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媒体对话语权的影响

陈丽雯 化学与环境学院 2014级环境科学 20142402013

在美国，要想获得国家重大事务的发言权，即话语权，不仅要有的支持，还需要有媒体作为后盾。这两个要素缺一不可，而美国媒体最出名的就是它的批评精神，在建国之初就连华盛顿和杰斐逊都敢动，因此，如何搞好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是历届美国总统需要花心思解决的一个问题。

杰克逊是第一位懂得利用媒体为自己的执政服务的总统，在他执政期间，和媒体之间的关系有了极大的好转，这是一种空前的双赢局面，在杰克逊之前的总统不太善于利用媒体，对待它们的态度都是被动的忍让，而杰克逊却能以真正现代化的手段影响着媒体，让它们心甘情愿的为自己服务。当初杰克逊大选失败，但是他没有放弃，反而是积极动用一切力量抨击亚当斯，借助同情和支持自己的媒体打赢了下一届的选战。从那以后杰克逊就很重视媒体，还邀请一些新闻人士进入内阁，创办了环球报，把自己的主张都写进去，导致其他不得不订阅这一份报纸才能知道总统的想法，杰克逊想掌握立法权也是通过和媒体合作对付国会才得以实现。

杰克逊之后很少有这么强势并且与媒体密切合作的总统，因此媒体的影响力也逐渐减弱，他们正在等待一位像杰克逊一样与他们合作友好的总统，这时老罗斯福出现了。老罗斯福被誉为美国第一位“媒体帝王”，而助他建立这种霸业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更是罗斯福和媒体的两情相悦，为什么这么说？那时的美国媒体恰好想改变与较劲，进而更进一步做大自己，遇到了熟悉媒体，并且希望能够借助媒体更有效地推行自己政治主张的总统，两种巨大的力量喜悦相逢，各自发挥自己最大的长处，才能铸就当时的盛世。罗斯福是美国公认的最多才多艺的总统之一，他酷爱读书而且读的很快，几乎一天能读完一本书，同时，罗斯福还是博物学家，历史学家，演说家，关键是他的写作能力很强，对于媒体和民众的心理要比其他人清楚得多，由于频繁地发表文章和出书，罗斯福与报业出版业关系非常融洽，逐渐摸索出与媒体打交道的方法来。

罗斯福不但认识到传播的重要性，而且非常有传播力。从纽约开始，罗斯福就逐渐建立起廉洁奉公，满怀激情地为民生奔走和战斗的清新的政治形象，因为他非常了解公众的心理，渴望出现与财力雄厚，恶贯满盈的家伙斗争的人民斗士，渴望社会的不公正被改变，渴望社会的动荡能够缓解和消除。与此同时，罗斯福的个人风格也深受媒体的喜爱，坦率，真诚，令人愉快，这些风格体现了罗斯福的超高的情商。因此，一旦有他想打击的对象时，他就运用他的出色的写作能力和媒体的关系，把对方塑造成令公众不安和反感的形象，比如，他就曾塑造过洛克菲勒是强盗资本家，美孚石油扼杀民主的南美巨蟒，托拉斯在要挟着国会。于是，媒体俨然成为了罗斯福的嘴，永远站在罗斯福的那一边为他保驾护航。罗斯福的聪明在于他对付媒体手段的高明，比如放气球，拉打结合，制造公众快感，低调处理负面消息，他选择在周五公布坏消息，周日公布好消息，垄断公众的注意力，不断制造新闻，而且每次都能把握得恰到好处。

即使建国初期的美国媒体言论自由，什么都不怕，在涉及到和国家利益的问题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新闻理想，尤其是在9·11之后的爱国主义氛围和反恐主义旗帜的引导下，媒体只能配合在诸多方面的对内及对外宣传。

符合国家利益是新闻界蓬勃发展的底线，由此可得，言论自由并不是绝对的自由。

美国在新闻管理上非常注重简洁，不复杂，清楚地让大家知道哪里是底线，这样一旦发生事端也好解决。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轻易不惩罚，一旦惩罚非常严厉，比如说媒体拖欠稿费将会受到很严重的惩罚，而在中国没有多少家媒体把即使支付稿费当回事，相关管理部门也不会真的去处罚违法的媒体，这一点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不仅要有法可依，也要有法必依，执行力有待加强。

我们知道，媒体作为一种渠道，能有效的对国家统治阶级进行监督，帮助公众行使权利。近代以来，中国媒体就从无到有，从幼稚到成熟不断地在发展。辛亥时期，同盟会创办了民报作为机关报刊，用于宣传新思想，新制度，吸引更多热血的有志青年投身到推翻清的浪潮中，媒体报刊在这次轰轰烈烈的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杂志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时期的战地记者，冒着生命危险，只为了真实地记录战争中发生的一切，我军的可歌可泣的感人英雄事迹，日军侵犯我国时的残暴罪行都被一一记录，这些都为日后我国在国际上的外交赢得了话语权。

中国媒体无论在管理上，传播力上还是社会地位上都比不上美国媒体，但是近年来，中国媒体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脱离了领导人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局面，开始有了自己的主见。由于广告业的兴起，媒体可通过给商家做广告谋取利润，媒体的生存不再依赖于国家，开始报道一些贪官的新闻，把一个个贪官拉下马，成功赢取了公众的信任，希望未来能不断发展，以真实地呈现一切消息为信条，切实的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