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三十多年最大的成就就是消灭贫困,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区域性贫困的现实还广泛存在,地区间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差距明显,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因地域偏远、交通闭塞、环境恶劣、资源匮乏等因素成为贫困人口密集区。党的十之所以做出“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形成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的重大部署,就是要正视区域差距的客观存在并下大力气积极解决。
二、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一)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功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因自然垄断和市场缺陷等原因导致资源配置失效时,国家必须通过适当财政手段予以干预和弥补。公共财政势必要对这种干预和支付应有的费用,比如实行最高限价制度和强制拆分,这时就要从财政提供补助或弥补亏损。其他很多诸如城市公共道路、桥梁、防洪大堤等不能由市场方式解决的公共投资项目等就需要财政予以投资和补贴。
(二)充分发挥宏观功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当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合理的分配现象,影响了社会公平时,财政的宏观作用就要发挥:调解社会分配关系,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培训市场体系,健全市场网络,维护社会公平。财政主要运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制定实施发展规划,完善和监督市场机制,协调利益关系,并为市场提供必要的服务。
(三)充分发挥经济稳定器功能促区域经济发展
财政的稳定功能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采取相应的财政模式来影响社会总供求。当供求趋于平衡时采取中性财政,以巩固和促进经济增长及社会稳定;当供小于求时则采取紧缩性财政,以控制支出,力争结余,减少资金损失;当供大于求时,就要采取扩张性财政,以促进市场繁荣和发展。在结构调整功能上主要是通过税收调整、财政补助等,诱导企业和部门将资源往适合经济发展平衡稳定的方向投入。
(四)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财政的调整一定要为某一时期的发展战略和社会发展形势服务,是优化产业结构的有力杠杆。根据当前的问题和矛盾,首先要解决的是财政支出的“缺位”和“越位”问题。对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财政要加大力度,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强化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发展环保产业。
(五)充分运用税收宏观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国民收入增加和消费增加时会相应提高税收,当经济出现衰退时,又要减少税收,以此防止经济过渡膨胀或走向萧条。更重要的是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制定和实施不同的税收,从而引导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
(六)通过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是扶持和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急需国家进一步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办法,优化专项转移支付结构,加大转移支付规模,尤其对老工业基地、老区、边远贫困地区、粮食矿产主产区、生态保护区等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减少地域经济发展差距和城乡差距。
【关键词】新结构经济学;财政;有为;垂直结构
【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我国GDP以年均9.4%的速度高速增长,2018年GDP总量首次超过90万亿元人民币大关,为90.03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3.6万亿美元,人均GDP为9780美元,很快就要突破1.2万美元这个世界银行所定的高收入门槛线。作为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GDP总量世界第二的大国,我们内部的经济结构在不断地调整,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处于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新常态,同时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外部还经受着中美贸易战等一系列新的挑战,我们的外部宏观环境正面临着系统性的重要转变,这种内外结构与环境的变化也将是我们在未来“十四五”期间的持续的特点。2018年,我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183352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220906亿元。而1978年则分别为1132.26亿元和1122.09亿元,可见增长迅猛。财政是为了实现国家某些目标的重要手段,财政的“收”与“支”的能力、体量、结构与影响都和发展阶段及国际环境密切相关。我国的财政的制定与实施,也需要结合这些宏观趋势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作出相应调整。
本经济学博士论文的主要目的是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如何调整我国的财政。新结构经济学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着重研究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及对经济发展的含义,被认为是继“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展经济学思潮,由林毅夫教授首创。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与“有为”,主张要从本国发展阶段与禀赋结构出发分析最适合自己的技术、产业结构、金融结构与,自然也就包括财政。
本经济学博士论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结合我国经济正在同时进行的四个结构性过程阐述财政,第三部分是按照新结构经济学对产业的五大分类来论述财政,第四部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各级的激励以及财政的实施与执行过程,最后是总结。
