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范例

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范文1

关键词:旅游族群记忆保护传承

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换句话说,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著习俗以及土著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即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

民族旅游发展中的族群记忆失真

浙江是我国主要的畲族聚居地区之一,其中景宁是华东唯一的少数民族地区、全国四个生态保护区之一。多年来,浙江畲族旅游开发逐步形成了“畲乡的特色,生态的特点,后发的特征”的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畲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但与此同时,民族旅游开发也给畲族族群记忆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和大众旅游的影响下,族群记忆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一)族群记忆的同化

族群记忆的同化指原来的族群记忆特征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消失,被异族异地的文化所取代。浙江畲族大多分布在丽水、苍南、武义、衢州等地,大多属于欠发达地区或“老少边穷”地区,与外部世界交往少,生活相对封闭,因此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然而,随着民族旅游的开发,异族异地文化的引入,在经济上相对落后和文化稳定性不强的少数族群记忆逐渐被淡化、同化甚至消亡。例如,近年来,浙江畲族居民对于始祖盘瓠的相关记忆已经与客家族等民族的盘瓠记忆相差不多,而且其中一部分记忆内容受汉族盘瓠神话传说影响极大。

(二)族群记忆的商品化

这是目前民族旅游开发的主要手段,就是以现代艺术形式包装族群记忆,把独特的少数族群记忆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和组织并出售给旅游者。甚至有的地方在发展民族旅游过程中,族群记忆被过度商品化,所有族群记忆现象都被纳入商品化范畴当中。诸如畲族歌舞仪式、礼俗、手工艺品等文化形式都被商品化。当前,浙江畲族婚俗旅游开发的一般做法是:让男性旅游者扮作新郎,然后按照浙江畲族的习俗,举行一次假婚礼,以此令游客体验独具特色的浙江畲族婚俗。但在实际的旅游经营中,一些商业化行为使该民族婚俗中本该体现的一些美好内容荡然无存。

(三)族群记忆的庸俗化

对族群记忆的开发缺乏科学把握,导致族群记忆庸俗化。畲族有“盘歌”(对歌)的习俗,每每长夜盘歌,通宵达旦。其曲调与汉族颇有不同,极富畲族特点。一些地区为满足汉族为主体的旅游者消费需求,把歌词曲调进行包装,拿到市场上去展示,因为市场的“交易性质”,使得族群记忆因为庸俗化而失去它本身的魅力。

(四)族群记忆价值观的蜕变

价值观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浙江畲族民众热情好客、忠诚朴实、重义轻利等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敦厚淳朴的民风,也是民族地区对游客的吸引力之所在。但是,随着旅游的开发,受外来风气影响,一些地区浙江畲族民众的价值观被同化,出现了明显的退化现象。商品意识和货币概念渐渐深入人心。大量事实表明,民族旅游开发很容易导致某些优良传统和价值观的蜕变。

(五)族群记忆传承的断层

族群记忆具有传承性,民族旅游的开发有可能使这种模仿与习得的过程被中断或被扭曲,从而使得族群记忆传承出现断层,甚至消失。长期以来,畲族传统文化主要是以民间自发传承的方式保留下来的。畲族每个成员都是族群记忆的接受者和传承者,因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畲族文化的传承主要依赖歌谣。但是随着老一代人的相继去世和现代流行音乐等文化的冲击,畲族一些文化正面临消亡危机。例如,浙江畲族地区能讲畲语、能唱畲歌、会织畲服的人已经为数不多,大部分是中老年人,青年多愿意出外学习或打工,不愿意学习传承这些传统文化。

(六)族群记忆“原生土壤”遭到破坏

浙江畲族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是与浙江畲族的居住环境息息相关的。但是在民族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难免会造成较大规模的建设或者搬迁。现在浙江许多地区的旅游开发,忽视对传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原生土壤”进行有效保护,加速了畲族传统文化的消亡。在浙江景宁、苍南的一些小村庄,许多村民将极具特色的传统木板房拆除,盖起了小洋楼,真正意义的传统民居所剩无几。许多畲民分散进入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城市区,传统社区不复存在,传统文化失去了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民族旅游发展中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在民族旅游开发中,必须彰显民族特色,对族群记忆进行有效的保护,构建民族旅游开发与保护机制。民族旅游的开发和保护,应根据民族地区族群记忆的特点、分布状况、区位特征等情况的不同,构建不同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一)保护族群记忆生长的“原生土壤”

