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国家政治动荡的历史考察
——以叙利亚威权主义政治为例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王新刚
肇始于“茉莉花”的阿拉伯政治大地震，致使二次大战后中东政治面临全面考验，威权主义政治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作为威权主义政治的典型案例，叙利亚现代政治发展，经历了军人夺权、个人专权、家族统治长期占据权力中心，且拥有浓重的宗教少数派什叶派教派色彩。该政权几乎是集中东威权政治国家众多不同特点于一身，因而被认为是“茉莉花”的直接对象。
一、中东威权主义政治的产生及其作用
自近代以来，在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影响和冲击下，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大体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运动高潮。第一次社会变革和现代化高潮是奥斯曼帝国后期，主要包括奥斯曼帝国素丹艾哈迈德二世（1703～1730年）率先效仿西方在帝国范围内实施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由此揭开了中东地区艰难的现代化进程的序幕。此后，历经麦哈迈德一世（1730～1754年）改革、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1774～17年）改革、谢里姆三世（17～1807年）的“新秩序”改革、麦哈迈德二世（1808～1839年）的“新军重建”改革、阿卜杜勒·麦吉德（1839～1861年）和阿卜杜勒·阿齐兹（1861～1876年）的“坦齐马特”改革。以及穆罕默德·阿里于1809～1849年在埃及实施的变革。上述各个时期的现代化改革，持续时间长达百余年之久。第二次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运动高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后中东地区诞生了第一批的或形式上的民族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先后展开了土耳其凯末尔改革、伊朗礼萨·汗改革运动、阿富汗阿马努拉改革和沙特阿拉伯的伊本·沙特改革。第三次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运动高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三次高潮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战争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国家全面启动现代化发展的阶段。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后中东国家现代化战略调整和深入发展阶段。如果说，由于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前两次社会变革运动的内涵尚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运动的话，那么，它们至少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创造了前提条件。而战后中东国家掀起的现代化运动高潮，则是前两次社会变革运动在更高层次上的延续和发展。这一时期是当代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重要阶段，当代中东政治体系最终建立起来。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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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四、五十年代的运动、五、六十年代共和主义浪潮和冷战结束后的“民主化”浪潮，最终形成了包括传统威权主义、现代威权主义、混合威权主义及军人政权等四大类型的威权主义政治。
以叙利亚为例，由于曾经是法国委任统治地，早在1930年即接受了西方议会民主制。议会民主制作为上层建筑本应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为基础，却被人为地嫁接在以大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半封建社会结构之上。当时的叙利亚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多元社会，阶级矛盾、、城乡矛盾、宗派矛盾、家族矛盾等交织在一起。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政权被大地主、大商人阶级政党所把持，议会民主制根本无法运作。
二战期间及战后，在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中，现代资产阶级崛起、参政。但大土地所有制没有根本改变，各种矛盾依旧存在。议会成为地主、工商业资产阶级不同利益集团争取夺利的角逐场和讨价还价的交易所。因各种矛盾无法调和而难以作出重大决策，勉强作出决策亦难以实施。
议会缺乏权威性，无所作为，议会民主制的合法性因之损失殆尽。1949年后军人干政，在军人政治（包括埃叙合并时期）与议会民主制反复较量后，终于在1963年复兴党与军人联手，废止了议会民主制。
代表中产阶级下层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复兴党激进派获得政权后，建立了前苏联模式的一党制。1970年后，阿萨德政权成为典型的权威主义，表现在总统权力至大，总揽党、政、军大权。复兴党、官僚行政机构、军事安全机构则是政权的三大支柱，并日益凸显出个人专权、家族统治，阿萨德父子长期占据权力中心，以及浓重的宗教少数派教派色彩。
历史地看，威权主义在中东、建国过程中以及、建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过无可替代的作用。主要表现是：