二、四个同时进行的结构性过程与财政
从结构上看,我国目前正在同时经历四个结构性过程,各自所对应的财政也需要作出相应调整。
第一,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程,即经济结构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农业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比重先上升后下降,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也就是所谓的库兹涅茨事实;另一方面,产业之间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产业链内部向微笑曲线两端附加值高的部分升级。
第二,经济转轨过程,即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转变过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以合理的速度与次序纠正低效的,消除市场扭曲,优化资源配置,逐渐实现从计划与市场双轨向市场单轨转变。这个过程中,如何保持合理的改革转轨次序与速度,改革的倒逼机制是否有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Wang,2015)。
第三,经济开放过程,即从原来相对比较封闭的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的过程,是个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我国在贸易全球化方面进展突出,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而在资本全球化方面,人民币已经进入SDR,我们现阶段也在重点研究和推行与人民币自由可兑换相关的汇率与资本流动管制问题。除了贸易流动、资本流动之外,还有技术流动。我国总体越来越接近世界技术前沿,在对现有国外技术的模仿吸收和自主创新这两个方面的比重不断调整,关于国际与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力度也需要调整。
第四,大国崛起过程,即我国从原来的军事、政治、外交等地缘政治方面的弱国逐渐向世界强国的崛起与复兴的过程。这个过程中,难免会与现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形成某些矛盾,甚至包括中美之间可能存在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问题。事实上,不仅是我国,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尤其是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份额不断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都有改革现有国际秩序的诉求。因为现有秩序是七十年前“二战”结束时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产物,在不少方面已经滞后于这个时代了。
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在同时经历这四个结构性过程的大国,而财政与这四个结构性过程均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国家的财政也就显得尤为复杂。具体而言,对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程,财政体现在相关的税收、补贴、基础设施投资等很多相关方面,税基也在随着经济结构发生变动,这些都与产业高度相关,后面会更具体地展开。对于经济转轨过程,我们需要研究和梳理中国的补贴与税收,消除和纠正那些低效的或者无效的补贴,优化税收结构,更好地纠正的“乱为”,发挥“有效市场”的作用。对于经济开放过程,我们的财政收支越来越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财政与国际贸易、资本和技术的流动缠绕在一起,影响国际收支平衡,而且作为大国也会影响国际。对于大国崛起过程,我们将不得不考虑那些与国防与经济安全有关的战略型产业的财政支持,比如,中美贸易战过程中的芯片断供问题、华为的问题,又比如与亚投行、“一带一路”等相关的问题,等等。
现在有不少学者反对我国的积极的扩大支出的财政,主要是针对第二个过程,认为那会强化的“乱为”,不利于市场化改革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学术界达成共识比较多的是减税,可是减税的前提应该是切实降低开支,否则只能增加债务,从而提高通胀可能并增加宏观风险。无法降低开支的所谓“结构性减税”实际可行性是很低的。但是,经济转轨的改革过程本身也是需要有财政支撑的,其他三个结构性过程同样也需要的因势利导的作用,需要开支,有些方面甚至需要增加开支。因此,现阶段似乎首先应该讨论如何减少的低效开支,优化支出结构,进行结构性的开支削减,再来讨论如何进行结构性减税,否则税只可能越减越多。
以上提到的四个结构性过程显然并非,而是互相交叉的。。我国正在经历从农业到非农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即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程。而在非农部门中存在一个“垂直结构”,即能源、金融、电力、通讯等几个核心的上游部门主要由国有企业主导,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市场结构偏向垄断,产业偏向资本密集型。而下游的消费性制造业和消费业则已经放开,国有企业已经大量退出,并且由民营企业主导,进入壁垒比较低,市场结构更接近充分竞争。上游产业为下游产业提供中间产品与中间服务,所以存在投入—产出表的供应链关系。这里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的经济转轨过程。与此同时,我国的下游民营企业是国际贸易的主力军,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民营企业更是积极参与贸易的全球化,持续保持第一大出口主体地位。。
深刻理解当前中国的这种宏观经济结构对于我们分析宏观财政将很有帮助。譬如,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上游国有企业的平均利润率高于下游的民营企业,但是2008年之后则相反。这是因为,2008年之前,中国下游产业放开,国退民进,下游部门的民营企业利用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并充分利用全球化过程将大量产品销售到国际市场,在此过程中,下游民营企业需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对于上游国有企业生产的中间产品与中间服务的需求也大量增加,进而上游国企的利润率也就不断提高。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与土地相关的财政收入也在迅速提高。总体而言,无论是下游的民营企业还是上游的国有企业,所上缴的税收在这段时期都在迅速增加。
