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的本质范例

自然科学的本质范文1

什么是科学精神?长期以来,学界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梳理相关文献,我们发现,不少学者将科学精神的蕴涵概括为如下几个精神气质:理性精神、求实精神、创新精神、怀疑精神、宽容精神、竞争精神、执着精神、献身精神、批判精神、全人类精神等(戎章榕,1998;徐志远,2001;吕前昌,2002;刘国建,2003;边玉芳、任碧翔,2003;李醒民,2005;金俊岐、宋屹东,2009;徐莉,2009;王金福、宋新康,2009;许永祥、刘学求,2009)。很显然,对于科学精神的概括,学者们突出了科学精神尤其是学精神所具有的独特的品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探索客观的自然界,审慎地总结自然运行规律,立足创新、善于质疑,最终将科技成果服务于全人类。

然而,我们认为,在讨论科学精神的内涵时,必须首先把握四点基本要素。其一,科学精神的生发点亦即立足点何在?其二,为什么要培育科学精神?亦即秉执科学精神的最终目的和归宿点何在?其三,科学精神的涵盖范围,事实上,目前对于科学精神的探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仅限于自然科学精神,然而,自然科科学精神是否就足以代表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内的科学精神?其四,科学精神的运施,须要沿着自己独特的轨迹和方向、寻求特定的准则和宗旨,换句话说,这种轨迹和方向、准则和宗旨才真正指引、培育乃至代表了以上诸种科学精神。

对于第一点要素的回答,我们认为,科学精神的基始点是“人”。 科学精神是人类在认识、探索整个自然、人类社会过程中所培育、积累而成的精神品质,它立足于“人”,生发于人的实践和认知,产生于人对真善美的追求。

第二点要素事实上是第一点要素的进一步延伸。很显然,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探索、认知,其最终成果还是要服务于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科学精神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在于人,人类对于科学精神的培育、积累和传承,最终恰恰是要依凭这种精神气质,规范人的实践和认知,促进科学成果的顺利研发和运用。正如默顿所言:“科学精神是带有感彩的一套用以约束科学人士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

对于第三点要素的回答,我们认为,谈论科学精神是什么,就必须避免把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科学应当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统一体。梁启超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就批判了那种把自然科学理所当然地视为科学的狭隘的科学观,明确指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同样是科学。因此,本文认为,在讨论科学精神时,不应当仅仅局限在自然科学这一领域之内,把科学精神简化成自然科学精神,而是要从整个科学总体出发,探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之共性,以进一步提炼科学精神。

如果说,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发展、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两个向度出发,探讨人的问题,那么自然科学与前两者有没有共性之处?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为我们作出了解答:“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3]。”因此,事实上自然科学也是探讨人的本质之实现的科学,是通过对自然界的探索、通过人的实践及其对象化而确证人自身、展现人本质的科学。

我们认为,对于以上三点要素的回答,最终都将归结到第四点。既然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内的科学事实上分别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自身的发展这三个向度出发,以探讨、确证人的本质,那么,在科学实践过程中,什么样的科学精神才能够保证这三个向度按照既定的轨迹运施?我们认为,恰恰是“真、善、美”的彰显与展示,实现着科学精神的本质――自然科学力求探索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和本质,实现的是对“真”的追求;社会科学力求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期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互动,实现的是对“善”的追求;人文科学体现了人类对自我的认识,确证的是合乎伦理的美好生活,实现的是对“美”的追求。毋庸置疑,文章开篇所列举的诸种精神,如求实、怀疑、执着和创新精神等,事实上都体现了“真、善、美”的蕴涵。

2 如何培育海西所需的科学精神

。《意见》中“总体要求”部分指出,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六个“着力”为要求,将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成为经济持续发展、文化更加繁荣、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和谐区域。可见,“总体要求”凸显了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的总体思路和举措。那么,如何从科学精神的角度出发,以“真、善、美”的精神品质,推进并实现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快速发展?我们认为,这一问题包含两个子问题,其一,“真、善、美”的科学精神如何指导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其二,如何在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过程中培育“真、善、美”的科学精神?

