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广播电视大学 毕业设计(论文、作业)评审表
题 目 简谈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姓 名 任晓静 教育层次 本 科
学 号 0913001257976 分 校 邯郸电大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教 学 点 曲周电大
指导教师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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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内容摘要„„„„„„„„„„„„„„„„„„„„„„„„„ 第1页 关键词„„„„„„„„„„„„„„„„„„„„„„„„„„ 第1页 （一） 封建思想环境代表者的知识分子形象„„„„„„„„„„第1页 1鲁四老爷和丁举人都是有了功名的知识分子„„„„„„„„„第1页 2四铭和高尔楚表面上都是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 „„„„„ 第2页 3孔乙己、陈士成生活在封建思想环境下的下层知识分子„„„„第3页 （二） 不安于现状，力求改造社会的知识分子形象„„„„„„„ 第3页 1揭示腐朽的封建势力还很强大，不以个性主义对抗封建主义„„第3页 2对狂人等寄以希望和关爱，把反抗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第4页 （三） 土绅士和洋绅士结合体的知识分子形象„„„„„„„„„ 第6页 参考文献„„„„„„„„„„„„„„„„„„„„„„„„„„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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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谈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内容摘要】鲁迅在小说中特别注意营造不同的知识分子系列形象。按性格特征分为三类：封建思想环境的代表者；不安于现状力求改造社会的知识分子;土绅士和洋绅士结合体。本文通过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分析，寻找出鲁迅通过人物系列性描写所揭示的思想内涵，并探求他独特的创作心理对人物塑造的影响。 【关键词】鲁迅小说、知识分子、形象分析
几十年来，学术界对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研究，显示了鲁迅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研究的方法大多是对单个人物进行评介和分析。其实鲁迅在小说中特别注意营造不同的知识分子系列形象。本文试图把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按照性格特征进行分类，从人物系列形象角度对人物性格进行分析。
如果把《呐喊》、《彷徨》看作一个整体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一面“中国反封建思想的镜子”。在这个镜子中存在着三类知识分子系列：一类是封建思想环境的代表者，比如《祝福》中的鲁四老爷、《孔乙己》中的丁举人、《肥皂》中的四铭和《高老夫子》中的高尔楚，以及身处社会下层的孔乙己和《白光》中的陈士成，他们是统治者思想的表现者和殉葬品；另一类是不安于现状，力求改造社会的知识分子，比如《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以及《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长明灯》中的疯子和《药》中的夏瑜；最后一类是土绅士和洋绅士的结合体即《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本文试图对这些人物进行整体分析，寻找出鲁迅通过人物系列性的描写所揭示的思想内涵，并探求鲁迅独特的创作心理对这类人物塑造的影响。
一、封建思想环境代表者的知识分子形象
从知识分子自身的阶级属性去界定，鲁四老爷、丁举人、四铭、高尔楚，孔乙己和陈士成都是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封建知识分子。他们的命运直接系于科举，系于社会政治，舍此很难找到存身之处。其主要有以下几个体现：
首先，鲁四老爷和丁举人都是有了功名的知识分子。作者在作品中精心安排了与情节密切相连的典型性背景：鲁四老爷书房的陈设，鲁镇咸亨酒店的格局。这是凝固为物质的思想环境，浸透着环境主人的社会思想色彩，是陈腐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外化形式。