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国的国企的利润率开始大幅下降,重新回落到低于民营企业利润率的状态。这是因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下游民营企业面对的外需相对下降,因此下游民营企业的生产规模相对收缩,一部分民营企业破产退出市场,从而降低了对上游原材料与中间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中上游的产业中的国有企业比重比较高,它们面对市场变化的调整速度可能比民营企业更慢,而且面对整体经济衰退时,国有企业承担的“保就业、保增长”等性负担就变成显性的约束,裁员率低、破产率低、投资减少率低,这就导致僵尸企业主要集中在中上游产业,而且国有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低于民营企业。我国的四万亿刺激,很大一部分通过国有企业的投资增加来实施,间接地通过“垂直结构”影响到产业链中的其他部门。对于这个扩张性的反周期的财政的效果评估,目前文献中的学术研究还没有考虑“垂直结构”,而“垂直结构”值得深入研究。
三、五大类产业划分与财政
这一部分将着重从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视角结合产业升级过程来看我国的财政,因为产业升级中的诸多产业是财政的具体表现。。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我们将产业分为五大类,具体包括:战略型产业、追赶型产业、领先型产业、转进型产业和换道超车型产业(林毅夫、张军、王勇、寇宗来,2018)[9]。按照这五大类划分以后,针对中国的不同发展阶段,需要适时分析在每一类产业的发展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财政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进而对五大类产业制定不同的产业,从而确定财政的相应收支结构。
1.针对战略型产业。比如战斗机的研发时间很长,资本也非常密集,从经济效益来说也许并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相关企业的“自生能力”不见得很高,但是这些产业和部门涉及国防安全,需要维持必要的财政投入,而且特别是随着前面提到的第四个结构性过程,即大国崛起过程,这样的财政投入会不断提高。再比如中美贸易战中,高端芯片上我们被卡住脖子了,会使得整个产业链面临瘫痪的危险,这涉及经济安全,所以也有必要研究是否对此增加财政支持,鼓励自主创新。
2.针对追赶型产业。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技术差距,各地可以通过招商引资,通过产业园区和其他方式对外资进行财政补贴,促进对先进技术的吸收与学习。不少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出口加工区的产业成效总体是显着的,支持产业发展的相关的基础设施的改善力度也很大。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土地与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基础设施存量已经相当高,在吸引投资方面,与其他地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可以提供的显性的优惠空间是有限的,此时,如何注重改善产业的营商环境,提升软的制度安排,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对人才的搜寻成本,为产业升级提供各种便利的服务,有利于产业向高附加值端升级,这些是产业或财政需要转变的方向。
3.针对领先型产业。因为在技术条件上我们已经达到世界前沿,这种领先地位决定了企业主要靠研发创新来提升生产力。所以,如何在财政的收支上作出调整,以促进这些产业的自主研发就成为关键之举。相应的,测度与评估我国研发投入上的财政支出的效率问题就十分重要,而这并不仅仅是微观实证问题,也需要合适的宏观框架来帮助我们思考。这涉及国家财政的传导机制。在上一节中,我们论述了“垂直结构”,上下游所有制结构是非对称的,市场结构也是非对称的,下游更加突出竞争性,而上游则更加呈现出垄断性特征。与此同时,“垂直结构”又结合着产业升级,从农业向非农业结构的转型以及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的财政,包括R&D的补贴,很多时候是向国企集中的上游产业倾斜的,这个可以通过产业链传递到下游,传递到民营企业。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四万亿的刺激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上游国有企业投资增加开始传导的。换言之,我们是需要考虑产业内与产业间的外部性,考虑一般均衡效应的。
4.针对转进型产业。一是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我国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非洲的转移。二是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一些产业,比如“四万亿”之后的我国的平板玻璃、电解铝、钢材等等普遍存在“产能过剩”,而其中有些产业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又恰好是短缺的、需要的。如果把这些产业的部分产能适度转移到有需要的国家去,就可以实现双赢。导致产能过剩的原因,大致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低效产能无法及时去除的问题,也就是僵尸企业问题。我们的研究发现,2008年之后,我们国家越是上游的产业,僵尸企业的比重越高,这些企业一直享受财政补贴,对战略性产业或许是必要的,但对部分非战略型上业,就不应将“战略性”作为提供保护补贴的借口,而是要降低进入壁垒,允许更多民营企业进入,打破国企垄断,消灭僵尸企业,提高产业效率,提升产品质量。第二类是产业本身技术水平已经比较发达,但是因为补贴等原因,导致在国内供过于求。比如在化肥、光伏等产业上,我们实际已经属于领先型产业,技术已经居于世界前沿,但产能特别高,而非洲和中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农业,需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把这些产业引入到“一带一路”这些国家,并不是淘汰落后产能,而是完全可以实现双赢的。
从产业国际转移和对外投资援助的角度,中国作为大国的这些对外的财政可能也具有一定的乘数效应。因为这些如果真的有助于非洲等的低收入国家变得更加富有,对中国也意味着将有更大的世界市场,进而拉动中国其他产业的出口,提高GDP.当然,这不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的反周期,而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长期的具有生产性的。同时,这不是通过扩大内需产生的“乘数”效应,而是通过扩大长期的外需产生的“乘数”效应,周期会更加长,还有,只有中国这样的大国,这种通过外需的乘数效应才可能会被部门进行内生化考虑,这与新加坡不同。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一种可能性,需要继续做进一步的相关研究。
