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村、河南、西关，为古代广州城外的三大鲜花产区。其中芳村（以花地为代表）更是有“岭南第一花乡”之誉。
花地原是珠江三角洲河网区，二千多年前已有人聚居并开荒耕作。而这种花木为业始于何时，有多种说法。《广州市志》说是始于隋代（581—618）旺于南汉（917—971），与大通寺的盖建有关。“二月烟花士女俱，大通古寺谒浮屠。罗裙八幅花团锦，绣入羊城八景图。”清代光绪间顺德诗人李慕周的这首《竹枝词》，写的就是大通寺。据记载，南汉时，名僧通岸游览此地，爱其环境，盖建了宝光寺，后来改名“大通寺”为南汉二十八寺之一。该寺建成后，善男信女蜂拥而至，顶礼膜拜，香火很旺。也因此使花的需要用量大增，特别是种素馨、茉莉花，这里成了著名的产区。大通寺故址在今天花地松基直街头。
花地人种花爱花，民间流传下来不少歌谣，例如有劝人种花：“蜜蜂嗡嗡吱喳喳，劳碌奔波为种瓜；掘地种禾做到怕，不如花地学种花。或：“掘地种禾做到怕，劳碌奔波为肚饥；一盆鲜花十蚊钱，不如花地学种花。”有夸赞种花女本事：“蝴蝶双飞鹊喳喳，花地人女甚巴揸；种得花儿威喳喳，天光采摘过黄沙。”也有种花谣：“一月水仙落水浸，二月桃花红艳艳；三月杏花伸出墙，四月杜鹃红满岗。五月石榴生贵子，六月白兰戴上头。七月莲花浮水面，八月++香园庭。九月菊花斗寒霜，十月芙蓉斗秋光。十一月茶花已开放，十二月腊梅满园香。”有反映花家沿街卖花：“青松翠柏福建茶，榆树酸味白蝉花，大暑天时有姜花，沿街叫卖为餐茶。”也有反映穿花女辛酸无奈；“花地女仔唔爱花，穿针引线给人家；穷人穿花富人戴，明珠十斗做泥沙。”或花农对种花前景的担忧：“雀仔吱喳雀乸归，卖花人仔实担忧；兴时花时衰系草，风吹死晒雨淋头。”
又据记载，“花地”的得名与种花有关：花地原名“花埭”，“埭”是土堰之意，原因是这一带地势低下，花农们种花要修筑小土坝。“埭”与“地”音近，故到了清代（14—1911）“花地”正式成为地名。除“花地”外，芳村地区还有很多地名也与花花草草关系
密切。据并区前的2005年芳村区资料显示，辖区内有106个自然村落、街巷道路、生活小区是以花花草草命名或派生而来。例如花地、花地湾、花湾路、花蕾路、玉兰苑、玫瑰苑、牡丹苑、百合苑、红棉街、春兰街、剑兰街等。
历史上的花地又是岭南的“艺花之乡”，“盆景之乡”和“花园之乡”，明代万历年间
（1573—1620），这里已出现“花园楼台数十，栽花木为业”的景况。到了清代，花地园林达到鼎盛时期。有三十多处。清末张维屏、康有为等历史名人都在芳村拥有私人园林。其中著名的有“名园”，分别是醉观、留香、群芳、翠林、余记、合记、新长春、纫香（园是哪八个及具体名称有大同小异的多个版本），皆以种售花木、盆景为主，供游人观赏为辅，且各具特色。例如醉观、留香以种牡丹著称，合记以兰花扬名。几经沧桑，这些园林除醉观公园还现存外，其它仅剩下街巷地名。据2005年的资料，芳村用古园林名作地名的达20多处，如茂香园、广香园、荣香园、杏芳园、余庆园、知道园、兄弟园、惺园等等。
和花木园林互为因果，芳村很早已成为人们游玩的好去处，且是最早向外国人开放的地方；清代鸦片战争以前，广州虽然是“一口通商”地，但外国人是不允许进广州城的，故官方在城外指定了两个地点专供外国人游玩，芳村花地是其中之一（另一处为河南），芳村的翠林园也因此成了一所“民间迎宾馆”。另当时广州有著名的“人日游花地”风俗：每逢农历年正月初七，一家大小前往花地作一日之游。由于游人拥挤不堪，容易挤死人，“想死易过游花地”便成为流行语。该风俗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消失。人日游花地，历史上留下的作品中，康有为的一首人日游花地是比较有名的。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戊戌变法发起者和领袖。清光绪二十二年（16）入日，正在广州办万木办万木草堂的康有为携母亲、妻子和女儿，坐船游花地，并写下七绝一首：
烟雨井边春最闹，素馨田畔棹方向，
千年花埭花犹盛，前度刘朗今可回。
民间有“荒村”变“芳村”的传说故事：很久以前，芳村只不过是一片低洼荒地，无花，人们叫它“荒村”。有一位菜农蔡伯，孤寡无亲，在荒村住了几十年，和泥屋檐下的燕子相依为命。蔡伯为了方便燕子在菜园里筑巢，主动和好一坑泥，放进一些已剪好的碎禾秆，因此，燕子都喜欢飞到这里，燕窝越来越多。蔡伯还主动喂养刚出生的小燕子。有一次，一只小燕子意外受伤，在蔡伯一段时间的细心照顾下康复了，为了报答蔡伯，这只小燕子带来成千上万的燕子，每只都口衔花种子，撒在菜园里，不久便长出奇异缤纷的花果。蔡伯又把那些种苗分给街坊邻里种植。从此，“荒村”到处是香花佳果，变成了“芳村”。