1、动员、领导民众反殖反封建，建立民族国家。如：沙特王国缔造者阿卜杜·阿齐兹以其家族世代确立的权威，经过30多年艰苦奋斗，征服了各霸一方的部落割据势力，驱逐奥斯曼帝国，摆脱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控制，建立的沙特阿拉伯王国；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以其家、政治家、军事家的卓越才能率领土耳其军民赶走外国占领军，把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团聚起来，废除素丹制、哈里发制，建立起中东最早的共和制国家；埃及“共和国奠基人”纳赛尔以其爱国热忱和献身精神团结、带领“自由军官”推翻法鲁克封建王朝，赶走占领军„„他们的名字永载史册，他们的功绩有口皆碑；包括伊朗领袖霍梅尼以其特殊的宗教地位和思想理论赢得了全国各界各阶层的支持，成功地推翻了巴列维封建王朝，挣脱了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枷锁，建立了共和国，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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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真正的。
2、建国后维持社会稳定。如：叙利亚作为法国委任统治地，20世纪30年代虽然接受了西方议会民主制，但造成政治上一片混乱，仅战后至20世纪50年代末10余年时间，内阁就更迭了20余次。自1963年复兴党联合推翻西方，特别是1970年阿萨德上台，建立威权主义统治后的30年间，叙利亚政局平稳，社会安定。
3、国家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如叙利亚哈菲兹·阿萨德自其1970年上台至2000年病逝的30年间，叙利亚在阿萨德下，推动经济调整与改革，国营企业、基础建设等取得长足发展，私营企业在一些领域得到振兴。叙利亚国家从一个积贫积弱，任由强邻摆布的蕞尔小国逐渐变成一个自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民众物质、精神生活得到一定改善，具有相当综合国力的地区强国。
4、抗拒外强，抵御外侮。为了遏制以色列侵略，抗衡大国势力干涉，实现民族振兴，纳赛尔等威权主义领导人致力于阿拉伯统一，并于1958年实施了埃叙合并。中东各威权主义政权下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支援了巴勒斯坦人民维护主权的正义斗争。中东产油国先后完成了石油国有化，还不只一次运用石油武器制衡外来势力„„。
5、军人干政对多党民主制的运作起到纠偏作用。1970年阿萨德“纠偏”运动是一个例证。复兴党务实派阿萨德政变上台后，发动“纠偏”运动，放弃“社会主义”改革，将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增强国力等作为主要目标，其“纠偏”逐步搞活了经济，改善了国际形象，笼络了传统的城市阶层，从而扩大了复兴党政权的统治基础。
再以土耳其为例，尽管凯末尔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曾提出军政分离主张，但直至战后，土始终未能脱离政治，反而成为多党民主制的积极干预者。1960年、1971年、1980年3次干政即是明证。从一定意义上说，土尔其军人连续干政，对该国多党民主制的运作起到了纠偏的作用。
二、中东阿拉伯政治现代化的滞后
战后中东威权主义领导人致力于反殖民主义反对封建、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抵御外侮等作为，无疑是中东现代化初始阶段最急需的。但中东国家威权主义在一定时期内有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明显地具有消极作用。
从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看，各国的政治现代化发展普遍滞后于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未能促成社会结构发生质的变化，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特别是政治民主化进程依然任重道远，障碍重重。近代以来中东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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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运动是在强大的外力驱动下，由统治者和当权派自上而下发起的。从本质上看，多数中东国家近代以来推进现代化的动力都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两句话：一是救亡图存和强国富民；二是强化统治活力和巩固现行政权。中东国家实施现代化的考量使它们在推动经济发展时很难协调和理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各种内在关系，从而造成两者间的互为制约和彼此排斥。其结果，中东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几乎都难以确保经济和政治发展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甚至断送现代化的成果。伊朗巴列维王朝时期的现代化实践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巴列维曾发誓，要把伊朗建设成一个与工业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工业社会，成为世界上的第五大强国。但他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却以失败告终。其悲剧的根源在于，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未能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政治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换言之，他既要维护作为封建上层建筑的王权，又是推毁其经济基础；他要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建设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又要对其套上封建王权的桎梏。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背向而驶，这种违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策略必然把伊朗的现代化引入死胡同。
