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效率与地区经济发展差异 ——基于大规模协调博弈的视角

作者： 张树全

来源：《当代经济管理》 2013年第7期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系， 贵州贵阳550025）

眼摘要演制度效率的差距是造成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过构建一个大规模协调博弈的模型来解释地区制度效率差异扩大化的原因。基本的结论是： 由于大规模协调博弈使地区制度效率的差异呈扩大化的趋势， 因此落后地区忽略制度差异的赶超战略不会获得真正的成功。精简的规模和职能、更有效的监督权力是缩小地区间制度效率差距的方法。

眼关键词演大规模协调博弈； 制度； 经济发展

眼中图分类号演F124 ［文献标识码］ A 眼文章编号演1673-0461（2013）07-0013-05

一、引言

从2000 年到2010 年， 东部5 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 和西部10 省（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的平均GDP 从2000 年的差距6,549元扩大到2010 年的21,340 元， 绝对的差距在扩大。东西部的经济增长差距有加速扩大的趋势。现有的文献对东西部的收入差距有很多的描述并研究收入差距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如彭文斌通过多层次分解的Theil 指数描述了我国东中西3 大区域的经济差距以及贡献率的时空演变特征。[1]魏后凯对中国地区经济差异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并认为从1978 年到1995 年落后地区与高收入地区间人均GDP 或人均国民收入差距大体每年约以2%的速度缩小， 同时各地区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的不平衡格局反而进一步加剧。[2]其他学者如杨开忠、蔡窻等也进行了相似的描述。但是这些分析对区域差距的原因分析较少。[3][4]

地区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假设， 必然意味着地区之间的差距将随经济发展而缩小。但这一结论和很多的实证分析并不相符，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 以罗默、卢卡斯(Robert E．Lucas，) 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对区域差距的发散性进行了新的解释， 将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量。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经济发展，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 形成良性的互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 知识或人力资本的积累越多， 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经济落后的地区， 学习的机会小， 知识积累很缓慢， 经济发展也就慢。一快一慢， 必然形成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除此之外有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进行了数据检验， 发现并不存在决定经济发展的简单因素， 但可以肯定的是制度， 包括市场、产权和法制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5]

笔者认为， 除了人力资本是可积累的因素以外， 制度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会不会也具有相似的作用。本文将采用一个大规模协调博弈的分析框架来分析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制度效率差异及其原因。这里的制度特指和企业营商环境有关的各种规则的总和， 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度。

二、制度的积累与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基于大规模协调博弈的分析框架

首先假设， 和所有市场经济中的人一样， 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利益表现为个力、在职消费等， 这些都和可支配的资源成正比， 和的收入成正比， 因此和地方的目标是追求收入最大化。

企业以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 为此企业会精心选择自己的建厂地址， 在影响选址的因素中，法治、规范化的程度是重要的标准， 在其它方面相同的情况下， 企业会选择制度成本最低的地方来建企业。

现在假设有两个地区的企业数量不一样。企业数量少的地区， 和企业之间的博弈将会是一个囚犯困境的博弈。表一是该博弈的收益矩阵。收益矩阵中前一个数字代表的收益， 后一个数据代表企业的收益。的行为分成高法治水平和低法治水平， 高法治水平是指切实帮助企业， 减轻企业负担， 为企业提供方便； 低法治水平是指以获得短期的收益为目标， 增加企业的各种税费， 任意干涉企业的经营活动。在（高法治水平， 进入） 这一组合下， 获得税收T， 同时为了吸引企业到来花了成本Z， 的纯收益为T-Z， 这种收益可以长期存在。（低法治水平， 进入） 这一组合时， 通过勒索企业来获得好处， 如乱收费， 乱摊派和罚款等。用L 表示， 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无法经营， 只有关门大吉，这将损失前期的投入， 用C 表示， 企业的收益为负数， 的收益为T+L， 多于好心时可以获得的收入， 不过由于企业会退出， 这种收益只能获取一次； （高法治水平， 不进入） 的组合下， 损失吸引企业所花费的成本Z； 企业没有进入，收益为0。（低法治水平， 不进入） 的组合， 由于双方都没有采取行动， 故收益都为零（见表1）。