5.针对换道超车型产业。因为研发周期短,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密集,而且这些产业在目前的发达国家也被认为是高端新兴产业,比如我们的网络支付产业、5G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相对于我们国家的总体发展阶段而言,我们在这些产业上水平明显“超车”了。结合之前讲到的“大国崛起”过程,如何更好地在财政上对于这些产业予以服务,在相关人才培养上如何在财政上给予倾斜,走向国际化方面如何更好地发挥因势利导的有为作用,如何更好地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以上这些虽然主要是从产业的角度去阐述,但是即使是一项貌似产业中性的总量的财政,对于以上五种不同的产业的影响常常是非中性的,从而对于不同地区,或者同一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都是不同的。
四、各级的激励问题与财政的执行效果
与市场的合理角色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有所不同[12]。。原来地方之间的竞争,对于产品市场的促进效果明显,但要素市场改革本质是一体化的问题,各地区利益存在差异,需要来推动改革。同样道理,不同的税种,央地两级各自分到的税收收入比重,都会影响税收执行的力度。如果考核地方政绩的重要指标是GDP增长速度,那么追求晋升的会理性地选择如何在短期内通过增加投资来提高GDP,开支就会内生地拉高;即使被迫减税,地方也会有激励地去增加收费,或者通过增加地方债务的方式去拉高投资。如果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也是考核地方政绩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那么就显然不利于减税。如果失业率与维稳问题是考核地方政绩的高压线,那么在僵尸企业比例较高、民营企业相对弱小的地区,地方就会有足够的动机去继续补贴僵尸企业,即使导致资源错配。之前的分析中提到,作为发展中国家,对于产业升级我们的确需要去做配套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是如何保证这些投资的效率足够高,是具有长期建设性的,这些都与地方任期、考核方式等决定的激励机制有关,与政治有关[14]。总之,有效的财政的落实执行,最终都要依靠各级的,所以对他们的考核标准将对财政产生重要影响。
总结
本经济学博士论文尝试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我国的财政。我们的分析强调,我国正在同时经历结构转型、经济转轨、对外开放以及大国崛起这四个结构性的过程,是一个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大国,而且具有“垂直结构”的显着特点。同时,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划分,“战略型”“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这五大类产业共存。不同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即便同一个产业在不同地方发展阶段也不一样,有些产业内部可能在微笑曲线的底端,有些在微笑曲线的上端。这些结构性差异要求我们必须结合发展阶段,结合经济结构,结合外部宏观环境,结合各级考核激励机制来全面考虑我国财政的制定与执行,以及如何评估效果。以上这些都属于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有为”在财政这个具体问题上的分析视角。
【经济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
[1]王勇:《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赵秋运、王勇:《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庆祝林毅夫教授回国从教30周年》,《财经研究》2018年第9期.
[3]李系、刘学文、王勇:《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型》,《经济学报》2014年第4期.
[5]王勇:《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主因是需求还是供给?》,《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0期.
[6]林毅夫、张军、王勇、寇宗来:《产业:总结、反思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7]唐恒、王勇、赵秋运:《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知识产权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即将出版.
[关键词]循环经济;财政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8)05-0028-03
一、国内外发展循环经济财政的研究现状
。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了发展循环经济财政的一个研究热潮,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国外财政学界围绕控制全球气候变暖等重大环境问题,在发展循环经济财政的一般均衡理论和实证分析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具体包括财政的设计与实施、财政的意义、财政的分配效应、替代效应和收入的使用等问题。这些研究成果为发展循环经济财政的实施提供了指导。
。如李里、程瑜、张扬和朱锡平、梁劲、陶勇等。二是介绍国外发展循环经济的财政,借鉴其先进经验,提出完善我国财政的措施。如钱易、叶太平、何炳光、韩宝平等。三是从发展循环经济财政的某一个角度切入,做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其中较为集中的是对环境税收的研究。界定环境税收的概念,考察国外环境税,特别是OECD国家的成功做法,探讨在我国建设环境税制的思路。如安福仁和周生军、武亚军、付伯颖和齐海鹏、杨金田和葛察忠。总的看来,国内的研究多从层面展开,以定性分析为主,规范研究突出,而关于发展循环经济财政的实证研究较为薄弱。基于此,本文将采用实证的方法分析我国财政对循环经济的影响,评价财政对循环经济的激励效应,为制订更为合理的财政提供依据。
二、发展循环经济财政的实证分析
当前我国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市场作用在加强,职能在调整,财政职能在转换,环境状况也在不断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已经采取的有关循环经济的财政进行反思,以利于进一步完善。
(一)分析思路。循环经济是按照自然生态物质循环方式运行的经济增长模式,它要求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循环经济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它所要求的物质循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物质在经济体系内多次重复利用;二是经济体系排放到环境中的废物可以为环境所同化,并且排放总量不超过自净能力。分析财政对循环经济的激励效应,可以介入的角度有很多,但由于我国循环经济起步较晚,相关的统计数据不够完备,这为构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根据现有的统计数据,本文确定了“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工业治理固体废物完成投资和财政环境保护和城市水资源建设支出四个指标。