在这个环境中，鲁四老爷一出场便“大骂其新党”，骂祥林嫂“可恶”，死了还是“谬种”，听到祥林嫂遭绑架，他“踱”到河边再骂“可恶„„”。这些骂怎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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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他“事理通达心气平和”呢？在小说整个情节推进中，他言少而尖冷。一骂新党是其仇视辛亥，政治上的反动顽固；二骂祥林嫂其内在情感折射出，这个“败坏风俗”的女人越过了他所维护的伦理道德壁垒；三由“踱”再骂，人命关天，不慌不忙，“仁爱”之心荡然无存；祥林嫂死后再骂，活脱脱再现了鲁四老爷是封建的直接参与者，循由其言、行、居室由外而内透视其思想意识深层，他是一个反动、虚伪、冷酷的封建理学道德的虔诚信徒。
与鲁四老爷如出一辙的丁举人，他和孔乙己都是读书人，但丁举人可以打断孔乙己的腿，酒店里掌柜和顾客也很认同：
“„„他家的东西，偷得的吗？”
“„„先是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虽然丁举人未说一言一语，一直躲在幕后，而他情感的温度，通过这两句对话，让人体察到的是透体的冰凉。他的行动意志和维护自己的利益的蛮横，及其作为鲁镇封建宗理道德“主人”的面目已狰狞地显露在台前，显现在读者面前。
他们就是这样的“品节详明德行坚定”。由于他们既骂且打，致使祥林嫂、孔乙己精神意志摧折和思想愿望毁灭，集中表现了社会思想环境的险恶及其破坏性力量，它剥夺了人的生存权利，扼杀着人的正常物质欲求和精神欲求。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是十足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宪兵”。
其次，四铭和高尔楚表面上都是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要表彰孝女，组织“移风文学社”，吁请总统征文，发表着“整理国史”、“保存国粹”、“振兴女学”的议论；一方面又比如四铭听到大街上流氓调戏女丐的下流话，便去买了香皂，准备如法炮制“咯吱咯吱”去；“高老夫子”和他的赌友，聚赌，吃吃喝喝，追逐女人，同时还谋取了女校的教席。这样的人，言行是多么的不符，他们尽管“撒狂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
他们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与“最提倡开学堂”、“留心新学问、新艺术”、仰慕文豪而更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也趋时地“接受”过新文化，甚至外国文学，却又一再地要“重圣经”、“祀孟母”、“存国粹”、“整国史”，掀起复古逆流。作者让四铭“忠孝大节”的遮羞布，在被激怒的老太太的骂语和何道统的笑声中剥掉；让高老夫子在“隐隐约约的笑声中”逃离校园。揭穿了他们内心的隐秘，毫不吝惜自己的憎恨和厌恶之情。他们与鲁四老爷、丁举人之流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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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孔乙己、陈士成两位生活在封建思想环境中的下层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是这个环境的表现者，一方面又是这个环境压力的承受者，是被环境毁灭了的悲剧人物。他们都是未能进学的读书人，在现时的社会上，客观现实的上不去，主观意识上又下不来，致使他们自视清高，无以为生。
小说以咸亨酒店为孔乙己悲剧的演出提供了典型环境，通过他喃喃争辩“窃书不算偷”，好喝而从不拖欠酒钱，轻视劳动而又不肯脱下长衫，“高人一等”却怜爱孩子等细节，写出他的迂腐和善良。他始终没有正视自己的沦落，始终眷恋着封建科举。最终沦为“窃贼”，被封建文化教育、封建科举制造出来的刽子手——丁举人打断了腿，只好垫着蒲团，用手走路，艰难挣扎，受尽了别人的“奚落”。这不由得使人想到陈士成县试落榜的情状：凄清的寒夜，市民闭户，连一群鸡都在嘲笑他。他们死守着同样的人生价值标准，最终都沦为科举制度的殉葬品。
“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坟·再论雷蜂塔的倒掉》）。孔乙己和陈士成悲剧的实质是封建思想、封建道德对生命价值的毁灭。作者含着绝望的眼泪为他们送葬，其中饱涵着对人的生存权利的充分肯定和对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的控诉。
透过以上分析，我们清晰地看到，在封建文化教育和科举之下，封建知识分子爬上去的，以政治强权为依托，挂着知识招牌的无知，打着社会幌子的自私，板起道德面孔作威作福；爬不上去的，任人宰割而不知。鲁迅通过对该系列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深刻揭示了封建文化教育、封建科举制度对人的异化和对文化人格的全面肢解。