对于第一个子问题的回答,我们认为,应当首先意识到,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首要目标在于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而在推进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当中,以能源、制造、基建为主的第二产业恰恰处于主力军的位置。而第二产业亦即工业的发展,事实上需要自然科学之“真”的科学精神的带动和引导。正如马克思所言:“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3]。”也就是说,人类借助自然科学这一认知手段,追寻和把握自然界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用以指导和实现人对于自身发展的诉求;而对于这一追寻和把握的最本质、也最能贴近人之生活的实践手段,是立足于自然科学的工业。因此,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应当立足于区域内的实际的工业状况,如地理环境、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等因素,以此奠定经济发展的坚固基石。

其次,我们还应当意识到,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收入差距过大乃至两极分化,是社会必须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对此,社会科学之“善”的科学精神恰恰为这一目标的达成提供了精神旨趣。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为主的社会科学,探索的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着力实现的是民生的改善和社会的稳定和谐,亦即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言:“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3]。”我们认为,这里的“对象世界”不仅仅是自然界,还包括人类社会,正是在对人类社会的不断构建和完善的过程当中,人确证自身的类存在。当然,“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这又势必需要人文科学之“美”的精神品质,以保证人在处理与自然界、社会、他人乃至自身关系过程当中,遵循着合乎伦理的价值准则。

针对第二个子问题的回答,我们认为,除了加强教育与宣传之外,更应当把“真、善、美”的科学精神纳入意识形态的范畴内予以把握。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包含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和哲学等形式,决定于经济基础。很显然,这里的意识形态更具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意义;此外,哈贝马斯结合发达工业社会的现状,揭示了科学技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两重性――实践形态是第一生产力,观念形态是意识形态。可见,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因此,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理应通过知识分子的认知和实践,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在社会诸结构中“凝化”“真、善、美”的科学精神,以此发挥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正面功能。

3 结论

综上所述,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需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引,与此同时,以“真、善、美”为主旨的科学精神亦能够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提供独特的助益。而要加强对“真、善、美”之科学精神的建构和培育,则应将科学精神上升为意识形态的范畴,以期从总体上影响实践者的认知模式和行为准则。当然,“真、善、美”之科学精神的确证,最终体现在海峡西岸经济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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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戎章榕.浅论科学精神[J].理论学习月刊,1998,(7):35.

[16] 徐志远.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J].广会科学,2001,(6):32.

自然科学的本质范文2

。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然科学发展史就是一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历史。科学研究活动作为一种探索和揭示自然界奥秘的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现和提出问题；第二阶段是搜集有关该问题的感性材料或经验事实；第三阶段是对搜集到的经验事实进行分析整理；第四阶段是在整理经验事实的基础上提出有关科学假说，对有关经验事实进行统一解释，即解决原先提出的问题；第五阶段是对科学假说或解释进行严格检验或验证。。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坚持认为，科学研究起始于问题，因为有了问题才能引发研究。。众所周知，为了获取解决有关问题的经验事实，通常是运用观察和实验方法。。。事实上，今天科学研究所需的绝大部分感性材料或经验事实都是通过实验方法得到的。。？或者说，人们如何检验、判断科学假说的对错呢？不用说，只有通过经验对照加以检验或判断。。科学史上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数不胜数。比如，生物界为什么总是遵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遗传规律，无一例外，这一遗传现象的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遗传学的先驱和奠基人奥地利科学家孟德尔首先发现并提出了这一人们司空见惯的问题，并着手进行解决。为了搜集解决这一问题所需的感性材料，孟德尔用豌豆做杂交遗传实验，并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得到了系统、丰富的第一手科研材料。在此基础上孟德尔对所获得的这些感性材料进行了科学的比较、分类、分析、综合和归纳，最后，他得出了奠定生物遗传学的两大基本规律：孟德尔分离定律和孟德尔分配定律。这两大定律在后来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中得到了充分验证，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分子生物学的进步。20世纪美国生物学家摩尔根在他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并最终搞清楚了生物的遗传基因在生物遗传中的决定性作用。。

