征等定性方面的探讨。因此，为进一步深入了解厦门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笔者所在课题组从居民参与度的视角深入厦门市各区域进行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通过调查研究分析，为完善厦门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提供一定的建议。
一、研究方法和被调查者基本情况
本文使用的数据源于课题组2015年5月至2015年7月对厦门市所属的六个区（思明区、湖里区、海
沧区、集美区、同安区、翔安区）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以及社区，按照一定比例所进行的分类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计323份问卷，在筛除无效问卷后，最后有效问卷共计303份。被调查人数中男性129人，占42.6%；女性174人，占57.4%；在厦门居住时间1年以下17人，占5.6%,1至5年时间85人，占28.1%，5至10年67人，占22.1%，10年及以上134人，占44.2%；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10人，占
3.3%，高中或中专45人，占14.9%，大专71人，占23.4%，大学本科168人，占55.4%，硕士及以上8人，
占2.6%；平均月收入在2000元及以下8人，占2.6%，
2001~4000元123人，占40.6%，4001~6000元72人，占23.8%，6001~10000元60人，占19.8%,10000元及以上40人，占13.2%，大致呈正态分布。
收稿日期：2016-08-22
项目基金：2015年度厦门市社会科学调研课题一般项目（项目编号：厦社科研[2015]C17号）。作者简介：陆
斌（1979），男，福建宁德人，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共、公共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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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5期(总第151期)厦门特区党校学报JournalofthePartySchoolofCPCXiamenMunicipalCommitteeNo.5,2016GeneralNo.151二、厦门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居民参与情况调查结果分析
（一）在“网格化制度设计”方面居民参与度分析在分析“网格化制度设计”的参与度方面，我们主要通过厦门市不同区域居民和不同职业群体两个重要因素与“社区网格化管理过程中建了些信息平台,您是否通过该信息平台向社区居委会反映过情况?（项目一）”和“您是否参与本社区网格化管理规范条例的起草、修订或征求活动？（项目二）”两项调查项目进行交叉以分析厦门市居民的参与度情况。
表一厦门六区域居民调查项目一和调查项目二的参与率表（单位%）
1．不同区域居民与“网格化制度设计”参与情
况的交叉分析
首先，从图一和表一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厦门六区域居民对项目一的参与率平均值（26.42%）明显高于项目二的参与率平均值（18.58%），其主要原因在于项目一的调查中居民一般反映都是直接关乎到与自身利益的相关问题，其相关利益性较强，而当前社区网格化管理构建的这些信息平台，恰恰为其反映情况提供了一种良好的沟通渠道，因此居民参与度相对较高；而项目二虽然也是关乎居民的切身利益，但是其影响的直接性要差与前者，故参与度相对较低。但从总的参与率来看，这两项调查居民的参与度都相对较低，究其原因在于大部分社区居民的参与性较弱以及相关信息技术平台的技术性相对滞后。其次，从区域性看，翔安区（30.36%）、同安区（27.27%）与海沧区（25.00%）的参与率要高于其他三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前两个区域总体上外来的人口相对较少，本地居民聚集较为集中，这种同质性的特征形成了社区居民异质化程度低，居民情感归属和心理依恋程度较高的特质，这种特质在与他们相关利益的问题上，尤其是关注到自身利益的问题时，就能转化为较强的一致参与性，从而提升这些区域居民的参与度；而海沧区的参与率高的主要原因在于海沧区率先实施并保持了较好的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且能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与创新，如构建社区居民需求的利益表达机制，从而使得海沧区居民能够有较高的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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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厦门六区域居民调查项目一和调查项目二的参与率图（单位%）
2．不同职业居民与“网格化制度设计”参与情
况的交叉分析
从图二和表二看不同职业的“网格化制度设计”参与度情况。首先，在不同的职业中，党政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服务人员及个体经营人员三类职业的参与率总体上较高，前者（党政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属于制定主体或制定的直接参与者，因此在网格化制度设计中拥有较高的参与积极性；而后两类职业（服务人员及个体经营人员）在社区网格化系统中属于客体，制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利益，且他们由于职业等原因拥有时间上与空间上的优势，故更愿意且更有可能参与到制定中去，因此他们的参与度也较高。其次，在有关“网格化制度设计”参与度调查的项目中，可以明显看出，居民对“社区网格化管理过程中建了些信息平台,您是否通过该信息平台向社区居委会反映过情况?（项目