二、不安于现状，力求改造社会的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在辛亥和“五四”文化的广阔历史背景中，关注着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钟情于不安于现状、力求改造社会的知识分子系列形象的塑造，体现着小说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那么，鲁迅通过对该系列人物的描写在传达着什么样的思想内涵呢？
首先，作者通过该系列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揭示了腐朽的封建势力还 着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支持，寄希望于知识分子对往昔信仰的反思，更要改弦易辙，不要继续坚持以个性主义对抗封建主义。作品中吕纬甫、魏连殳、子君和涓生，他们都是被个性主义思潮唤醒的热血青年，以其决绝之势向社会进行着勇猛的斗争，最后都像一只蝇子，从一个地点飞出又回到原地（魏连殳语）。他们遭受了种种不幸和痛苦，最终只能归结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像吕纬甫、魏连殳为了坚持理想追求而丧失了自己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的权利；一是像子君和涓生为了保持自己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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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而放弃了理想追求。一个人不能在正常的生活保障下去追求崇高的理想，这正说明了社会现实的非人性化；他们最终的放弃或妥协，也正说明了个性主义的脆弱。
吕纬甫和魏连殳作为辛亥退潮后的个性主义者，他们“敏捷精悍”、“傲骨嶙峋”，因破除迷信“拔掉神像的胡子”，辩论“改革中国的办法”与人打架，甚至被作为“吃洋教”的“新党”而受人排斥。现在却变得“迂腐”和“孤独”，进而在灰色的生活中沉沦。当年大声疾呼要要扫荡的“子曰诗云”，今天成了吕纬甫谋生的依赖；以天下为己任的魏连殳，织造着“白玉楼”的梦魇，琐屑、粘滞，怎能不令人感到“奇异”？当吕纬甫咏叹着“连明天怎么也不知道”之时，魏连殳这个桀骜不驯的“异类”，却作了杜师长的顾问，“像一匹受伤的狼”，作着“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狂热社会复仇。作为战友的“我”让吕纬甫眺望雪后废园里“竞开的老梅”和“傲慢的山茶”，试图唤醒他，他却不以为然，与“孤独者” 魏连殳一样“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看不到“世界的光明”。一个无是非浪掷岁月，一个愤懑玩世直至溃灭。
“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却无路可以走”（《坟·娜拉走后怎样》）。他们都在沦落中意识到自己走了回头路，却一再地妥协退让，还要表示自己傲骨犹存，正体现了个性主义失败者的虚无和颓伤及消极反抗情绪，透视着社会文化机制对人的经济扼杀及对个性主义的摧毁。他们是矛盾第一层面的表现者。
在矛盾第二层面上的子君和涓生，是“五四”后接受了资产阶级个性主义的知识青年。他们冲破樊篱，满怀希望地建立了一个“宁静和幸福”的家庭，但他们没有把自由结合作为共同奋斗的起点，子君整日消磨于繁琐的家务，饲油鸡，喂阿随，甚至为之与邻居闹矛盾。这与争取婚姻自由时的子君相比，简直成了另外一个人。紧接着涓生被免职，吃饭成了问题，感情的隔阂更大了，子君回到她父亲身边去了。从旧家庭冲出来，进入新家庭，最后再回到旧家庭，这是子君的人生悲剧。而涓生则处于个性主义和旧思想文化的双层裂变、灵与肉的撕搏之中，“救出自己”，却不能超越自我，倒是由于子君的死，才稍稍觉悟到旧思想文化对自己的禁锢和扭曲，不但不再去从个人主义的错觉上越走越远，反倒主动写下“悔恨”，决心向“新的生活跨出第一步去”。茅盾说过：“《伤势》主人公幻想的破灭，幸运的恶化，主要原因都是经济压迫”（茅盾《鲁迅论》）。
涓生作为个性主义失败者，与吕纬甫、魏连殳相比，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该系列知识分子的亮色，他们承受着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扼杀，战斗过，痛苦过，彷徨过，最后终于觉醒了。他们的悲剧令人痛心，而他们的“敏捷精悍”、“傲骨嶙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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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相爱”又让人觉得可敬可爱；他们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而且是时代的悲剧；他们的悲剧昭示着旧的思想文化在摧毁着不切合实际的价值标准的同时，人们也正在寻找和确立着新的价值标准。