“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即企业利用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所取得的产值,揭示了企业废弃物利用的程度。从循环经济的理论来看,以资源节约、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是循环经济实践中重要的数量指标,以其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将会从废弃物重复利用的角度反映出企业开展循环经济的实际情况。企业开展循环经济既有民间投资的推动,又有财政资金的激励,因此,选择3个自变量,即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工业治理固体废物完成投资和财政环境保护和城市水资源建设支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指标代表了民间资本和财政资金对循环经济的双向推动,反映了在两方合力的作用下对发展循环经济的效应。工业治理固体废物完成投资即企业自身治理固体废物的投入,强调了民间资本对发展循环经济的效应。财政环境保护和城市水资源建设支出作为财政统计指标,突出了财政对发展循环经济的效应。
(二)模型的建立。以“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GP)为被解释变量,财政环境保护和城市水资源建设支出(FT)、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PT)、工业治理固体废物完成投资(IT)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循环经济财政模型。
基本模型是:GP=βFIFT+βPIPT+βITIT
β是回归系数向量,表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工业治理固体废物完成投资和财政环境保护和城市水资源建设支出对“三废”综合利用的“净影响”。当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时,两者是互补关系,意味着民间投资或财政对“三废”综合利用有正效应,即有助于激励“三废”综合利用,也就是有助于循环经济的发展;当回归系数为负且显著时,两者是替代关系,意味着在民间投资或财政的作用下,“三废”综合利用会减少,即不利于循环经济的发展;当回归系数不显著时,无法判定民间投资和财政对“三废”综合利用的影响效果。
(三)数据说明。表1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公布的数据整理而得。检验的样本空间是2000~2006年的观测数据。
(四)回归的结果及分析
GP=5.43FF+0.12PT-9.57IT
T=5.44 2.12 -2.29
R2=0.97 adR2=0.95 dw=1.88
回归分析揭示了财政环境保护和城市水资源建设支出(FT)、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PT)、工业治理固体废物完成投资(IT)对“三废”综合利用的效应。括号内的数字为t统计量,S.E.是回归函数的标准差,R2是可决系数。R2=0.9697说明拟合情况很好,“三废”综合利用的相对变化可以由自变量给予96.97%的解释。回归结果显示,财政环境保护和城市水资源建设支出(FT)与“三废”综合利用具有正的相关性,且相关性显著。财政环境保护支出的弹性系数为5.43,表明财政对“三废”综合利用激励作用明显。财政每投入1%的环境保护资金,“三废”综合利用增加5.43%。环境污染治理投资(PT)对“三废”综合利用也具有促进作用,其弹性系数为0.12,表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每增加1%,“三废”综合利用增加0.12%。财政环境保护支出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均通过10%的显著水平检验,而且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对“三废”综合利用的激励作用明显弱于财政环境保护支出。工业治理固体废物完成投资与
“三废”综合利用具有负的相关性,弹性系数为9.57。
“三废”综合利用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求经济体系各部门联合并协调运作,实现在现有产业体系中,将一个部门的废弃物用作另一个部门的原材料,达到物质能源在体系中的循环利用。从物质的属性看,虽然大部分废弃物属于可再生的资源,但将废弃物还原成可用的一次性资源的成本很高,经济性相对较差。企业作为微观经济主体,以逐利为目的,由企业自觉地遵循循环经济理念,广泛开展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有一定的困难。废弃物综合利用的特点和企业的经营目标决定了仅靠企业一己之力,“三废”综合利用难以达到较好的效果。财政作为促进废弃物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的最重要的激励制度之一,其内在规定性,如公共投资多少,税收措施的引导,对循环经济发展活动都会产生极为明显的激励效应。一方面,财政的安排会直接影响综合利用废弃物、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市场主体从事某项活动的动力大小取决于通过该项活动所能取得的经济利益的大小。如果利用废弃物带来的利润水平过低,必然会严重影响发展循环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因此,给予适当的财政投资或补贴,保证投资主体合理的经济利益,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是激励投资主体扩大生产规模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财政的安排会直接影响循环经济的发展能力。循环经济能否得到有效激励,不仅取决于市场主体可追求的经济利益强度,而且还取决于市场主体所具有的创新能力。循环经济作为一项高投入、高风险的经济活动,需要企业具备雄厚的资金能力,而适当的财政科技投入则是市场主体创新资金的一个重要保障。所以,发展循环经济整体上需要国家的财政进行扶持、引导。
1.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
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可以从几个重要阶段进行分析。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下经济波动的原因存在一定共性。首先,从早期市场经济下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来说,市场扩张赶不上生产扩张,所以冲突不可避免。处在经济扩张重要阶段,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而这些均能创造出更大生产能力,这样就会使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从而带来更大产量。在这一过程中,工人工资增长却远落后于其他各种收入,尤其是利润增长会出现产能过剩。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矛盾存在,经济波动也就由此循环进行。随着市场进一步扩大,出现了真正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世界经济一体化及集团化发展趋势逐渐形成并加强,市场机制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完善。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市场对经济反应更加迅速和准确。市场制度进一步完善,使市场活动和秩序也更加规范,各国信用制度得到大力发展,经济波动严重程度也变得比较轻微。另外,西方各国固定资产的更新以及周期萎缩等作用,推迟或者是削弱经济波动强度。