特别是中东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未能从根本上促成相应的政治发展与变革，形成一整套适宜现代化健康发展的民主政治机制。多数国家仍维持原有的传统政治结构，或是迫于各种压力仅对原有传统政治结构进行局部改良。即使那些曾对民主政治充满渴望和憧憬的政治家，一旦被推上国家最高权力宝座，也几乎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了集权和，选择了传统价值观的回归。中东国家的当权者们既希望通过现代化来实现强国之梦，又无限眷恋和崇拜凌驾于万民之上的政治，这种“二律背反”现象严重制约着中东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显然，个人的或一党的专断，再加上不健全的中惯常衍生的机构臃肿、官僚作风、裙带关系、管理混乱、效率低下、故步自封、甚至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等痼疾，都造成了中东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出现波折与反复。
中东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发展滞后取决于内外和主客观多种原因。但就中东国家本身来说，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发育不成熟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中会内部尚未形成一个真正能够体现或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社会阶层或群体，另一方面，中东国家除了受教的影响外，传统的家族、部落和部族观念依然在各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往往同现代政治的诉求发生冲突。上述因素显然都不利于民主政治的成长。
就具体的消极作用和表现而言：主要是阻碍民主化进程。（1）非实际民选，无法定任期。威权主义的君主国家皆因循世袭制、终生制；威权主义的共和国领袖法基赫系由“专家会议”推举，没有法定任期；威权主义总统制虽形式上由民选产生，但实际上多凭实力、权术上台，虽有法定任期，但往往反复“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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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连任”。 （2）高度集权。各类权威主义领导人都不遗余力地掌控国家现行制度的最高权力；君主制的国王集政、教、军大权于一身，重大决策都在国王、王室、亲信小圈子里商定；二元君主立宪制的国王同样掌控政、教、军大权，议会处于从属地位，重大决策均由国王钦定；法基赫牢牢掌握教权、军权，控制政权，重大决策均出自法基赫及由他任命的“国家紧急委员会”；权威主义的总统则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重大决策由总统及少数亲信作出。（3）不能遵守体现人志的、法律。君主制国家无，自不待言；其他权威主义统治的国家虽都有，但都不能体现人志。人们发现，常有些当权者依照自己的意志废除，有些国家每当政权更替便依照新当权者的意志修改。至于一般法律，更是“法无定法”。（4）缺失有效的监督。客观地说，包括尚属君主制在内的中东权威主义政权，当权者都已受到一些监督，共和国国家大多还标榜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但应看到，他们所受监督基本是来自统治集团之内，而且是很有限的，缺乏真正来自民众、公众的监督。如沙特王国的协商会议基本不起多大作用，约旦前国王侯赛因动辄解散议会，更换内阁，有些当权者标榜的“三权分立”依然停留在纸面上。2011年年初以来的阿拉伯政治动荡中，上述政治中的弊端暴露无遗，威权主义政治成为街头的直接对象，威权政治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以叙利亚现行国家为例，该是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执政时期（1970～2000）确立的总统制及复兴党一党制威权主义政治。它拥有、议会、政党、复兴主义意识形态等现代性特征，甚至拥有较高的制度化水平，特别是拥有较为完善的意识形态体系——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其执政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是中东地区少有的意识形态比较完备、组织体系严密的现代意义的政党。该党创建于20世纪30年代，1963年通过军人政变取得政权，是中东地区历史悠久、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但同时该又具有浓厚的阿萨德总统家族所属阿拉维派的宗教教派背景，阿萨德及其家族自1970年以来长期居于该的权力中心，阿萨德父子个威至高无上。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自1970年通过政变登台执政直至2000年去世，此后其次子巴沙尔继任总统至今。哈菲兹·阿萨德执政时家长色彩浓厚，且军人政治背景浓重。