二、作为社会文化组成部分的自然科学系统

“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3］1因此，“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科学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也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性”。从实际情况看也是如此。我们今天学习的科学（及其技术）是西方文化基因的产物，带有非常浓厚、明显的西方文化特色，就如同中医学是中国文化基因的产物，带有非常浓厚、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一样。中国人有目的、有意识、大规模地学习、引进、移植西方科学仅仅是从开始的，仅仅是基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考虑。。从总体上看，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作为文化的一个子系统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其一，价值观决定人们研究的目的和研究什么；其二，思维方式或哲学思想决定人们如何研究或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其三，信仰信念决定人们研究的信心和如何看待其研究成果。之所以不同的科学形态之间存在重大差异或本质差异，正是由于自然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子系统，其内部的基本文化要素，如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信仰信念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首先，价值观决定了人们是否研究、探索自然界奥秘或研究什么问题。以西方科学为例，其价值观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古希腊人一开始就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因而探索自然界的奥秘、认识自然界，以达到驱除愚昧、满足人类好奇心的目的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昧，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这就是说，古希腊人认为探索自然界本身就是目的，就是人类最值得做的事。第二是古希腊人认为只有认识了事物背后的原因才算认识了该事物，仅仅认识事物的表象，只是感性知识，只是经验，而感性知识或经验是不可靠的。留基伯最先提出了“因果原则———没有什么事情无缘无故而发生，一切事物的发生都有原因和必然性”。亚里士多德更明确地指出：“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因为“明白了原理和原因，其他一切由此可得明白”。正是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引导下，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开始，直到文艺复兴后近代科学的诞生及发展，西方科学始终都把探索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作为研究的主要指向，因而随之也成了西方科学的本质和最主要特点。其次，思维方式决定了人们如何研究或通过什么方法、途径研究自然界。作为文化子系统的西方科学的思维方式因素主要表现在其形而上学基础和方两个主要方面。康德曾明确指出：“一切本义上的自然科学都需要一个纯粹的部分，在它上面可以建立起理性在其中所寻求的无可置疑的确定性。”在康德自己看来，这个作为基础的纯粹部分唯一地是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没有这些哲学思想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科学将成为空中楼阁。方对西方科学的要求更为明显和重要。可想而知，进行科学研究如果不运用观察实验方法、数学方法、分析方法、分类方法、归纳方法、演绎方法、比较方法等适当的方法，科学将寸步难行。从科学史看，西方近代科学之所以从自然哲学体系中出来，并得到迅猛发展，正是这些科学方法的功绩。不言而喻，科学方本身就是哲学的一部分，正如所认为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哲学），就有什么样的方，同时方也最能体现出一个民族的人或一种文化模式的思维方法。再次，信仰信念决定了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信心。西方科学的信仰信念前提主要基于两类：一类是宗教的，另一类是世俗的。教认为，整个宇宙都是上帝创造的，因而是有序的、完美的、简单的、和谐的、有规律的。徒研究自然界本身就是对上帝的赞美和认识上帝的伟大。这就是说，“人们必须研究上帝的创造物以便更好地理解上帝本身”。实际上，西方绝大多数科学家集研究者和徒身份于一身，牛顿、哥白尼、孟德尔、爱因斯坦等都是如此。爱因斯坦甚至明确指出：“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秩序的和可认识的这一信念，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基础。这种信念是建筑在宗教感情上的。”西方人在研究探索自然界奥秘的世俗方面的信心来自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因为“数”是简单的、有序的、有规律的，所以整个宇宙也是简单的、有序的、有规律的。这种简单性、有序性和规律性可以用“数学”精确地表达、反映出来。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整个近代科学的发展过程，像哥白尼、开普勒、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几乎都是虔诚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

三、作为社会活动领域的自然科学系统

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领域的自然科学系统，主要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基础性研究、应用科学知识的实践和教育。。自然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性系统或社会领域，基础性研究是其核心或基础。这是因为，自然科学系统之所以能够发挥社会生产力功能，能够推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主要是由于它能够通过对自然界的认识成果来指导人们进行技术发明、技术创造，从而使人们更加有效地进行社会实践，而且能够通过揭示自然界的奥秘以达到驱除愚昧，满足人类求知的本性，使思想科学化的目的。从本质上看，科学的基础研究过程相当于科学家在进行着“创造”知识的活动，即“创造”出人类以前不知道或还“没有现实地存在”的知识，如牛顿“创造”出万有引力理论，麦克斯韦“创造”出电磁场理论等等。而技术实质上是“应用”知识。科学是对自然界的认识，技术则是对自然界的有效改造和利用，是社会实践。这就是作为社会活动领域的自然科学系统内科学与技术之间的本质关系。不过，科学家“创造”出来的关于自然界的知识要想得到应用或用来指导社会实践，就必须被大多数人所掌握，否则，科学知识的应用也仍然是一句空话。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科学知识被大多数人所掌握呢？不言而喻，必须通过教育，没有教育，自然科学系统既不能正常运行，也不能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因此，教育作为科学知识传承、应用的必要和唯一途径，必须包括在自然科学系统内。当然，把教育包含在自然科学社会性系统内并不仅仅是基于教育是科学知识传承和应用的必然要求的考虑。从现实情况看，作为自然科学社会性系统一部分的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为了科学知识的传承和如何把科学家创造的知识应用于社会实践，变为推动经济发展或社会物质文明进步的杠杆，这就是国家普及教育、提高教育水平的主要目的。但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要培养出能够“创造”知识的科学家来。很显然，如果培养不出“创造”知识的科学家，自然科学系统“创造”不出新知识，那么知识的应用，即技术发明或技术创造就是一句空话，就是空中楼阁。所以说，教育作为自然科学社会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重要功能有二：一是培养传承和应用科学知识的人；二是培养“创造”科学知识的人。这充分说明，自然科学与教育的关系十分密切，这正是我们通常都把“科教”作为一个词来使用和理解的重要原因。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作为社会一个重要活动领域的自然科学社会性系统的三个组成部分，基础性研究（即关于自然界知识的“创造”活动）、应用科学知识的实践（即技术或对自然界的有效改造和利用）和教育（培养创造、传承、应用科学知识的人）是密切相关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四、启示