公共管理研究
一）”的参与度较高，而对“您是否参与本社区网格化管理规范条例的起草、修订或征求活动？（项目二）”参与度较低。这再次充分说明是否与自身利益直接相关是影响居民参与度的关键因素之一。
表二厦门不同职业居民调查项目一和
调查项目二的参与率表（单位%）
陆斌从居民参与视角研究厦门市社区网格化管理
和从未关注这两项中占40.3%，想参加、没时间以及想参加、不知道这两项占了34.3%；在项目四的参与度调查中，参与率（含积极参与和参与两项）为
27.4%，在不参加和从未关注这两项中占51.8%，想
参加、没时间以及想参加、不知道这两项占了
20.8%；在项目五的参与度调查中，参与率（含积极
参与和参与两项）为36%，在不参加和从未关注这两项中占41.3%，想参加、没时间占了22.4%。从这组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厦门市居民在网格化管理下，各项目的参与率均低于28%，参与程度相对较弱。
1.不同区域居民与“网格化下社区组织的活
动”参与情况交叉分析
首先，从表三与图三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厦门六区域居民对项目五的参与率的平均值（32.83%）明显高于项目三和项目四，其主要原因在于从2005年厦门获得“全国文明城市”起，直至2015年夺下全国文明城市“四连冠”之时，厦门市采取了一系列有别于其他城市的先进做法，如建立领导挂帅机制、坚持点评会制度、着力民生需求的工程建设、激发市民对创建文明城市的热情与参与度。从调查的数据以及厦门市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与结果，可以看出居民的参与程度与文明城市的创建呈正相关。其次，从区域性看，翔安区和同安区的参与率的平均值（分别为
48.81%和37.12%）大大要高于其他四区，出现这种
现象的原因也在于这两个区域形成了社区居民异质化程度低，居民情感归属和心理依恋程度较高的特性，这种特性在实践中就能转变为较强的一致参与
图二厦门不同职业居民调查项目一和
调查项目二的参与率图（单位%）
表三厦门六区域居民调查项目三、项目四和
（二）有关“网格化下参与社区组织的活动”居民参与情况分析
在分析“网格化下社区组织的活动”参与情况方面，我们主要通过居民在对“您是否参加过社区组织的活动，如防火防盗、打扫卫生、文体或宣传活动？（项目三）”“你是否参加过社区选举或其他事件的表决活动？（项目四）”及“您是否参加过厦门市文明城市创建活动？（项目五）”三个调查项目的不同参与度情况来分析。厦门居民在项目三的参与度调查中，参与率（含积极参与和参与两项）为25.4%，在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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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五的参与率表（单位%）
性，从而提升这些区域居民的参与程度。
2016年第5期(总第151期)厦门特区党校学报JournalofthePartySchoolofCPCXiamenMunicipalCommitteeNo.5,2016GeneralNo.151表四不同受教育程度居民调查项目三、项目四和
项目五的参与率表（单位%）
图三厦门六区域居民调查项目三、项目四和
项目五的参与率图（单位%）
2.不同受教育程度居民与“网格化下社区组织
活动”参与情况交叉分析
从不同受教育程度看“网格化下社区组织的活动制度设计”参与度。首先，项目三、项目四的参与率总体上随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呈不断下降趋势。在调查初中及以下对象时，其项目三、项目四的参与率分别达到40.00%、50.00%，大学本科学历时则降到了
21.43%、24.22%，下降率分别达46.42%、51.56%，而
到了硕士及以上参与率则到达最低值，其参与率均为12.50%，与初中以及下的受教育程度的参与率相比减少了68.75%与75.00%。从这组调查数据可以说明，受教育程度与参与度的关系是：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社区组织的活动的程度越弱。
其次，在“您是否参加过厦门市文明城市创建活动？（项目五）”，其参与度与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从下图四可以看出，高中或中专与硕士及以上两类受教育群体的参与率相对较低，分别为20.00%与25.00%，但是其他的三类受教育群体的参与率都较高，都高于30.00%,并且总体上项目五的参与率的平均值（30.91%）都大于项目三和项目四。居民对于项目五有较高的参与率，其主要原因在于厦门市在创建文明城市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符合民生的制定与创新，并加大力度宣传、引导居民参与共创文明城市。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社区网格化管理下居民对社区组织的活动的参与度情况，总体上会受到居民受教育程度的因素影响，但是，如果及相关部门能够通过制定符合需求的、并通过科学的方式宣传与引导，也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提升居民对各项活动的参与热情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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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配合社区网格员工作开展”方面居民参与情况分析