从的角度来看， 低法治水平是占优策略，无论企业是进入还是不进入， 低法治水平时的收益都会高于高法治水平时的收益（T+L>T-Z， 0>-Z）。对企业而言， 企业知道一定会选择低法治水平， 这时企业的进入之后的收益将为负， 因此企业会选不择进入的策略， 这样博弈的均衡结果将是（低法治水平， 不进入） 的组合。

这种均衡的结果显然不是社会的最优结果，从社会角度看的最优结果是（进入， 高法治水平）的组合。如果博弈是重复进行无穷多次时， 双方都会认识到合作的收益， 博弈的双方都会选择（进入， 高法治水平） 的组合从而走出囚徒困境。可以看出， 当一地的潜在的试图在该地选址的企业足够多时， 追求最大财政收入的将会采取高法治水平的行为， 而潜在的企业也将会选择进入的策略。假设现有的企业数量为m， 潜在的企业数量为n， 在不考虑贴现因素时， 采用掠夺策略时的收益为ni = 1 移 （T+L）i， 潜在企业发现现有的企业被掠夺了， 自然会放弃进入该地的想法。采用高法治水平时的收益为m+ni = 1 移 （T-Z）i， 不但可以从现有的企业获得正常的税收， 还能吸引潜在企业的进入。因为（Ｔ－Ｚ）>０ （否则不会愿意招商引资）。所以， 当m 足够大时， 即潜在需要进入的企业足够多时， 必然有m+ni = 1 移 （T-Z）i>ni = 1 移 （T+L）i， 对来说， 掠夺将是一个不明智的策略， 以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为目标的将会采用高法治水平的策略。

以上分析表明当潜在的企业数量足够多时，将会实行更加友善的公共， 地区的制度环境将大大的改善。改革开放以后， 沿海地区迅速发展， 跟这种潜在进入的企业有很大的关系，被确定为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地区， 为了吸引潜在的海外企业， 纷纷都执行优惠的并取得经济发展的成功， 拉开了和中东部地区的距离， 而中西部由于开放的程度不如沿海， 潜在的需要进入的企业数量少， 因而实行友善公共的激励程度不足。

潜在进入的企业是决定行为的因素， 当已经进入的企业数量足够多， 而潜在进入的企业数量减少时， 可能同样会采用掠夺的。即n 多而m 少时， 将使n 越来越接近于m+n， 由于T+L>T-Z， 当n 和m 接近时，m+ni = 1 移 （T-Z）i 的值将小于ni = 1 移 （T+L）i， 这意味着在大量企业已经进入之后， 实行掠夺的策略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

但是从现实来看， 这样的现象并没有发生， 经济已经很发达的地方， 都有较高的法治化水平， 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之一可能是追求长期收益。但的任期是有限的，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的不会为了整体的长期利益而放弃他在任时可以获得的更多收入。那么进行规范管理就只能是另外的原因了。

另一个原因就是已经存在的， 数量众多的企业会改变的行为。如果企业数量多的地方行为规范， 企业数量少的地方采用掠夺式的管理， 那么就会形成典型的大规模的协调博弈，形成制度效率上的马太效应， 最终导致经济上的差距。而这种可能性是极有可能存在的。大规模协调博弈指的是， 当其他很多人在做出了选择之后， 局中人如果跟随其他人的选择， 就能提高收益， 如果不跟随， 则收益就会降低， 一个典型的大规模协调博弈的收益矩阵如表2 所示。