自然科学的本质范文3

1888年，达尔文曾给科学下过一个定义："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作出结论"。达尔文的定义指出了科学的内涵，即事实与规律。

科学要发现人所未知的事实，并以此为依据，实事求是，而不是脱离现实的纯思维的空想。。因此，科学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经过实践检验和严密逻辑论证的，关于客观世界各种事物的本质及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不同对象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的科学。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不同领域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哲学也是一门科学，它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也是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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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的本质范文4

一、自然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

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世界档案馆运动兴起，亟须能够胜任具体工作的馆员。因此，“最初的档案学教育就是从职业技术训练中发展而来的”[1]。当时的档案学缺乏以科学为基点的长远规划，还没有从“自在”走向“自为”。

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以其“实证”信念使自己更像“科学”，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门类的学科竞相效法的目标。诚然，“如果说古典力学是成熟科学的理想形式，那么生物学，尤其是进化理论，则成了社会思想各种主导流派更为直接的灵感”[2]。在此背景下，档案学也和其他学科门类一样，努力以自然科学的方法与程序来规范自身，并希望最终能够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学科。直到今天，档案学的自然科学化诉求仍然是学者们追逐的目标[3]。

第一，误以为科技即科学

“科学”作为西方文明的产物，长期被中国学者所误读。指出：“中国‘五四’以来所向往的西方科学，如果细加分析即可见其中‘科学’的成分少，‘科技’的成分多，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甚至变本加厉。……中国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西方‘为真理而真理’、‘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我们所追求的仍是用‘科技’来达到‘富强’的目的。”[4]以科技为科学，在档案学研究中也不乏表征。例如，认为“有关档案存贮技术、传递技术方面的分支学科具有明显的自然科学属性”[5]；又如，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应用与发展，极大地激发了档案科学精神，档案科学精神体现在崇尚科学，尊重科学，重视科学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作用，积极研究与利用各种先进的技术设备与手段来提高档案工作效率”[6]。

第二，重视其他具体自然科学在档案学研究中的运用

科学的实质是逻辑实证精神。档案学想要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遵循自然科学的模式，其逻辑框架应该阐述类似自然科学的问题。然而，在现实档案学研究中，科学理性更多地表现为其他具体自然科学在档案学研究中的运用。例如，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系统思维与辩证法结合运用的产物；档案存储环境控制技术、有害生物防治技术和修复技术、有关档案变质的各种因素等问题的研究，直接涉及生物学、物理学及天文学领域；而档案缩微复制技术、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研究则与现代光电技术和计算机科学的进展有关。

第三，自然科学化不是档案学的发展取向

档案学的自然科学化只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的一部分，是自然主义方在20世纪初强势地位的一种必然反映，其突出意义是解决了档案学的相关“技术”问题。然而，“在档案技术装备不断更新的同时，档案利用率却持续低迷”[7] 。同样，18年荷兰学者缪勒、斐斯、福罗英《档案整理与编目手册》以来注重科学实证“精神”所带来的学术效力，也没有提升档案学的学科地位。这表明档案学并不完全符合自然科学的学科规定性，自然科学的方法或自然主义的方不能直接套用于档案学研究。