2.货币投放主要现状
储蓄存款激增,使货币大量投放状况被抑制。经济结构发展不均衡,也会对货币投放增长产生巨大影响。而货币支出的主要项目同比大幅下降,也会影响货币投放节奏。外向型企业生存压力比较大,投资相对比较谨慎,造成了资金需求下降。这些问题造成诸多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加大了货币监测和管理难度,不利于地方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影响了货币发行工作质量及效率,故此当前在这些方面要能够得到进一步加强管理。信贷大投放背景下,对当地融资情况的失真,造成信贷资金没能有效进入实体经济中。最主要原因是信贷资金进入“影子银行”,体外空转。同时,项目贷款资金的使用进度相对较慢,所以信贷资金并未有效进入到实体经济。还有,非现金支付手段的大力推广应用,对现金交易需求产生了影响,先进交易需求大大降低。
二、逆经济周期问题的有效应对策略
1.强化财政运行机制
要结合实际探索相关反经济周期策略对经济周期的现象加以应对。在具体策略制定上,主要从完善财政收入机制开始,要重视税收机制在财政收入机制中的作用,使经济能够保持稳定发展。同时,要完善财政支付,在具体措施上要明确公共财政支出范围,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原则,要充分重视市场自身能力。编制财政预算时,要采取更为科学合理的方法,努力减少使用基数法,将经济变量与各项收入增减比例关系摸清。
2.加强经济运行状态跟踪
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市场环境多变使不确定因素也逐渐增多,各类突发社会事件层出不穷。仅通过对货币预测进行提高来保障货币实际供应,已经不能有效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作为货币投放部门,需要加强对银行和经济社会运行情况进行跟踪。要能够对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做好资金调配的相关工作,确保货币充足供应,实现货币发行工作的主动性以及前瞻性。
3.整合资源,提高货币需求量预测准确率
。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信息基础上进行预测,提高货币需求预测准确性。同时,要能够充分发挥公共财政功能,确保国民收入分配的公平和效率,对有着高收入的人群采取相应税收加以调节,采取相应措施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
4.加强改革财政制度深化改革财政制度,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在探索中逐步建立以纵向转移支付制度为主体,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转移支付制度。。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和财政支持的必要性
。所以他提出发展循环经济。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步被人们所接受,20世纪90年代以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先后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实现方式。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资源约束“瓶颈”问题的突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问题的日益严峻,循环经济在中国也进入了理论和实践快速发展的阶段。
循环经济是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特征,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通过清洁生产和信息化及生态化设计,重构经济环境,使其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循环中去的一种新型经济模式。”循环经济在本质上讲是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相结合的一种“双赢”生态经济。发展循环经济是为了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市场经济是发展循环经济的良好土壤,但在市场中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将环境问题作为外部因素,他们所考虑的重点在于如何通过利用现存的资源和环境来谋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把由此所应起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等负面作用在市场经济主体经营决策的考虑之外。而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又很难实现内部化,导致了很多地区为了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而采取了各种以破坏生态环境、消耗能源为代价的短期行为。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所需要解决的提供公品、矫正市场的不完全,保证代际公平等一系列问题,都无法靠市场机制来解决。可以说,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在维护生态环境和减少资源消耗等方面“束手无策”,在发展循环经济领域存在着很多市场失灵的问题。这就需要的介入,需要实施有效的财政来支持循环经济的进行。
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来看,虽然发展循环经济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不尽相同,但的财政支持都始终贯穿于发展循环经济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没有采取积极有力的财政措施作为后盾,发展循环经济就是一句空话。
具体而言,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在产业、技术、消费、教育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支持循环经济的发展。所谓产业就是要引导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结构调整,逐步淘汰能耗高、污染重、技术落后的生产能力,大力发展结构合理、有利于节约能源和资源、有利于环保的产业。所谓技术就是要引导企业改造现有的落后生产技术,优化生产过程和工艺,降低产值能耗物耗,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充分利用生产过程中的二次能源。同时还要大力支持企业进行研发和引进高新技术和无污染或少污染环境的环保技术。所谓消费就是要倡导绿色消费,引导和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方向和企业的生产方向。所谓教育就是要开展环保教育和绿色教育,增强市场活动主体对资源的忧患意识,对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从以上四方面的来看,都需要积极地采取各种有效的财政来得以实现。