其次，是狂人、疯子和夏瑜这一系列无视一切陈旧传统，敢于向一切权威挑战的先进知识分子形象。作者对这些“疯狂者”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和关爱，赋予他们坚定的意志和勇敢的反抗精神，并通过特定的语言和典型的环境把反抗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们都有一声响彻寰宇的充满正气和勇气的“呐喊”：狂人面对吃人的历史高呼“救救孩子”，疯子在社庙前高喊“我放火”，夏瑜在狱中宣传“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喊而后，狂人被大哥关进铁屋子，疯子被地主士绅关进社庙厢房，夏瑜挨了阿义的“好拳棒”。他们的“呐喊”不被现世的社会认同，反而被关、挨打、以至丧失生命，这是他们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从悲哀里，我们看到了他们处境的艰难和孤立，同时也看到了他们在“寂寞里驱弛”的战斗风貌，及其内心世界光彩照人的一面。他们的豪言壮语，是否得到社会的首肯已不是主要问题，而是仅这一喊毕竟像惊雷，像火把，震荡着沉睡的大地，照耀着黑暗的世界，预示着“真的人”要出现，表现出作者的浪漫主义激情和启蒙主义的理想，但是未来的社会和“真的人”究竟怎样？依靠谁来“救孩子”、“放火”、创建“民主共和”？作者的思想还很朦胧。不过“我放火”的战斗呼声，在孩子们“牵着手”、“笑吟吟”的合唱中传唱下去，不绝如缕。从而映衬着一种新的信念，让人有种希望的寄托。
作品中狂人靠着内心独白和感受来反映客观世界。对疯子和夏瑜，作者是从具体描绘客观世界的人物关系来烘托其内心世界的。在压迫者吃人，被压迫者帮同吃人的境遇中，狂人查阅历史，剥开“仁义道德”的伪装，控诉着“易子而食”、“食肉寝皮”、“割骨疗亲”的残酷罪行，决心要诅咒吃人者，劝转吃人者。而疯子蓄意要熄灭那盏象征着封建统治的“长明灯”，反对他的无非是茶馆里的几个闲人，和凑在地主客厅里的几个士绅。即使茶馆主人灰五婶也随声附和，但她终究没有《狂人日记》里的佃户和路人那样凶，那样帮同吃人。他们用种种论调欺骗、动摇疯子，而疯子的“呐喊”己由“熄灯”上升到“放火”，这反映出知识分子的一个新的思想跃进。“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鲁迅《两地书》<十>）。
作者对夏瑜虽没有笔酣墨饱的刻画，但作品自始至终没有离开他。从茶客的言谈中，夏瑜的言行不但使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和二十多岁的人眼神“板滞”，就连那冷酷的刽子手也惊愕不已。茶客们骂他“发了疯了”，作为先驱者，本来是最清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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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却不能以本来的面目跟读者见面，而是以被扭曲的“疯狂者”出现，这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悲剧。他们在常人的眼里是离经叛道的疯子，这是旧民主主义没有深入群众的结果，是当时最本质的历史真实。作者找到这些“疯狂者”，可以说是找到了最理想的形象，利用他们扭曲的心理直接把现实的封建关系转化为一种象征，并由这种象征直接升华到对封建关系和封建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抽象本质的剥露。
由吕纬甫的感喟、魏连殳的痛苦、子君的夭折、涓生的忏悔到“疯狂者”的抗争，他们都被黑暗吞噬了，即使他们的抗争和“呐喊”不被社会容纳，但他们自己是清醒的，毕竟他们在孤军奋战中发现了“自我”。通过他们的悲剧人生，从而启迪人们去跨越它，摆脱旧文化的精神枷锁，在社会中去创造一个新的“自我”。涓生“新的生路”、夏瑜坟头的“花环”、疯子的“火与剑”，都暗示着“真的人”在时代精神的光照下，以“火与剑”的精神勇猛捣毁黑暗世界时代的到来，同时也是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真知灼见。因此，他才能提炼出如此深邃的思想内涵，塑造出如此发人深省的知识分子系列形象，不论是痛惜的衷告，还是哀怨的批评，对我们的民族都是大有裨益的。
三、土绅士和洋绅士结合体的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在《阿Q正传》中塑造的“假洋鬼子”这一典型形象，作品中只正面出现过两次，而且都是寥寥几笔，另外就是从别的人物口中，只言片语地提到他。可是，自作品问世以来，这个形象的艺术光彩和社会概括性及其生命力是非常强劲的。因为在尖锐、风云瞬息万变的年代里，产生这样的人物决非偶然，他是一群社会人的代表，活跃在生活和艺术的人物画廊里。