浙江畲族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应该是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动态传承,注重引导族群记忆的良性变迁—原生态化。在的支持下,恢复、发展畲族的礼仪活动、祭祀活动,促使原生态族群记忆的挖掘、传承和发展。进入旅游内容中的一些歌舞、戏剧和美术工艺品,应注意保持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不要随意改动,只有在深入研究该民族的文化、历史后,进一步地突出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把原生态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戏剧及美术工艺品引入教学过程,编写乡土教材,使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民族美术等得以传承。

(二)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

对于畲族文化的保护,国家和地方及相关部门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从现实看,仍然有许多不完善和不健全的地方,操作起来比较困难,不利于建构畲族族群记忆与族群认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是保护畲族族群意识的有效方法之一。首先,通过建立族群记忆旅游

。其次,通过产权界定使外部性成本内部化,有效地防止投资商或开发商搭“资源便车”的现象,迫使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更好地使用和保护畲族族群记忆这些宝贵的旅游资源,延长资源的生命周期。。

(三)设立族群记忆村

可以广泛采用的形式是民族聚集地就地展示—“实地活人博物馆”,如贵州的雷山郎德苗寨、从江高增侗寨、镇宁石头寨等。其特点是保留了原来的自然风貌、民居、饮食、节庆和其他民俗事物,具有自然朴实的特色,能较好地满足旅游者欣赏和体验族群记忆的需要。有人以畲民社区为例,提出在浙江畲族聚居区某一地建立以浙江畲族居民为主体的“文化保护区”。即划出一块地方建立专门的旅游村寨,整个村寨完全按照畲民传统民居的风格建设,维持传统的生活与生产方式。游客在此可以到村民家中做客,品尝风味小吃,学习织布、酿酒,参与村中举行的各种仪式、庆典,深入畲民的生活。

族群记忆村在担负旅游功能的同时,还将成为展现畲民文化与保存传承畲民文化的场所。但是由于族群记忆村是以单个民族村落为开发保护对象,未考虑民族村落所处的社区环境,而成为社区中保护的“孤岛”。当整个社区族群记忆发生退化、消亡时,保护区内族群记忆的退化、消亡也就在所难免。因此,族群记忆村对族群记忆的保护作用也是有限的。这种保护机制的关键在于要处理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族群记忆保护的矛盾,同时避免因旅游业的发展带来的文化同化和冲突。

(四)建立民俗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主要是为保护民俗文物,丰富收藏,并为参观者了解民俗文化内涵而建立的,具有教育和传播文化遗产的功能。对许多濒临损毁、正在迅速消失的重要族群记忆和民族民俗文物,通过运用声、像、物等手段,及时抢救、收集,陈放在民族民俗博物馆,既起到保护作用,又满足了旅游者参观的需要。民俗博物馆在对民俗文物保护、传播族群记忆、满足旅游者体验族群记忆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种保护机制是静态的保护,没有充分和及时的体现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并且在游客的参与和体验性方面存在不足。从文化结构角度来说,它适用于物质文化的保护,而对于精神文化以及行为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作用不大。它是在族群记忆保护初期、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保护机制。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民族族群记忆的变异时刻发生着。必须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使民族社区居民重新意识到本地传统文化的价值,激发他们的族群记忆认同感与文化自觉意识,促使他们主动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复兴本族群记忆,从而实现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参考文献:

1.彭恒礼.论壮族的族群记忆—体化实践与刻写实践[J].广西民族研究,2006(2)

2.覃德清.瓯骆族裔—壮侗语民族的族群记忆与人文重建[J].广西民族研究,2005(3)

3.陈心林.族群理论与中国的族群研究[J].青海民族研究,2006(1)

4.史本林,赵文亮.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理念[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6(5)

5.郑向敏.旅游对风情民俗资源的消极影响及对策研究[J].旅游学刊,1996(3)

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范文2

关键词：生态位；畲族旅游；族群记忆；保护和传承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1-0103-02

1　畲族旅游生态位与族群记忆的界定

1.1　生态位与叠族旅游生态位

生态位的英文为niche，原来的词义为壁龛，生态位的概念主要反映的是物种在特定尺度下、特定生态环境中的职能和地位，它是物种属畲族旅游生态位性特征的集中表现，定量地反映着物种与生境的相互作用关系。