以企业的选址决策为例， 支付矩阵中的第一个值表示其他企业的收益， 第二个值表示企业X的收益。当其他企业选择A 城市时， 企业X 也选择A， 那么企业X 和其他企业的收益都将为H+x。H 表示没有企业X 时其他企业所获得的较高的收益， 由于企业X 的加入， 所有企业的收益都增加了， x 为增加的部分。如果其他企业和企业X 都选择B， 其收益与都选择A 城市时相同。当其他企业选择A 城市， 而企业X 选择B 城市， 也就是企业X 不跟随其它企业时（其他企业选B 而企业X 选A 时也是相同的）， 其他企业的收益仍然为原来的H， 而企业X 的收益将为L， L 是一个比H更低的收益。

这样的收益矩阵和现实中的区域企业分布相符合， 我国大量的民营企业集中在沿海开放城市一带， 而内陆地区的民营企业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远远落后于发达地区， 这也是影响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因素。企业基数越多的地方，越是吸引新企业的到来， 这种马太效应有其现实的原因。

第一， 企业的数量会促使降低收入对企业形成的负担。的收入如果依赖于本地的大量的企业， 就必然和企业进行协商和协调， 通过维护企业的利益来获得收入。通过减轻本地企业的负担， 培养税基， 实现财政收入的长期增长。这样做的前提就是本地企业数量众多，即使税负较轻， 也能获得较多的收入。对于企业数量多的地区来说， 会采用低税负的管理办法， 形成规范高法治水平的管理而不是掠夺式的管理； 对于企业数量少的地区， 由于财政压力，可能会采取高税负的管理办法。对企业来说判断投资环境的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看现有的企业数量， 现有的企业数量越多， 则营商环境越好。当企业按照这种方法来选址的时候， 就形成了大规模的协调博弈： 现有企业数量越多， 越能吸引新企业的到来从而经济也越发达。这和我国东西部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的事实是相符的。

第二， 企业数量的增加会增加管理的工作量， 形成学习效应， 促进提高管理效率和规范性， 制定更科学的流程， 减少单个企业和打交道的成本。学习效应是职员通过在实际工作中由于重复进行同一类问题的处理而提高能力，降低成本的现象。工作人员的学习效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起初完成一项针对企业的审批、核查等管理时， 需要较多的时间， 当企业数量较多时， 工作人员会变得越来越熟练， 从而提高处理速度和效率。二是管理者在大量的管理实践中， 能把各个管理环节进行合理的顺序安排， 形成更为科学快捷的流程， 进而提高管理的效率。三是当管理形成既定的模式之后， 企业会针对的管理来准备各种文件和材料， 这也会提高管理的效率。相反， 在企业数量很少的地方， 不可能形成这样的科学流程， 对企业的管理往往没有特定标准， 或者有制定标准却不能熟练的操作， 拖延时间， 甚至会以人际关系为基础进行处理。可想而知， 在这种管理效率较低的地方创办企业将会面临较高的和打交道的成本。例如温州为了保护和促进挂户经营家庭企业的发展为企业提供“三借” (即出借介绍信、合同书、银行账户)， “四代” (即代开统一、代为计账、代征国家税款、代集体提留)等服务， 提高。而这样的管理经验， 不可能在一个企业数量少的地方发生。

第三， 企业数量的增加能更有力的监督，促进管理的规范化。庞大的企业数量会给现有的行政机构形成压力。当企业利益受损的时候，可能会与进行集体的协商， 增加谈判筹码，促使形成有利于当地企业的。例如1999年， 温州市在全国最早以令发布了《温州市行业协会管理办法》， 并赋予行业协会16 项具体职能， 提高企业的话语权， 更有效的监督。[6]一个企业的诉求可能不会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众多企业的诉求显然会不一样， 会考虑对当地经济的影响， 也会考虑对其它企业信心的影响。相反， 如果一个地方企业数量很少， 这些企业对当地的影响力就非常有限。往往会亲自参与经济建设， 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投资来推动GDP 和政绩， 获得各种上级的资助。在这样的环境下， 普通企业的利益被忽视就不足为奇了。如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为打造“白酒一条街”， 在搬迁补偿及安置等措施未明确的情况下， 强制商铺搬迁， 并强行扣押部分商户货品。[7]这就是一种忽视企业利益的典型做法， 如果当地有足够多的企业的话， 这种行为就很难发生。