从具体的财政手段来看,可以利用税收、贷款、预算支出、财政补贴等手段来影响市场资源的配置,鼓励和引导市场经济主体循环利用能源和资源,减少环境污染,促使市场经济主体在进行经济行为的同时,减少对能源、资源的过度使用,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二、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在财政方面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虽然我国把发展循环经济放在了一个很高的地位,但是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我国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大的财政约束,存在着很多问题。具体而言,
第一,财政投入不足。从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来看,环保投入占到gdp的2%-3%左右,才能对环境起到较好的保护作用。世界银行业曾建议中国,要加大对污染控制的投资,最好在gdp的2%以上。据《中国环境保护1996-2005》的统计数据,从1996-2004年,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入达到了9522.7亿元人民币,占到同期gdp的1%。200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1.3%,这其中包括了企业投资、民间投资以及其他方面的资金,真正的财政投资不到gdp的1%。从这些数据来看,我国投入到环保和污染治理方面的财政投入仍然不够充足,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财政投资的不足必然会影响到我国循环经济的大力发展。
第二,财政调节手段比较单一。我国在发展循环经济所投入的资金主要来自于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其财政调节手段比较单一,缺乏相应的优惠激励。在税收环节中考虑到企业在生产或其他环节过程中保护了环境,少污染了空气,少消耗了能源和资源等而获得的税收优惠主要来自于减税和免税,缺乏利用加速折旧、税前还贷、物价补贴、财政贴息等其他税收优惠方式。缺乏利用更加灵活的税收来鼓励无污染或污染少、消耗低等企业的大力发展,同时抑制重污染、重消耗、低产出企业的发展。另外从财政支出来看,目前除了预算内的财政资金对环保等相关领域与项目进行少量支持以外,缺乏利用其他灵活的手段来激励市场经济主体发展循环经济。
第三,缺乏相对完善的环境保护税收体系。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出台真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税,虽然存在着相应的资源税、车辆使用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一系列与环境保护、节约资源相关的税种,但其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效果甚微,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未来,我国应该充分利用税收这一财政手段,在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建设节约型社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促进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财政选择
针对我国目前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所面临的财政问题,未来,我国应该充分发挥财政的作用,协调好加快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
第一,要加大财政投资力度。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成功经验来看,进行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需要在方方面面给予鼓励和支持。未来我国要实现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和谐,促进资源的永续使用,改变传统的“资源重消耗、环境重污染、产出效益低”的粗放增长模式,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需要不断地加大财政的投资力度。在当前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可以优先发展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配套公共设施建设,如建立通畅的交通运输体系,安全可靠的水利设施体系,有力的能源供应体系和有效的污染处理系统,为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从长远来看,应该逐步建立起环保投资机制,确定在一定时期内环保投入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将一定的财力用于支持循环经济的发展。另外,我国各级还应该建立起专门用于发展循环经济的专项资金,用来支持循环经济领域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等的研发、使用和推广等。
第二,要强化财政税收。在财政的实施工具中,税收实施起来其效果最为直接,见效也最快。所以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我国相关部门应该不断地强化财政税收,突破以往仅仅采用减免税收的手段,灵活运用各种税收来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首先要扩大征税的范围。借鉴欧美、日本等国的先进经验,为了解决我国日益严峻的能源短缺、环境资源遭到破坏的问题,要扩大征税的范围,将水、森林、草地、非再生性、稀缺性资源纳入到征税范围,并逐步提高税率。另外,还可以考虑开征垃圾填埋税、噪声税、大气污染税等,对于污染严重的企业课征重税,从而市场经济主体污染行为的产生和发展。
其次要改革现行消费税制。针对我国目前很多地区高耗能、重污染的现状,应该进一步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把目前尚未纳入到消费税收范围的高耗能、重污染的产品纳入到消费税征收范围,对于消费不可再生资源为原材料的产品行为要征收重税,对于节能的、环保型的消费品则要降低税率或减免税收。
再次要进一步完善资源税。在众多的税收品种中,资源税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它的设立是为了保护有限的资源,针对滥用资源的企业所进行的征税。我国各级的相关税收部门在今后征收资源税的过程中,建议采用累进制方式,将税收额与资源的使用量挂起钩来,不同的资源使用量,采用不同的税率。这样就可以有效地约束那些需要大量使用自然资源输入的企业,增加这些企业的负担,迫使他们停产或上马环保型生产线。
