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与“出”的抉择――从陶渊明的经历看其思想
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冲淡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孰不知他从小就胸怀大志，有大济苍生的愿望，只是因为种种原因他没能如愿。以下对他归隐、出仕的经历做简单的介绍与分析。 1.陶渊明的出仕经历
首次出任州祭酒，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陶渊明第一次出来作官，这一年他29岁。他的这一次出仕更多的是出于物质需求下的无奈，而不是源于深切的济世之心。
第二次出仕入桓玄军幕，晋安帝隆安三年（399），陶渊明35岁时，入桓玄军幕，以期实现他的“大济苍生”的生命价值意念。 第三次出仕任刘裕参军，晋安帝元兴三年（404），陶渊明已经40岁了，他终于又离家出仕，作了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
第四次出仕任刘敬宣参军，41岁的陶渊明离开了刘裕后于义熙元年（405）改任江州刺史、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
第五次出仕为彭泽令，义熙元年（405）秋天，陶渊明回到故乡后，又作了八十余日的彭泽令。是为以后的归隐生活做物质上的准备。 2. 陶渊明的五次归隐
首次归隐，他的第一次出仕更多的是出于物质需求下的无奈，而不是源于深切的济世之心。时间不长，他就自动解职而归了。
第二次归隐，陶渊明依其个人的政治价值取向决定在这样一个时间、这样一个人物（桓玄）手下任职，但官场的混乱和价值的使得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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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自己的抉择，从而选择了归隐。
第三次归隐，陶渊明第三次就职不到一年就又辞去了镇军参军的职位，离开了刘裕。一个社会的个体的人在无力改变现实的情况下，他能够把持的只有自然生命，他只好抽身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以求“全生”。 第四次归隐，在残酷而的现实面前，陶渊明开始怀疑价值关怀本身是否有意义。所以当刘敬宣离职后，他也就“心惮远役”，决主去职还乡了。
第五次归隐，在他决定“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的时候，恰又遇到督邮来县，这就促使他决心以程氏妹丧于武昌为借口而毅然“自免去职”，回到了他原本非常热爱的田园。 3.陶渊明归隐原因 3.1陶渊明本性使然
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最终挂官归田。他写了《归去来兮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的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 3.2社会现实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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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难以忍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3.3对“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厌恶
陶渊明的归隐，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是一种对“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厌恶。且看陶渊明一生大致经历：始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后仕职于桓玄、刘裕、刘敬宣的幕下，最后任职彭泽令八十余日，因不肯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毅然辞职归耕田园。后有人劝他再度出仕为刘宋王朝服务，他宁愿贫病交加，穷困潦倒也不愿再涉官场。可以说，陶渊明归隐得真守拙得真。 4.归隐后的思想
陶渊明熟读“六经”，但并不恪守“六经”。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陶渊明并不十分热衷仕途，先仕后隐。在他归隐初年，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归隐的决心的一种方法，他渴望回避矛盾，力求超然物外而忘怀现实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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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隐初年，生活尚可。陶渊明甘为农人，过着那种“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的田园生活，并在无意间进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精神境界。后来，随着生活的日渐贫困，诗人开始关注不公平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辛苦的躬耕也让诗人与田家朝同往，暮同归，更多地了解百姓疾苦，代表百姓声音。有些田园诗写自己的贫困和农村的凋敝，而部分咏史诗借史实为媒介，表现作者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品格。
生活越来越贫困，饥寒纠缠着陶渊明，贫困考验着陶渊明。如何才能摆脱贫困？最便捷的方法是重返仕途，再食俸禄。但陶渊明去世前一年，贫病交加，江州刺史檀道济来探望，颂扬他“贤者”并劝他出仕，他却拒绝到：“潜也何敢望贤”，檀道济馈赠粱肉，渊明“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一面拒收馈赠，一面又叩门“乞食”，他宁肯穷的要饭也不重返仕途。
因此，陶渊明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而那样的社会现实下，陶渊明只能把淳朴的乡村生活，作为他的社会理想的比较现实然而十分有限的寄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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