二、社会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

在自然科学化道路上的迷失，使得档案学努力成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者们宣称，“档案学是一门社会科学”[8]。事实上，档案学的社会科学化诉求由来已久。早在官僚下，档案作为行政管理的附庸，一直与行政学、政治学渊源甚密。英国档案学家詹金逊甚至认为“鉴定原则在于查明档案文件原初的行政目的”[9]。以社会科学化为诉求的档案学研究，根据某些社会因果关系解释档案馆活动——尽管，馆员和用户作为档案活动的主体能够明白自己的目标及其实现手段，但档案学家仍需揭示出促使我们这样做、而我们又不知道的真正原因。

第一，和其他具体社会科学门类相结合

在认识到档案和档案工作中隐含着若干类似社会科学发展中的某种价值选择之后，档案学开始比过去更多地向社会科学的邻近学科开放。由此出现了与社会科学相关学科交叉而形成的一些档案学的分支学科，如档案社会学、档案美学、档案馆管理学、档案馆经济学、档案馆哲学、档案心理学等分支学科。目前，无论是档案学整体的社会科学化还是有关分支学科的社会科学化都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无疑超越了以往档案及档案管理“内部”的狭窄领域，拓展了学科视野。

第二，设法使档案学的理论发展和社会理论的原则相结合

在档案学社会科学化研究中，学者们秉承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论断，一方面，以社会理论为原则演绎档案学的学科理论；。这固然扩大了方法学手段，但遭到了脱离实际的批评。

第三，社会科学化不是档案学的发展取向

应该说，档案学在建立自己的学术谱系时，对于社会科学有着天然的认同感。但正像国际档案理事会电子文件委员会在1997年制定的《电子文件管理指南》所指出的那样，档案馆应在归档文件的整个生命周期，指导和监督由其他参与者采取的措施，这些参与者汇集了文件的责任者、管理员、制定法规和行为准则的领导以及调配资源的负责人。因此，档案和档案工作无可避免地要涉及人的精神和价值问题，档案学必然具有人文学科的某些特征。而在社会科学的学科规定性中，其研究对象必须是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研究旨趣是揭示社会规律。档案和档案工作虽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但该现象和活动时刻涉及人及其价值问题，本质上表明档案学并不完全符合“社会科学”的学科规定性。所以，通过“社会科学化”使档案学真正成为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学科”，总体上是失败的。

三、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

在18世纪自然科学兴起和19世纪学科制度化完成之前，档案学和几乎所有学科一样都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人文知识。以“实证”为核心价值的学科制度化，促使了人文与科学的分途，并使得作为一门人文知识的档案学接受了科学的洗礼，它的人文取向得到了及时“纠正”，并出现了上述“自然科学化”和“社会科学化”诉求。以文件生命周期为代表的实证理论，甚至成为现代档案学成熟的标志[10]。

档案和档案工作中的人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人在档案收集、整理、鉴定、保存和利用中的主体认识和现实感受成为研究的重点，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20世纪以来，随着计算机和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技术在档案理论与实践中实现无限扩容。。

第二，重视人的价值

在具体研究中强调档案和档案工作的“应然理想”而不是“知识真理”。以人文信念摒弃科学实证，其动力源自“人的发现”，而“人的特有本性在于其价值性”[12]，由此导致了档案学研究中价值论范式的产生。价值论范式立足于人的主体价值，在研究取向上致力于从实然到应然的转变，意味着人对自我主体地位的确认以及对自身认识之自觉程度的提高。 档案工作国际化问题等等 ， 。显然，价值论范式的理论思考受到了西方人文主义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而其现实基础则是档案由传统的国家管理模式向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变。

第三，人文科学化不是档案学的发展取向

人文科学视野下的相关研究围绕“价值”概念建立档案学理论，努力解决现实档案工作中的价值问题，从而影响人们的价值观，表达某种最终目标或善良愿望。其基本思路是：预设某个理想，然后希望现实档案工作能够达到理论所描绘的那个理想图景。这一研究思路不是基于具体“事实”，而是基于自我的主观“价值”想像，从而将价值问题与事实问题对立了起来。例如，提倡档案个性化服务的理想是善良的，但人的个性是千差万别的，考虑这部分用户的个性难免会顾此失彼地无视那部分用户的个性；考虑全体用户的个性，则会失去个性。。显见，由于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使得人文档案学也未能构成关于档案学的完整表述。尽管，作为一种学术视角与价值选择，人文档案学自有其学术意义，但档案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整体上并不符合人文科学的学科规定性。