按照扩展生态位理论的观点，地球上所有的复合社会生态系统中。凡是具有一定生态学结构和功能的单元都可被看做是“生态元”，而所有的生态元均具有相应的生态位。将这一观点应用于浙江畲族旅游领域，则浙江区域范围内的畲族旅游产业系统也可看做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畲族旅游作为区域旅游系统中的一个单元与生态元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相类似其在区域，旅游系统中也具有一定的结构与功能。因此可将浙江畲族旅游比作生态元，则畲族旅游在整个浙江区域旅游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即为其相应的生态位。

1.2　族群记忆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理论起源自法国的社会年鉴学派，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ehs)被公认为是该领域研究的起点。学者们普遍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1.3　生态位视野下的畲族族群记忆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也就是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载体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术，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它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畲族旅游生态位是畲族旅游的本体条件与区域统环境相互作用后的结果，其内涵构成主要包括了资源价值层位、客源市场定位和总体开发条件三大块。首先，资源价值层位反映的是由资源本体条件和域组合状况所决定的畲族旅游在区域旅游系统中地位和作用，我们视其为畲族旅游的“营养生态”。例如，畲族精神文化非常有特色，其民族旅游精神理念、价值观念、心理素质和等构成了畲族族群记忆的“营养生态”。其次，客源市场定位作为畲族旅游的“空间生态位”，主要反映的是基于畲族旅游的价值层位所决定的其在区域市场上所占据的位置和市场层次。例如，景宁是浙江、安徽两省畲族的发祥地和主要聚居地，又是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形成了畲族族群记忆的“空间生态”。最后，总体开发条件主要反映了在畲族旅游价值和市场定位的基础上，通过综合其所处的区域环境条件所确定的畲族旅游在区域旅游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2　浙江畲族旅游发展中的族群记忆失真与生态位失衡

2.1　生态位与族群记忆的同化

指原来的族群记忆特征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消失，被异族异地的文化所取代。浙江畲族大多分布在丽水、苍南、武义、衙州等地，大多属于欠发达地区或“老少边穷”地区，与外部世界交往少，生活相对封闭，因此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然而，随着民族旅游的开发，异族异地文化的引入，在经济上相对落后和文化稳定性不强的少数族群记忆逐渐被淡化、同化甚至消亡。

2.2　生态位置叠与族群记忆的商品化

只要两个物种(或生态元)共同占用同一资源位即为生态位重叠。在畲族旅游发展初期，环境资源条件相对充足的情况下，浙江各区域旅游重复竞争与生态位重叠的几率较小，即使出现也不会引起竞争。而随着同类型旅游产品的不断出现，同类型畲族旅游在生态位上的重叠是产生竞争的根本原因，而其竞争的强度则与生态位的重叠程度呈正相关关系，重叠部分越多则竞争越激烈。将族群记忆商品化就成为目前民族旅游开发的主要手段，就是以现代艺术形式包装族群记忆，把独特的少数族群记忆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和组织并出售给旅游者。甚至有的地方在发展民族旅游中，族群记忆被过度商品化，所有族群记忆现象都被纳入商品化范畴当中。

2.3　族群记忆的庸俗化

对族群记忆的开发缺乏科学把握，导致族群记忆庸俗化。表现在：

(1)对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不是采取客观的态度进行科学的评价，而是夸大其词，大肆渲染；

(2)为迎合一些旅游者的低级趣味，对族群记忆的开发缺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鉴别，格调低，猎奇成分过多；

(3)没有深入研究族群记忆的丰富内涵，不能表现族群记忆浓厚的民族性和纯朴性，表现形式简单化，生搬硬套；

(4)不尊重民族的信仰、意愿，随意解说、展示民族习俗，伤害民族自尊和宗教感情。畲族有“盘歌”(对歌)的习俗，每每长夜盘歌，通宵达旦。其曲调与汉族颇有不同，极富畲族特点。一些地区为满足汉族为主体的旅游者消费需求，把歌词曲调进行包装，拿到市场上去展示，因为市场的“交易性质”，使得族群记忆因为庸俗化而失去它本身的巨大魅力。