第四， 企业数量较少的地方， 干预经济的程度比较深。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 都有强烈的赶超情结， 往往对经济进行多方面的干预。如通过各种优惠补贴和谈判将一些知名的大企业引入本地， 增加本地的投资和GDP， 甚至有些地方对每个部门都安排招商引资的任务。既当裁判员， 又当运动员。这种直接引进有可能是基于和企业老板之间的互利， 强调的是个人的因素， 弱化制度的约束， 不利于改善整体营商环境。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方式， 干预程度越深， 对市场机制的扭曲程度就越大， 资源配置将越没有效率。从实践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通过的强力控制来实现经济的真正发展。在我国， 的考核是以GDP 和税收为最主要的指标， 经济发达的地区无论绝对值还是增长率都处于前列， 往往会以稳定的来保持现有的发展趋势， 没有必要也没有动力进行强力的经济干预； 而落后地区增长速度方面处于劣势， GDP 绝对值更是悬殊， 这对于当地的考核来说极为不利， 因此落后地区的都有强烈的赶超情结， 希望通过强力的和政治干预来增加这两项指标， 结果就会形成强力的干预模式， 扭曲市场机制的作用，

再加上每个新任的往往都会提出自己的一套干预模式， 致使缺乏连续性。这种不同的干预模式对企业的选址决策有较大的影响， 对已经有大量企业的地区， 新进企业会相信当地有较少的干预和较连续的； 而企业数量较少的落后地区则会有较多的干预和多变的， 形成企业数量越多的地区， 越吸引新企业投资的局面， 形成马太效应。

第五， 从行政文化的角度来看， 企业数量多的地方更能形成尊重企业的行政文化。企业数量多的地方， 财政方面对上级的依赖较少， 靠当地企业的税收来提供， 保护当地企业就是保护的收入， 会和当地企业进行协调， 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这种行为日复一日的进行， 就会在公共管理机构中形成尊重企业， 保护企业产权的行政文化。企业数量少的地方， 当地企业对地方的财政收入贡献有限， 不能满足全部财政开支的需要， 的财政支出缺口主要依靠上级的转移支付来维系， 获得上级的支持对当地尤为重要。管理活动往往只是为了获得上级的肯定， 当地行政部门没有改善本地治理的动力， 其管理将更加的专横， 对管理制度创新会持反对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 就会形成以上级好恶为转移的管理方式， 忽略对当地企业的保护和尊重， 企业数量的减少就不足为奇了。

三、增进制度效率的思路

制度改进的马太效应导致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且这种差异不会缩小， 只会扩大， 这是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由于存在大规模协调博弈，企业的数量本身对的管理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而影响营商的制度环境。制度是一种经济增长的结果， 良好的制度又促进更多的投资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形成良性互动。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 这一结论也是正确的， 贸易的繁荣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壮大， 最终导致封建制度灭亡。从横向来看， 凡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国家， 就有更民主和文明的制度， 有更有力的财产保护制度。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落后的同时， 也伴随有财产保护的不力。因此， 要想减少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实现均衡发展， 必须要克服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在制度效率方面的鸿沟。

减少对经济的干预， 是改善地方制度环境的前提。公共选择的理论却认为， 由普通人组成， 这些人同样具有经济人的属性。所以的行为同样是利已的和自私的， 很多国家的， 其行为完全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租金。对现实的观察也印证了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 干预得越多， 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将被严重扭曲。增进制度效率的方法就是减少对经济发展的干预， 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对企业而言，干预太多的地区， 会面临更高的税费和罚款， 营商环境会更差， 如最近发生的沈阳商铺大面积关门事件，[8]就体现了人们对干预的态度。减少干预无疑会减少企业的负担， 改善制度环境。