四、构建超越学科依附的、具有自主学科地位的档案学

在目前的自然、社会、人文学科三分体系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分别固守客观性和价值性的两端，社会科学以客观性与价值性的双重关联而处在二者之间。在这种学科分类框架下，档案学的学科属性是模糊的。早期的档案学研究混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两者思维方式的互竞与妥协也几乎完整地表现在档案学的发展历程中。“人文”概念的提出，使得档案学增添了视角，并从二元对立的传统学科分类模式中分离了出来。。例如，法国《穑月7日档案法令》第37条所规定的“每个公民都有权了解在任一档案库房保存的档案的内容”，就是一个人文价值选择，它在本质上是不可论证的。所以，E·希格斯认为，《穑月7日档案法令》是浪漫主义的，“因为将一切档案向公众开放，只能是时期的权宜之策，事实证明任何统治者都难以完全做到”[12]。相反，一些经过“实证”的结论却可能很快被抛弃。例如，某些基于“科学实证”的鉴定方法在现实档案鉴定中反而表现出。

我们认为，科学、社会和人文都只反映了档案学的某一侧面，而没有也不可能反映档案学的全部本质属性，因而未能有效地提升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它们的历史功绩更多地在于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揭示了档案学发展的多种路径。总体上，档案学既然以研究档案、档案工作以及档案学自身的有关问题为职志，就必然涉及人和社会，不能仅仅借用自然科学中的实证和逻辑来建立档案学。同样，档案学也不可能是典型的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不能简单地套用社会、人文科学的视角和方法来建构档案学科的理论体系。因为，社会科学以“社会”为核心，是“社会”之学；而人文科学以“人”为核心，是“人”学。。所以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学科标准都不能规范与框定档案学的发展。

我们相信，档案学有自身学科的特殊性，档案学科需要建立的是以档案与档案工作为起点和终点的科学。档案学虽然需要相关学科的加入并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结论，但它的学科性不应受相关学科介入的影响。。”[15]惟其如此，档案学才有希望构建为一门成功整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科优势的新的综合性学科。

注 释：

[1]谭琤培：《对档案学学科性质研究的新见解(下)》，《兰台世界》2000年第7期。

[2]［英］吉登斯·安东尼：《为社会学辩护》，周云红、陶传进、徐阳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3]潘玉民：《档案科学研究需用科学精神》，《档案学通讯》2001年第4期。

[4]：《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谭琤培：《对档案学学科性质研究的新见解(上)》，《兰台世界》2000年第6期。

[6][7]李圭雄、黄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档案工作中的融合与共建》，《湖北档案》2004年第9期。

[8][13]蔡丽娜、张利：《也谈档案学的学科定位》，《档案学通讯》2005年第3期。

[9]武文秀：《国外现代档案学思想的总体特点分析》，《湖北档案》2008年第4期。

[10]傅荣校、韩云云、陆加敏：《论档案学研究角度的转变》，《浙江档案》2008年第5期。

[11]王协舟：《基于学术评价视阈的中国档案学阐释与批判》，《档案学通讯》2008年第1期。

[12]常江、胡海波：《从实在论走向价值论的当代哲学》，《理论探讨》2007年第1期。

自然科学的本质范文5

关键词：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机械力学

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是近代自然哲学家以近代机械力学为基础，与唯物主义相结合，概括和总结自然观及其与人类的关系所形成的自然观。它是历史上相继的自然观状态的一种形态或一种阶段。

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自然科学与哲学

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自然科学。从15世纪到18世纪，工场手工业替代家庭手工业，生产技术逐渐改进，自然科学逐步冲破宗教神学观念的束缚，其中力学发展最快，并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和生活各方面。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以伽利略和牛顿为代表。伽利略将试验方法和数学演绎方法相结合应用于物理学领域，使机械论自然观表现出了“自然的数学化，质还原为量，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上帝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特征。牛顿统一了天体力学和地面力学，建立了经典力学的完整体系，实现了自然科学的第一次大综合。他认为物体没有改变状态的能力，惯性是其本质属性，运动需要借靠外力，宇宙是一个依照某一运动规律被设计出来的机械装置。之后近代的自然科学都以力的概念和机械运动的规律去研究自然科学的其他现象。