同时,各级的有关税收部门在征收资源税的过程中,应该努力将之发展成为事前行为。由于很多非再生资源的不可再生性,损失这些非再生性资源的价值要远高于企业使用这些资源后所交付的罚金和税收。。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这些企业自身的资金投入。
第三,制定有利于发展循环经济的优惠财政补贴。我国可以借鉴欧美、日本等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成功经验,制定出一系列优惠的财政补贴措施,如物价补贴、企业亏损补贴、财政贴息、税前还贷、加速折旧等。通过对发展循环经济主体的优惠财政补贴,鼓励他们进行循环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引导资源向发展循环经济的方向流动。制定环保税收优惠,对于环保产业、环保工程建设、环保产品开发等投资给予多种形式的税收优惠,如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税收扣除等。利用优惠的财政补贴,来不断促进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循环经济 财政 先进经验 建议和对策
一、循环经济概念概述
循环经济是生态规律支配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根据使用的资源为基础,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原则,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进行利用和回收,以这些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范式,其核心是用最少的资源消耗和更低的成本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环境效益的作用,以人为本,执行和实施科学发展观,实施开源污染控制策略,可持续发展,实现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不断转化。
二、循环经济发展的财政支出问题
(一)为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金融部门投入资金不足
实现能源利用的高效,减少排放量将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中国对于循环经济的金融支持力度不是很足。据统计,在2009年,中国的支出在节约能源方面是45亿人民币,但这些资金投入相对比较松散,强度缺乏的问题就很突出。节能和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进度仍远远落后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在2000年,发展经济发面的经济投资在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整体投资比例是0.91%左右,因此,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比较大。目前,我国在生态和环境保护的财政投入各级一般维持在1.2%左右,金融投资的百分比相对比较低,很难有效地遏制中国的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二)没有设立特别基金的支持
。29个国家设立了节能创新基金,泰国在1992年的时候,创新基金就有了5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节约基金。基金主要用于由泰国实施的需求管理方案。到现在为止,国家还没有建立的循环经济发展方面的特别基金和专项基金,循环经济产业投资的资金分配给技术创业投资基金和高科技发展的新项目,相当不稳定。
(三)结构不合理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以产业为基础的思想是非常严重,在许多国家,许多省,直辖市提出这样的口号,“财政支出偏向重化工业,减弱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方面的投资。”许多地方为了实现绩效,追求经济的片面增长,一次又一次地减少农业投入,使农业支出的总支出比例开始不断下降。在这方面,三次产业结构失衡,特别是服务行业仍然是很低,另一方面,由于工业发展的资源消耗,环境的污染,导致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威胁严重。
三、发展循环经济的财政设计的思考
(一)加大对循环经济的金融投资
在未来的公共财政改革过程中,要对投资的范围进行改变,改变投资范围的太宽这个问题,逐步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的投资,国家应该根据经济发展发面的需要,进行国家基础性、公益性方面的投资。应加大投入,支持促进有利发展循环经济的重大项目如水利建设,城市地下管道铺设,绿色园林城市建设和公路建设等公共设施建设,调动循环经济建设的积极性。此外,在污染控制,废物回收和再利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方面,应加大投资力度。更好地发挥的指导作用和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应加大必要的财政投资力度。
(二)在消费支出方面,提高绿色采购制度
。
。完善绿色公共信息披露制度,根据国际惯例,采购应该有足够的信息透明度,主要是通过绿色采购的清单来具体实现。绿色采购清单是编制由有关部门认证的,采购的环保产品和节能认证的产品清单。现行国际体系中,包括强制性和指导性清单,可以被列入绿色采购的很多内容都可以给予考虑,采购的实施有利于发展循环经济。
(三)利用直接投资,促进节能和环保产业发展
确定主要的投资的内容和范围。为了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投资购买性支出的开支,我们的应该加大投入,支持公共设施建设,以促进循环经济有利发展,例如,水利重大项目,地下城市管道铺设,园林绿化建设,道路修建等。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经济负担相对比较低,这样可以调动循环经济建设的积极性。这些利国利民的措施,都可以采用直接进行投资的方式,这样见效比较快,也省略了其他方式的中间环节,是资金得以充分利用,不会发生资金分配比较松散的状况。
(四)设立专项基金
建立循环经济专项资金是复杂的,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该领域的所有方面,要安排且落实好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预算支出,应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建立有关机构,动员社会团体和公众对循环经济进行宣传,教育,推广,执行和监督。。此外,专项资金投资,要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外国金融,科研机构在循环经济领域的的交流与合作,并鼓励市民进行循环消费,并且要明确规定节能及环保的投入增长速度要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
参考文献:
[1]陈立君. 发展循环经济的经济研究[J]. 经营管理者 , 2011,(06)
[2]赵杰;李明晓;循环经济与税收支持[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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