另如埃及一党独大多党制，该无论在萨达特时期还是在穆巴拉时期，其致命缺陷就是对总统行为和工作都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不但反对党处于政治边缘地位，执政党也成为通过总统决策的工具，则成为执行总统意志的机构。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以总统为首的集团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出发，决策难免失误，因此造成埃及政权虽稳定，但政治不稳定，恐怖、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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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发生；经济虽未出现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那样的高通货膨胀和高财政赤字，但改革艰难，发展缓慢；民主化进程亦举步维艰；执政党威望不断下降。
中东威权主义政治也非一成不变。近十年来中东威权主义政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叙利亚自小阿萨德2000年上台以来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其政治进程进入新的阶段。巴沙尔试图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发展，在政治生活、经济变革和外交理念与实践等层面表现出务实、冷静、灵活、多变的新特征，叙利亚政治生态呈现出从阿萨德时期强势威权主义向巴沙尔“弱威权主义”的转换。如倡导民主的氛围，放宽新闻自由，赋予人民议会更多的权利，释放政治犯，恢复质朴的生活方式，主动融入信息社会，与国内穆斯林兄弟会关系进一步改善，将其成员纳入人民议会。当然，这一转换并没有触及到国家权力的结构、格局与根基，阿萨德依然如故。另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向西方开放，2005年以后持续数年的埃及政治改革，也都反映出变化的一面。
三、当前阿拉伯政治动荡的原因及其前景
当前阿拉伯世界政治动荡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经济问题长期存在；阿拉伯地区人口年轻化，反映在年轻人失业率极高等；全球化时代阿拉伯国家社会经济问题进一步凸显，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等；信息化时代对政治运动的影响；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对“民主、自由”的鼓吹；阿拉伯世界的整体性因素，政治运动的示范效应和传导效应极其明显。但当前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动荡，经济因素是主要起因。
以叙利亚为例，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叙利亚经济因石油价格下跌、外援锐减以及经济的结构性矛盾陷入困境。1991年出台10号投资法，最初几年拉动了私人投资，经济得以改善，1990至1996年年均增长率8.45%。但此后经济发展动能不足，官僚主义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据叙利亚国家规划局数据显示，1996年后叙利亚经济年增长开始下滑：1997至2003年间平均增长率仅为2.37%，同期人口平均增长率却达到2.7%，抵消了经济增长。
近年来叙利亚通货膨胀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2005年通胀率达6%，2006年徘徊在9%至10%之间。就业方面，从黎巴嫩回撤的劳工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就业压力。2003年失业率为12.5%，2005年为11.7%，2006年为20-25%，2008年为20%。而每年新增就业人口约30余万。每年7%的经济增速才能平衡就业的需要。低经济增长率和高失业率导致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极高，国内有510万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占总人口的30.1%，其中200万人口难以保障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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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2006年巴沙尔总统发布第25号法令，实施“十五计划”（2006-2010年）。2006年至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4%，特别是2009年是贯彻实施“十五计划”的第四年，经济增长，石油、旅游等收入增加，吸收外资大幅增长，私营经济发展，农业收成良好，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总体有限。
但受多重因素影响，叙经济改革进程仍旧缓慢，制造、化工和纺织等行业出口下降，宏观经济无大的起色，民众失望与不满不断累积，在政治地震的传导效应作用下，2011年3月以来叙利亚国内局势出现动荡，动用维持社会秩序，撤销自1963年开始实施的紧急状态法，呼吁民族和解，展开整治对话。 叙利亚现政权正在面临严峻考验。
当前阿拉伯世界政治动荡总体观之，其开端是社会经济性的，但迅速向政治性的演变。已表现为政治领袖人物的去留以及现政权的存废。但无论政治人物的去留及现政权的存废等，都将难以阻挡中东阿拉伯国家新一轮的政治变革运动。此次运动将是中东阿拉伯世界继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运动、五、六十年代共和主义浪潮和冷战结束后的“民主化”浪潮以来又一次波及整个地区的民族民主政治运动的高潮。就其运动的政治指向而言，中东威权主义政治将接受巨大考验，特别是威权主义政治中的传统因素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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