3　基于生态位的浙江畲族旅游的族群记忆保护和传承策略

3.1　错位开发策略

基于竞争排斥原理，当两个畲族旅游单体的资源价值、市场定位和总体开发条件出现重复的地方，就会形成畲族旅游生态位的重叠，进而引起竞争，重叠度越高则竞争越激烈。此时，采用错位开发策略，对畲族旅游生态位的重叠部分进行分离，则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其间的竞争关系，也避免了因生态位重叠可能导致的价格、营销等方面的恶性竞争。因此，立足于自身的资源优势，努力发掘市场潜力，通过准确的定位和错位发展策略可以为各方的发展赢取更大的生存空间。

从时间角度的错位就是要尽量增加其在时间维度的生态位差别，采取的方式包括增加季节性的旅游产品以及对非传统旅游时段的开发，例如晚间时段及冬季等旅游淡季。

从地理空间角度进行错位开发的最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功能分区。根据区域内各类型畲族旅游的空间分布特点，确定区域旅游系统的合理空间梯度及重要功能节点，通过分析各节点周围区域的互动效应，最终形成的层次有序的区域旅游系统空间结构。产品维度的畲族旅游生态位错位开发主要是从产品的特色角度进行的生态位分离，以畲族旅游的鲜明个性和明显差异性为开发的前提，重点进行特

殊旅游产品的开发，同时在产品的规模档次方面，也应根据其不同的优势和个性，进行针对性的项目设置。

市场错位策略则是从市场空间的维度，对畲族旅游生态位进行重新的定位。只有明确自身的竞争优势所在，才能寻找到最终合适的市场空位；只有在具有相对优势的旅游细分市场进行资源的开发，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同质问的激烈竞争。

3.2　拓展策略

作为一个有着主观能动性和自主选择性的生命体，生物本身具有不断扩充生态位潜力的属性。为了占据更大的生存空间，对环境产生更大的影响，物种大多选择采用生态位的拓展策略对原有的生态位构成进行调整。同样，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并提高整体竞争实力，区域旅游系统也会在已有的构成基础上，对畲族旅游维度的潜在生态位进行开发，通过引进新的市场空间对畲族旅游生态位宽度进行拓展，以寻找更有利的生存发展空间，实现对畲族旅游的可持续开发。在具体实践中，对畲族旅游生态位的拓展主要包括了泛化和特化两种手段。泛化，即意味着新生态位的引进。从资源开发的角度看，对于那些优势不够明显、特色不够突出的畲族旅游来说，通过设置新的产品项目、建设新的接待服务设施、采用新的服务方式，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集合现有资源，提升整体竞争力。而对于那些高品质的畲族旅游项目，泛化手段则更多被应用在市场的开拓方面，通过多元化的产品体系设置来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虽然也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生态位重叠，但也能极大地降低经营风险，保证其在各种市场环境条件下的稳定发展。

特化，即代表对潜在生态位的开发。这里的潜在生态位指的是在当前条件下没有被完全占据的那部分畲族旅游生态位。从资源维度进行的潜在生态位开发，主要遵循“错位开发”的原则，根据资源本身的属性特点来选择具体的开发角度及方式，其通常表现为新景点新项目的开发。而在市场维度的潜在生态位开发，则更多表现为针对某一细分市场的全面深入分析和与其需求相配套的产品体系开发。作为目前生态位拓展最常用的优化策略，特化手段能尽可能地减少生态位重叠，进而减轻竞争的激烈程度，有利于区域畲族旅游在稳定环境中的。

3.3　协同发展策略

受畲族旅游生态位系统性构成特征的影响，在开展基于生态位理论的畲族旅游整合开发时，应遵循整体性和协调性的基本原则，采用协同发展的竞争策略。

首先，应开展区域联动，做好线路及产品的系统规划。一方面，按照经济性、市场性、时空性和可行性的设计原则，通过旅游线路的组织来实现与周边景区的区域联动；另一方面，则可尝试不同的产品组合搭配方式，通过构建互补的产品体系，对各资源单体的优势特色进行整合，以实现区域整体效益的最大化开发。

其次，应着力塑造区域整体形象，联合开拓市场。一方面要保持区域内各旅游产品的完整性，另一方面还要将相关联的单体串联起来，形成组合优势，强化区域的整体旅游形象。在此基础上，通过集合区域范围内的各方优势，来实现整体层面的市场范围拓展。