“因为那个时代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奚落和排斥的。”（《呐喊·自序》）假洋鬼子也确实因为进洋学堂、留学东洋、剪掉辫子遭到“奚落”和“排斥”。阿Q骂他“秃驴”、老婆跳了三次井、母亲也煞费苦心地到处为他剪辫子的“罪责”开脱。而他倒对这些非难似乎不大在意，依然穿一身乌黑的“洋衣”，装着假辫子，拿着黄漆棍子，招摇过市。当风浪波及未庄的时候，人们“秋行夏令”将辫子盘起，他却拉下假辫子，并把留到一尺多长的头发散批在肩上，显示他是久已剪过辫子的“老”，而且形势一旦有变故，又可以编起，成为皇清的顺民。进攻退守，无往不利。
他本与赵秀才“素不相能”，中慨然释却前嫌，和衷共济，推荐赵秀才参加党，代买“银桃子”，“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相约去”，一同闯进静修庵，砸掉“龙牌”，殴打尼姑，抢走“宣德炉”，宣告未庄的已经“革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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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轰轰烈烈的，在假洋鬼子的玩弄下，烟消云散。钱家大院里，地主士绅都“挺直的站着”、“必恭必敬”地聆听他论，他胡扯什么如果按他的办法“早已成功”，“洪哥”再三邀请他上湖北，显然是夸大其辞。当阿Q受审的时候，奇怪的是假洋鬼子不见了。因为他不愿在这“小县城里做事情”，肯定是到别的地方用“银桃子”纠结“桃偶”去了。
假洋鬼子有着善观风色的政治敏感，受人非难很显通达，辫子的假装和散披更显狡猾，为了谋取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发展，不对抗，而是因势趁便，网罗势力，打入新的政营，选择没有流血牺牲和危险的地方去“”。赵秀才前来投靠的亲切、融洽，与阿Q前来被赶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姑且不论阿Q对的认识是多么的模糊，而假洋鬼子和地主士绅相互勾结，摧残的阴谋和压制群众的用心是昭然若揭的，他们联手轻而易举地把引向变质。作者用辛辣的讽刺和夸张的手法，勾画了假洋鬼子的阴险行为；也为我们认识这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留下了真实的历史画卷。
在“咸于维新”的年代，假洋鬼子这类流过洋的知识分子，生活中衣饰不伦不类，行为上蛮横霸道，政治上野心勃勃，明显是土绅士和洋绅士混血儿，既有封建性，又带有洋奴味。难怪阿Q称他“假洋鬼子”，是“里通外国的人”。实质上，他与帝国主义真洋鬼子是一路货色，和那些“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是有本质区别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他们从内里将蛀空，使中国一天一天沉入黑暗，“而此后明白的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的气力和生命。”（《坟·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所以说假洋鬼子的形象，所提供的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综上所述，本文从人物的三个系列角度对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分析，揭示鲁迅通过系列人物的塑造所传达出的思想内涵，以及鲁迅在塑造人物方面的现实主义创作心态。从人物系列角度分析鲁迅小说，可以更好地把握人物性格心理特征的有机联系，延伸和拓展人物的性格内涵，展示一个比较完整的小说流变，从而获得对人物性格发展的整体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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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呐喊》、《彷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年版 2、《鲁迅传》林志若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1年版 3、《先驱者的形象》王富仁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7年版 4、《鲁迅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5、《鲁迅传》王士菁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9年版
6、《中国现代文学》李旦初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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