在该项调查中，我们主要通过居民在对“社区工作人员向你了解社区其他成员的相关信息，你会配合吗？（项目六）”和“如果因工作需要，社区网格员需要采集一些居民个人信息，你会配合吗？（项目七）”两项交叉以分析厦门居民在“配合社区网格员工作开展”的参与情况。总体上看，厦门居民在项目六的参与度调查中，参与率（含积极配合和不情愿，但会配合两项）为61.4%，不配合选项仅仅占4%，但视情况而定占了34.7%；在项目七的参与度调查中，参与率（含积极配合和不情愿，但会配合两项）为图四不同受教育程度居民调查项目三、项目四和
项目五的参与率图（单位%）
59.7%，不配合仅占了4.3%，但视情况而定占了36%。从这组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在社区网格化管理
下，厦门市居民在“配合社区网格员工作开展”的参与程度极高，这也充分说明了居民对社区网格员工作的理解与支持。
1.不同区域居民与“配合社区网格员工作开
展”参与情况交叉分析
公共管理研究
首先，从下表五和图五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厦门六区域居民对“配合社区网格员工作开展”参与程度极高，如项目六、项目七平均参与率平均值分别达62.5%、61.16%。这充分说明厦门居民对网格员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同时也说明居民外在良性的“条件反射下”是可以激发其内在参与意愿，从而在实践中表现出较高的参与程度。其次，从区域性来看，海沧区参与度的平均值为76.00%大大高于其他五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也在于海沧区在厦门率先实施并维持良好的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做法与经验，并通过各种方法激发、鼓励居民参与到网格化管理中去，进而促成了居民与网格员之间良性的理解与互动。
表五厦门六区域居民调查项目六和项目七的
参与率表（单位%）
陆斌从居民参与视角研究厦门市社区网格化管理
展”参与度情况（见表六、图六）。首先，厦门不同收入居民对“配合社区网格员工作开展”参与程度仍然较高，如项目六、项目七平均参与率分别达
66.15%、60.72%。这说明厦门市不同收入群体对社
区网格员的工作配合程度较高。其次，虽然不同的收入群体与参与度的关系并不明显，但从表六和图六可以看出，收入在2000元及以下的群体参与程度最高，其参与度要大大高于其他收入群体，如项目六和项目七的参与率分别高达87.5%、62.5%；收入在10001元及以上的参与程度在收入群体中最低，其参与度平均值仅为57.5%；而处在中间三大收入群体的参与程度则相当。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前在社区网格化管理下厦门市不同收入的居民对社区网格员的工作配合程度较高，拥有较高的参与积极热情。但是，其参与程度与收入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表六厦门不同收入居民调查项目六和项目七的
参与率表（单位%）
图五厦门六区域居民调查项目六和项目七的
参与率图（单位%）
图六厦门不同收入居民调查项目六和项目七的
参与率图（单位%）
2.不同收入群体与“配合社区网格员工作开
展”参与度交叉分析
从不同收入群体看“配合社区网格员工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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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厦门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建议（一）完善与创新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制度建设
2016年第5期(总第151期)厦门特区党校学报JournalofthePartySchoolofCPCXiamenMunicipalCommitteeNo.5,2016GeneralNo.151在调查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在“网格化制度设计”和“配合社区网格员工作开展”两项参与度上，海沧区保持较高的参与度值。这与海沧区率先实施社区网格化管理并打造良好的“海虹模式”有关，更重要原因是海沧区在实践中能不断完善与创新该项，如引导社区志愿者协助社区网格化管理、建立社区网格化管理标准化等。通过对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创新，使得海沧区能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社区网格化，提升了居民的满意度，带动了居民的参与热情。可见的创新与完善是影响居民参与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为进一步提升厦门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制度的完善与创新。首先，应加快社区网格化管理相关的立法建设的步伐，如将相关文件上升为地方性法规，通过法律法规明确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法律地位以及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标准化、程序化、责任明确化等。其次，设置绩效考核指标。通过建立一套合理的社区网格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相关人员进行评价与考核以提升网格化管理的质量；同时也应该建立有关社区网格员的工作保障机制方面的法规，以保障网格员的权益和利益，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再次，建立一套立体的绩效评价方法（见图七）。通过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主体，如党政部门、、社会公众及其他民间机构，并运用合理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以期获取客观公正的评价结果。最后，制定处置事件的权力和标准的相关法规。社区网格化管理这一模式，在较大的程度上提升了网格员发现问题的能力与效力，但在实践中由于网格员缺乏相应解决问题的权限，角色定位尴尬。因此，必须通过法规科学划分网格员的职责与权限，规范其处置事件的程序，规定问题发现、上报以及处理的具体标准等相关内容。