3.4　生态位分离策略

生态位的分离具体包括空间生态位的分离、时间生态位的分离和功能生态位的分离三种形式。

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范文3

通过电影主人公蒙古族青年刚波的普通的生活，所经历的一瞬间，演义出一个民族的过去、民族的生活习俗、民族的精神。那个民族曾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先后统一蒙古诸都。1211年和十年大举攻金直到黄河壮举，占领中都(今北京)，十四年第一次西征，来花刺子模，遣军攻入钦察。在喀勒喀河击败斡罗思和钦察联军，占领中亚大片土地。就像他的名字成吉思汗一样，古国变的“海洋”，“强大”辽阔的疆域。那个时代生产力低下，兵器制造业粗陋。但靠的民族特有的强悍、勇敢、聪明和智慧。推崇民族凝聚、繁衍、代代屹立在世界之林的主义战胜了。他们靠勇猛善战、借助马踢代步人间未孕育的机械动力的轮子，速度和力量，勇猛和智慧。主义和凝聚的强大的一股力量征服战场的强敌。创造了那个时代辉煌的历史。

蒙古人祖祖辈辈游离的牧民生活，创造那落后与文明、原始与现代。听自然的摆布与战胜自然，更多是面对大自然障碍的无耐和顺从交加的民族历史，有过灿烂的过去，也有厄贫的经历。同时在耕耘和构造人间天堂的漫漫长路中造就了优秀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也掺杂着独特的风俗习惯。影片中主人公刚波的尴尬，蒙古自古就有个习俗：人们在草原上交欢，要立一棵竿子，插上白布。这样其他人是要是经过，就不会去打扰。这个杆子就叫“套马杆”也是影片的另一个译名。影片中所阐释的“蒙古精神”并不是铁木真式的扩张欲望，而只是蒙古人世世代代所维系的传统。所以当刚波的妻子要他去城里买安全套时，刚波显得非常不安，这对于一个一辈子都生活在草原的牧民来说真是不可想象的，这代表了什么?草原上世世代代沿用的套马杆在安全套等新兴事物的冲击之下是否还能保证它最原始的意义?所以在刚波进城后，这样一个具备着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同样面貌的汉子，也对买安全套这件难以启齿。然后还得去喇嘛庙看看佛是怎么说的。

刚波就是一个典型的草原牧民。第三个儿子已经生下来三个月了。可妻子仍然不愿意与自己亲热。原因就是嫌孩子太多了，于是就出现了开场的那一幕粗野的场面。起初我以为是在抓贼，然后认定这是在，最后才明白原来这一对是夫妻。事后妻子向刚波解释了原因，还带给了刚波一个全新的概念，安全套。刚波的母亲此时就在一旁唠叨“以前就说过要你别娶城里的女人，现在好了!”在此我们也能发现原来就是在蒙古人里面也有城里与非城里的冲突，当然这本身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冲突已经可以算是蒙古的原始精神与外来文明的碰撞。也就是影片所阐述的“蒙古精神”不仅仅是受到某一次突然而至的某个金发碧眼的老外的影响了，而是一种无不在。甚至近在身边的侵染的熏陶。

在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的同时抛弃那与文明相悖离的陋习。善于吸纳优秀的文化，培植民族的新生的文化。就像那叱咤风云，浩瀚的历史故事，再创民族历史的辉煌。尤其是回忆起12世纪末。扩张疆土的民族气概和精神，至今值得赞颂和传唱。明代抗倭名将军事家戚继光曾说过：“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草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就像民族精神激励那个时代奔腾的历史，当代人特别是承载历史重任的大学生。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祖国的河山在人们的心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祖国的山山水水滋养哺育着她的子子孙孙。“禾苗离土所死，因家无土难存”。祖国的大好河山，不只是自然风尘。而且是、财富、民族发展和进步的基本载体。因此。每一个爱国者都会把“保我国土”、“爱国家乡”。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统一，作为自己神圣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爱祖国的灿烂文化，文化传统作为一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常常被称为国家民族的“胎记”。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的“精神基因”，是培养民族心理、民族个性、民族精神的“摇篮”。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基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或许会背井离乡、或许会彼此隔绝，但祖国灿烂文化和历史传统的认同总会把人们的心连在一起。。深入了解祖国伍仟年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铁木真呕心沥血。戎马古战场，扩张的疆土不能在任何一代人手中丢掉。影片《蒙古精神》折射出铁木真民族精神，就像陆游所说的“夜视太白收光茫，报国欲死无战场。”精忠报国，永远记住1858年(咸丰八年)“中俄”的国耻日。

