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２年５月 第３Ｏ卷第２期 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ｍ￣ｏｆ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Ｕｎｉｖｅ￣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Ｍａｖ．２０ｌ２ Ｖｏｌ＿３０ Ｎｏ．２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成果简介： 《白居易散文研究》 从历时性角度来看，唐代古典诗文创作在美学旨趣、风格特质和艺术技巧等诸多方面均有重大转 关。晚清学者陈衍《石遗室诗话》中针对诗歌提出“三元”说，认为中唐元和时期与此前南朝之元嘉和此 后北宋之元祜同为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历程中最为重要的阶段，征之以史，信非虚言。职是之故，白居易 作为元和文坛之盟主，自唐而来，治唐代文史之学者多对其生平、思想、诗论及诗歌详加参研。然中唐不 独诗歌求新，散文创作也以求变求异为己志，古文运动即为明证。然古今学界谈及中唐散文创作，多以 韩柳为核心，以韩门后学为外围，而对白居易散文创作之研究则多有偏废。有鉴于此，付兴林教授经数 年沉潜，终于完成《白居易散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出版）一书，该书之面世对于 白居易研究和唐代文学研究无疑具有填补空白和弥补缺憾之功效。 《白居易散文研究》共分五章，合计５５万字，是唐代文学研究方面一部颇为厚重的学术著作。在书 中，作者独具慧眼，将文本研究与文体研究、科举制度与拟作习笔、个体创作与时代思潮、创作心境与政 治环境兼顾统观，在扎实的文本阐释基础上，不仅透析了白居易散文中六类主要文体——判、策、诏诰、 奏状、章表、律赋的创作背景，力求凸显白居易在文体建设方面的贡献，以生动的个案研究揭示了唐代科 场文化对文学创作的重大影响，而且概括了这六类文体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精神特质，发掘了蕴藏在 白文中的认识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该书也从另一侧面揭示了白居易的政治生活、心路历程、精神 人格，对白居易散文在中唐古文运动中及散文史上的价值及地位进行了复原性追溯和公正评价。客观 而言，付兴林教授的《白居易散文研究》作为学界迄今以白居易散文为专题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的第一 部学术著作，在文献方面力求“竭泽而渔”，在观点上坚持言必有据、论不虚发，在体例上追求稳中求新 和协调妥帖，学术价值显见。具体而言，具有以下三方面特点。 首先，该书研究具有极强的针对性。白居易散文在唐五代曾广为流传，“每有新入学士求访，宝重 过于六典也”（元稹语），“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菱。非徒谣颂之片言，盘 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刘昀《旧唐书》），然其至宋及以后 则步入低谷。面对白文接受过程中的这种冷热状况，该书将白文创作与接受视作中唐文学之一大奇观， 以生动的个案研究考察其兴盛、衰落的过程，揭示白文命运的某些规律，更由此而揭示出与白文的创作 情形有些类似的其他一些骈文大家所创作的骈文命运的盛衰规律。这种做法与同类著作相比，无疑具 有新意。此外，在白居易研究过程中，较多学者忽视白文之价值，即使偶有提及，也只是采撷其中一小部 分来作为印证其诗歌、诗论、生平研究的陪衬材料，可以说白文研究长期处于边缘状态。付著则以个案 式研究，力图使白文回归至白居易研究的核心位置，从而对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纠偏匡正之效。 其次，该书视野开阔，对于推动唐代文史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作用。《白居易散文研究》尽管属于 文学专家的研究范畴，但由于白居易不仅是中唐著名的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位重要政治家。所以在研究 过程中，著者密切联系中唐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哲学、宗教、伦理道德、文人心态以及对外关系 等，从大文化的视角对白文中的判、策、诏诰、奏状等文体加以深入研究，并得出一系列重要结论。如认 为白居易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期间代天子所作的制诏中，不仅反映了唐王朝众国仰承的国际地位， 且展现了睦邻是务的对外，慰问加官的交往礼数，捍卫权益的外交原则。其结论的得出对于研究唐 代的外交史和文化史具有重要价值。又如在对白氏《策林》的研究中，作者认为白居易榷盐思想的本质 是他不满部分盐商逃税避徭的圆滑行径，而并非是对整个盐商队伍、商业活动，并从中洞悉中唐时期商 业活动的具体状况。这对于唐代经济史研究的深入无疑具有推助作用。上述研究反映出作者于唐代制 度史、政治史等领域的深入认识。这种将白文与中唐社会文化合为一体的研究态势，不仅有利于文学研 究的深入，而且对历史研究也能够提供新的依据和史料，从方意义上看，这也是对陈寅恪先生所开 ・９３・ 创的“诗史互讧”法的一种自觉继承和实践。 最后，《白居易散文研究》对于古代文学的文体研究也有重要价值。作者通过对白文进行仔细的数 量统计，并对白居易对自己作品进行自觉地归类结撰的行为加以研究后，认为白居易具有明晰的文体学 概念。在对唐代流行文体和白氏使用过的文体加以比对之后，发现绝大部分文体白居易都有过创作，并 据此认为白文“有力地推动和强化了文体学的发展和建设”。尤其是他对“批答”、“解”等文体的体裁 特征的形成并最终成为一种正式文体，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结论的得出不仅证明了从文体学角度研 究白居易散文的可行性，而且还以观点的鲜明新颖推助学界对唐代文体学研究的深化。不仅如此，作者 还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将白居易的散文创作与古文运动加以联系，以白文创作中散诰为例，认为 在中唐求新求变意识普遍增强的情况下，随着古文运动的展开，白居易已有意识地自觉加入到了文体革 新的时代潮流中。白居易的文体改良与韩柳的文体改革形成了一股复古创新的合力，共同推动了古文 运动的发展进程，反映出作者宏阔的研究视角和不囿于一隅的学术魄力。同时，这些结论也可与陈寅恪 先生所指出的“其实当时致力古文，而思有所变革者，并不限于昌黎一派。元白二公，亦当时主张复古 之健者。不过宗尚稍不同，影响亦因之有别，后来遂湮没不显耳”的学术观点相互印证。 当然，书中个别观点或许还有商榷的余地，部分内容或许还需更深入地研究。但是，这都并不妨碍 《白居易散文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 （王伟） （上接第９２页） 问：如果将来会有一批人从事屈原诗学理论的建构，您希望建构起来什么样的诗学理论呢？ 答：我希望是通过他们的努力建构起一个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诗学悲剧理论。 问：我读您的书时，发现您提到了中国的“脊梁精神”，您能具体阐释一下这种精神吗？另外，这种 “脊梁精神”在＂３代社会具有什么样的现代意义呢？ －答：我在书中所提到的“脊梁精神”，就是指屈原把真理追求到底、把道义担当到底的悲剧精神。就 如我在书中所说：“人格精神之可贵，不在于他能够圆滑处世、名利双收；而在于他能够顶天立地、担当 道义。这种顶天立地、担当道义的‘脊梁’精神，也可能使他一生困厄，甚至遭遇悲剧，却因其肩负着民 族的希望、人类的前途，而可与日月争光！”这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尤其是在利益当 先的市场经济大潮下，在“大众文化”风靡，人格普遍走向平庸的时代，屈原的这种精神风骨更应该得到 充分的重视。 （王继伟，张世磊） ・９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