传说只是传说！事实上，芳村之所以能成为“岭南第一花乡”，与它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广州很早就是重要口岸，是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芳村十分重要：白鹅潭西侧历史上曾有一个重要的港口——大通港，这里水深港阔，风平浪静，港内与大细海、中澳连成一片，是较理想的避风塘。“北人骑马，南人擅舟”，古代广州交通主要靠水路。宋代的芦苞水及官窑附近的西南涌是水上交通要道，西江和北江的航船，都先经大通港再到广州。故宋代也在此处设了大通铺，作为水路广州和西南及粤北文书传递的第一站，使臣及往来、上任和离任，也在这里稍作逗留，边休息，边等候手续办毕。这样对芳村的花卉种植和园林建筑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此外，“蕃舶”带来的奇花异草，也对丰富花地花卉品种起很大作用。
延至今天，芳村依然是重要的鲜花生产基地，据20世纪80年代普查，芳村种植的花木有173个科，482个属，共有960多个品种，远销港澳和欧美各地，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收益。1985年芳村第三次建区，广州、市就提出“要把芳村区建成花
城中的花城”，芳村区的花卉生产扶摇直上，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区种植面积达400公顷（6000多亩），每年有近千个车皮的花卉苗木销往全国各地。虽然随着城市化和产区转移，近年花田大量缩减，但花卉仍是芳村的招牌，除种花外，芳村办起了多个大型花卉市场，成为全国闻名的花卉集散地，芳村仍是市民市内游玩的好去处。
西关原是城外郊区，自明成化八年（1472）城外开凿大观河（东起太平桥，接下西关涌，到昌华街，达扭波涌而出珠江，自东向西流，基本与珠江平行）起，“昔之辟地”变成通津，“居贾行商，往来络绎，脱遇风涛大作，则千艘万舫，皆可以衍舻而入避，兹固昔无而今有此也”（《南海县志》语），西关商业区迅速崛起并成为广东省商业荟萃之地。这里的花市盖过当时的永汉路花市，规模更大，人气更旺，俨然广州的“中心花市”。时期每年除夕，城里人很多都往西关花市里去，甚至连永汉路不远的四牌楼（今中路），居民也往那边跑。
当时西关花市的具体位置是在今桨栏街和打铜街，桨栏街东西走向，打铜街南北走向，两街相接处就构成一个曲尺形，花市就是在这个曲尺地形上。这里的地理优势很明显，四周均为商业“黄金地”，一条条的“专业街”，集中了广州商业系统中经济比重最大的行业：花市的北端为太平桥；南边的十三行路最早得名于清代洋行（数目不定，约数十三，故俗称“十三行”）；西边的杨巷路有匹头业，下九路（原下九甫）有绸缎业，上九路（原上九甫）有土布业、金铺业，德星路有百货业；东边的一德路有京果海味业，状元坊有刺绣业，西濠口有大酒店、大商店；再加上花市本身的桨栏街和打铜街原都是古旧的街巷，桨栏街因船桨集市而得名，早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是广东最繁华的一条街道。
西关花市就孕育在这种深厚的商业氛围里。春节本来是一个农业节日，但同样受工商业者重视。当时的商场，一般在十二月二十八廿八前后把企业店面布置一番，除旧布新，寄希望于未来。具体做法是买时花摆个花局，使店中充满节日气氛。而一些大商号更是趁
此大摆排场，争妍斗丽，以花比美。由于商行多位于专业的街道，大户鳞比，望衡对宇，未免相形见拙，不得不选取好花，维持体面，也可以说是经营手段之一。
另外，广州人讲“意头”，不少老板们认为企业得失盈亏和花的荣枯互为关系。老板们平时虽不爱花，此时对花却十分有兴致，亲自买花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肯出高价买支好花，其关键之处是可鼓舞经营信心又借此而抬高声价，博取顾客乃至股东们的信任，以为该店本钱雄厚。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1月，广州经常受日军飞机轰炸，但花市仍照常举行。是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在此后长达七年，花市也没有间歇，地点仍在桨栏路。但花市的规模小多了，市道也很淡。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被日军占领以后，比广州更加不稳定，人口回流广州，花市情况稍有好转。
抗战胜利后，西关花市再度转旺。1946年除夕的西关花市是从宝源路尾经宝华路、十甫路、十八甫、杨港。长乐路到桨栏路。当时在这些并不宽阔的行人路边，摆满一个个的花档，每档有1~2盏煤油灯照明，每档约长2米，孖档约4~5米。鸡冠、菊花、玫瑰等放于木桶或平摆在地席上。游人用煤油灯照看花，询问花期，然后询价还价，成交后有的举着，有的肩膀托着离去。花农主要来自芳村、石马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