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范文4

歌曲是词曲交辉的综合音乐体裁，它既区别于诗歌，又不同于器乐，具有音乐与文艺融合的价值，给人们以新的美感。诗词在构建诗乐结合的歌曲内涵中，以明确的情感基点、清晰的情绪发展线索、确定的意象活动范围，从点、线、面等层次勾勒出歌曲的内涵，使欣赏者的感受便于联结，情态交流准确，联想、想象适度。音乐的创造在诗词的基础上向更抽象化与具体化两个相反方向发挥，从大处着墨“渗透到诗歌的灵魂”中进行概括、提炼、抽象，选择最能表达词意神韵、最能体现曲中情境的乐音动态结构来揭示歌曲的内蕴。这包括伴奏特定的背景音乐、歌曲旋律典型音型、节奏的设计。本文对歌曲审美的立体分层感受和重唱、合唱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歌曲审美的立体分层感受

欣赏者在歌曲审美活动中，对诗乐美的结合体要从整体上把握，体会其立体构建、交相辉映的形式，有机统一、相得益彰的动态，集中于情境、诗意的体现。同时，要从音乐美的不同层次去分层感受人声美、歌调美、伴奏美的特质与表现，领悟各层次与歌曲内蕴的关系。前者从宏观上立体把握，后者从微观上深入分层体验，两者的结合，对一首歌曲的感悟就比较全面。。如：影片插曲《我爱你，中国》，这首歌曲以纯真执著的激情抒发了海外赤子对祖国的挚爱，表达了深蕴于中华民族群体意识中对祖国依恋的情结。不管是漂泊异乡的游子，还是偏僻边疆的人民，均不能摆脱此种磁性的吸力。在此曲的中段，着力抒发了爱国之情的主体部分。歌词多次反复出现“我爱你”这个点题的关键词，并逐步展现祖国的壮丽山河、广阔胸怀、气质与品格，使这种感情的抒发有具体载体，不感觉抽象。仅从音乐的旋律在“我爱你，中国！”两句中的设计，就不难看出诗乐的创造在情境中的凝聚与交辉。起于弱拍的“我”，级进上行，五度跳进到达强拍的“爱”字，在“爱”字上，节奏放宽，音调上扬，再下行五度到达“你”，紧凑地朝向“中国”运动，在三拍长音上打住。高低抑扬音调的对比，松紧节奏韵律的交替，表达了“爱”的强烈，显示了“我”的沉着、含蓄，以及在“你”与“中国”中寄托的倾诉源源深情。第二句“我爱你，中国”音区上移，把“你”字放在强拍并继续4度上扬形成情绪的。从第一句对爱的重墨渲染到第二句对你的着意强调，使感情抒发的指向更加鲜明，祖国在游子心中的分量成倍递增。钢琴伴奏以八分音符的分解和弦上下起伏来衬托情感的表达，在这里没有采用密集的十六分音符的大幅度运动刻画心情的激荡，而是以柔美、宁静的织体突出了人声的表现力，浓淡适宜，主次分明，使欣赏者的注意力集中于歌声的抑扬，又以一种内在、深沉的基调使歌声的抒发不仅有强度，并有深度，不但有外在的炽热，还有内在的深切。

。反之，第二句“我爱你”的紧凑，与语调的热切，“中国”的婉转缠绵与语气的委婉、深情一致。在不同角度揭示这种爱国深情的丰富内涵，深长意味，令人为之而心醉。

分层感受是在歌曲的审美活动中，将注意力有意识集中在音乐美的某一层面，感知其形神交会的特点，体验内蕴于形态中的情感，人声美的层次，涉及男女声不同音质，高、中、低不同音区的音色，抒情、花腔的声音运用的不同表现力。通常，男声较女声深厚、强劲，女声较男声清亮、高亢，男女高音音色明亮，中音雄浑，低音沉实，抒情男女高音声音甜美、飘逸、流畅，男女高音声音舒展有力、层次丰富，花腔女高音声音轻盈灵巧、富于弹性。人声与人的关系最为密切，最能触动千百万普通群众的心弦。在欣赏歌曲时，留意人声的美质、音色的丰富变化，人声的运用与情感结构的协调和对照，必然获得一种特殊的美感。对歌调美的形态，轻重缓急、明暗刚柔的音响结构内蕴的情态怎样交融、协调的感悟，对伴奏创造的乐曲氛围、背景的体验，对前奏的导入、情调、气氛的烘托，间奏的承前启后的表现与结构等功能、尾声中情态的丰富、补充、扩展、延伸，及在伴奏中体现的立体感、弦外之音的欣赏构成了这两个层次审美的内容。