精简规模。首先减少规模可以减少管理成本， 维持大规模的运转需要大量的经费， 而这些经费主要由当地企业和居民提供， 精简规模可以节省大量的税收， 减轻企业负担。其次精简机构可以减少的职能， 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 减少各种对企业的收费。从实践来看， 凡是民营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方，都具有小的特征， 正是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 才形成了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

有效约束行为， 防止掠夺之手对经济的破坏， 是改善制度效率的关键因素。具有大规模征用和惩罚的权力， 任意干预和和管制会增加社会的交易成本， 需要进行有效的约束。市场经济的活动有三类主体， 分别为个人(家户)、企业和， 只有在这三类主体的行为都处于法律的有效约束之下时， 财产的权利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 市场经济才能有效的运行。反之， 如果产权就得不到充分保护， 则很多潜在的投资行为就不会发生， 社会的实际产出将大大少于潜在的产出。在这三个主体中有能力超越法律约束的只有。是否受到有效的约束， 也是区别法治社会和人治社会的基本特征。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 “普天之下， 皆为王土” 的思想根深蒂固。封建的君主和几乎控制了整个社会的所有政治和经济力量， 并理所当然的将公共权力视为私人财产， 对社会的任意干预和索取

都被认为是正当的， 和意志就是法律， 的任何行为都合法， 而为臣民做的任何有益的事情， 都是一种恩赐而不是义务， 这是封建人治社会的典型特征。这些人治传统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阻碍， 亚当斯密认为， 曾经作为全球经济最发达地区的中国， 在1700 年以后逐渐被西方国家超越， 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封建专治制度所允许的极限， 只要这种制度存在， 就不会有经济的增长。虽然封建专治制度在辛亥之后已经不复存在， 但封建制度的很多残余影响至今仍然存在， 以权代法， 权大于法，忽视普通公民的财产权利， 随意的干预经济活动的现象都在不同程度的存在。随着市场的发育， 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者的矛盾斗争使西方国家逐步削弱和约束了国家的政治权力并将行为进行了有效的。而我国的市场化是由依靠政治权力来推动的，[9]这意味着在我国的市场成长过程中要有效的约束行为将更加困难。

[参考文献]

[1] 彭文斌.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差距的时空演变特征[J].经济地理，2010（4）:574-578.

[2] 魏后凯，刘楷.中国地区发展:经济增长、制度变迁与地区差异[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286-290.

[3] 杨开忠.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变动研究[J]. 经济研究，1994（12）:28-32.

[4] 蔡窻，都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J].经济研究，2001（10） :30-38.

[5] (美）安德烈·施莱弗，（美）罗伯特·维什尼.掠夺之手病及其治疗[M].赵红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4）:15-25.

[6] 蒋伏心,周春平.交易费用视角的行为———以温州模式为例[J].中国工业经济，2005（6）:24-30.

[7] 茅台镇店铺逼迁工作被叫停[N].靖江日报，2011-05-19（A6）.[8] 陆扬. 店铺关门风波需要权力自我反思[N].长江日报，2012-08-09.

[9] 张馨.法治化：行为·财政行为·预算行为[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11-17.

On Institution Efficiency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ifferenc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arge-scale Coordination Game

Zhang Shuquan

（ Public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of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The institution efficiency gap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fo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isparities. This paper ， by constructing a modelof large-scale coordination game， tries to explain why the difference in regional institution efficiency is enlarged.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trend ofenlarging the difference is due to large-scale coordination game； the backward areas’catch-up strategy ignoring institution differences will not achievea true success； the

effective way of narrowing the institution efficiency gap between regions is to reduce government’s size and functions and haveeffective supervision over government power.

Key words: large-scale coordination game； institu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责任编辑： 张丹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