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哲学。法国的笛卡尔奠定了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哲学基础，他认为世界的运动都是按照力学的定律来运动的，并用这种机械的观点去解释一切物质运动，包括宇宙中星体的运动、复杂多变的人体运动，甚至是生命有机体的动物生理运动。这种物质的运动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可以为事物所主导的运动，而是无生命的运动。；伴随着这种区分，他同时也将人类社会中的道德与人文同自然哲学和科学进行了分离。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对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批判

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西方近现代的自然科学、哲学、宗教等各个领域均受到来自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重大影响，然而仍然具有局限性，对其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不彻底性进行了批判，对其扬弃后发展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

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运动就是失掉一个位置而获得另一个位置”。因而，在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机械看来物质的运动无非只是位置的不断变化而已。他们只是把运动看做是机械的运动，而没有看到其他的运动，用机械运动的特点掩盖了其他运动形式的特殊性。而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则认为任何事物都处于运动变化之中，运动是绝对的，运动具有客观性，运动过程包括进化和退化，事物运动的方向最终都是从低级走向高级的过程。

把一切质的差异都归结为量的差异是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形而上学的一个表现。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质量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因矛盾引起的发展过程和状态、发展变化形式上具有的特点，从量变开始，质变是量变的终结。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质变不仅可以完成量变，而且为新的量变开辟道路；质变引起事物性质的变化。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否定了质自身的规定性，又否定了不同层次的量的各种规定性，因而把量的范畴抽象化、绝对化。例如他们认为，可以用事物量的变化来将一切质的差别和变化归结起来，否定质变的存在。

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以孤立、静止的方法研究自然界。。16-18世纪的自然科学大部分领域和学科正处在搜集资料和分门别类加以整理的初级阶段。如生物学家林耐把各种植物孤立起来进行分类，认为先要知道生物界是由什么构成的，然后才能研究他们是怎样进化的以及各种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将研究对象进行分解加以研究的方法由于受研究水平的，不可避免地成了孤立、静止的研究自然界的方法。

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在自然科学上没有突破神学的桎梏。虽然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的束缚，如牛顿就用力的概念和机械运动的规律去揭示一切现象，得出了严格的用数值来表示机械因果性的公式。但是牛顿认为惯性是物体的本质属性，物质本身没有改变状态的能力，物体要改变状态，只有依靠外力，提出了所有运动变化的原因都在物质外部的外因论。牛顿把这个外因归结为“神的第一推动力”，又陷入了神学的桎梏。

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影响了经济学，受其支配下的人类活动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二元对立，认为自然中存在心灵和物质这两个实体，二者存在而不相互依存，各自有着不同的属性，一方的变化不会引起另一方的变化。这种观点影响了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造成了自然与人的对立，导致人们对自然伦理的冷漠，是人们的自然观发生了异化。资本家为了经济利益和剩余价值，不断去更新技术去开采自然资源，对污染物进行毫无节制地排放，破坏了生态平衡，最终造成了现代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与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不平衡。

结语

本文从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自然科学和哲学入手简要介绍了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然后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角度对其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不彻底性的局限性进行了评析。由于对自然科学仅处于概念上的了解，且缺乏对人类历史上不同历史时期自然观的深刻理解，因此无法很好得用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准确地对机械唯物主义主义自然观进行评析。知识的欠缺和方法的不严谨导致本文没有以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一个具体局限为参照进行研究，仅仅停留在了简单笼统的论述上。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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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周碧雯：《旧唯物主义：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哲学根源》，载《大连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7] 吴彤：《论机械自然观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载《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自然科学的本质范文6

其实,一个国家若要强大,自然科学固然要进步,社会科学同样也不能忽视。。

。近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同宗同源。科学研究认识与掌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及规律,人文科学为人类提供一个心灵的家园,前者是后者的出发点,后者对前者进行批判和引导,二者相辅相成。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力量与自然科学的力量同等巨大。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反复证明,除了其他的社会原因之外,一个人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如果只注重某一种素质的培养而忽视另一种素质的培养,那么,即使他在自己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内能取得某些成就,但在世界观的问题上仍可能出现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曾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化,同科技创新有着相互促进、相互激荡的密切关系,创新文化孕育创新事业。当人们问及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什么书对其研究、对其影响最大时,杨振宁说是小时候读的儒家蒙学经典《龙文鞭影》,而非其他自然科学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