（二）加强网格化队伍建设，提升网格员的工作与服务能力
在调查中发现厦门各区域对社区网格员有关“解决突发事件的能力”和“发现问题能力”这两个调查项，各区居民表现出一致较低的满意度（除海沧区的“发现问题”这个指标外）。这说明在社区网格化管理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加强网格化队伍建设，提升网格员的工作能力，以增强社区网格化的服务能力。为此，我们建议可以在以下三方面进行完善：首先，考虑适度提升网格员的配备人数。随着厦门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社区人口有增无减，且社区事务日益增加，应该考虑适度增加网格员或网格协管员。如从社区现有的人员进行优化调配，或者从社区居民中选任，还以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选聘一批具备社区管理经验且学历较高的网格员；另外，还可以效仿西方发达国家社区治理的经验，在社区网格化管理中引入专业社工人员，为社区工作人员提供辅助性工作，不断充实基层社区的服务力量。其次，强化突出以提升网格员的发现解决问题与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作为教育和培训的重点。最后，目前网格员在处理社会事务过程由于只有协调权，而无行政权或执法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网格员无法在第一时间内快速解决问题和处理突发事件。因此，如何赋予网格员一定的行政权或执法权也是进一步提升社区网格化管理过程中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鼓励发展民间组织，引导居民参与，提升居民参与度
在“网格化下社区组织的活动”调查分析，发现居民对“您是否参加过厦门市文明城市创建活动？”项目调查的参与率最高，其原因在于厦门市通过各种有效做法积极培育市民公共意识，激发鼓励市民对创建文明城市的热情与参与力度；再者，治理理论认为有效的社会治理离不开公共精神的支撑，也离不社区居民的参与。因此，社区网格化管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层面，为了更好的推进其力度，就必须积极培育厦门市民公共精神，大力发展社区民间组织，鼓励居民参与。为此建议如下，首先，应创造良好的平台与机会，鼓励并推动市
图七立体的绩效评估方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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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参与公共生活，在实践参与中提升居民的公共责
公共管理研究
任意识。其次，社区网格员应通过社区集体活动，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逐步培育社区公共意识，提高居民的参与度。最后，需充分发挥培育民间组织的职责，支持并引导其健康发展。对那些顺应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的各类民间组织，要鼓励并引导其在法律范围内和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从事社区互助性项目、公益事业；同时，在法律法规建设、资金供给以及人力资源等方面提供制度性保障，为其提供所需的资源和条件。
（四）营造特色的社区文化，建立共同利益参与机制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有着不同文化背景以及价值观的居民进入同一社区；再者，随着社会职业分工的进一步加强，居民“单位人”性质不断增强，他们的利益与“单位”更加直接紧密相连，而对社区则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因而削弱了居民参与的意识与热情。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套社区共同利益引导机制，提升社区居民情感归属以及心理依恋程度，从而有利于提升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居民参与度。首先，打造健康并具有特色的社区文化。通过社区文化的营造，引导社区居民关注网格管理，从而拉近与网格员的距离，提升居民的参与度。其次，增强社区所在单位的参与意识，同时推动社区所在单位的服务功能向社区转移，努力实现社区居民利益的社区化。最后，提升社区硬件设施与软件服务措施。社区在配备资源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要按照网格内居民的需求，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以逐步实现社区居民利益保障的本地化，提升居民的参与度。
陆斌从居民参与视角研究厦门市社区网格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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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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