以舒伯特的歌曲《致音乐》 为例，男中音深厚、坚实的音色，时而轻柔，时而含蓄，时而热烈奔放的变化，将挚爱与崇敬表现得淋漓尽致。男中音的音色既有高音的明亮，又有低音的厚实，既抒发了强烈的激情，又适于表现内在的深情，使情感抒发更加深沉、朴实。

二、重唱、合唱多姿多彩的歌曲审美

由不同声部构成的重唱，有多种层次与线条的结合。从二重唱到多重唱。声音有单纯的男声或女声，也是童声或男女混声，不同声部的关系既互相交织、补充、协调，又彼此对照、对比，形成尖锐的矛盾冲突。也有某些声部的结构互为衬托，一些声部形成情态上的反差。

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范文5

传统的巴蜀民间艺术研究，多把重点放在其起源、发展及艺术形态的分析上，这些研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弥补了民间艺术在艺术学研究领域的空白，提升了民间艺术在学术史上的话语权，丰富了民族民间文化的研究成果。然而，民间艺术是劳动者为满足自己的生活和审美需求而创造的艺术，我们不能把民间艺术与民众生活的文化空间完全分割开来，使其脱离了具体的情境与生存的土壤，进而缺乏细节描写与深度阐释，忽略了民间艺术与乡土社会的互动关系。

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民间艺术的内涵不断扩大，不再拘泥于民间工艺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和戏曲等艺术形式，诸如民间文学、民间杂技与竞技、民间手工技艺等等都统统归属于“民间艺术”的范畴，人们对民间艺术的内涵和价值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艺术人类学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将开启巴蜀民间艺术研究的新领域，以学术研究带动传统文化保护，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一、巴蜀民间艺术的人文内涵及当代价值

巴蜀民间艺术是古老的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已有的考古成果显示，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文明早在夏商时期就已经盛极一时。三星堆出土的造型独特、铸造精美的青铜器和玉石器，尽管残留着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的痕迹，但也充分证明了古蜀先民在文化互补互融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原始造型艺术。这些原始造型艺术本质上是巴蜀先民生产活动和精神活动的产物，事实上它们不可能完全脱离民间艺术而存在，应该说，它们是当时社会艺术成就的集中体现和最高表现。由此可以推断，古蜀时期的民间艺术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尽管四川盆地周边为高山和高原所环抱，这种地形对巴蜀文化作为农业文明所必然带来的封闭性肯定会有较大影响，但山原之间的若干河谷却成为巴蜀大地得天独厚的对外交通走廊，古蜀文化不仅与荆楚文化、秦陇文化、中原文化相互渗透影响，还通过滇黔夜郎文化和昆明夷、南诏文化，与东南亚、南亚、甚至西亚地区都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巴蜀先民不拘于内、向外开拓、努力改善自身环境的决心和勇气，形成了巴蜀文化“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历史个性。而且，随着时代的推移，开放和兼容最终成为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色。巴蜀先民在他们所处的特定生态环境和生活背景中创造出了辉煌的文明和文化，他们又创造出了各种艺术形态来表达他们的思维观念和知识体系。巴蜀文化源远流长，文化生态系统复杂多样，民间艺术也表现得丰富多彩、灿然可观。由于历史上巴蜀地区文化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民族源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别是长时期的民族交往、民族迁徙与文化振荡，使巴蜀民间艺术具有地方个性的同时，又呈现出多元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巴蜀民间艺术具有实用和审美的双重价值。就民间艺术的内涵和功能来看，它涵盖并超越了一般意义上艺术和美学范畴。绝大多数的民间艺术并不具备纯粹的审美价值，恰恰相反都是从实用性出发，渐渐发展、产生出审美价值的，如民间建筑、民间服饰等等。因此，大多数的民间艺术与艺术学的艺术形态是有本质区别的。由于民间艺术与民众生活方式、民俗活动及其他形态的艺术相结合，决定了其特殊的艺术形态特征，诸如体裁、样式、功能、结构等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形态，也就是说，与一般意义的艺术比较而言，民间艺术是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于一身的艺术形式，实用性是其本质特性。

巴蜀民间艺术承载着历史的文化记忆。民间艺术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人文环境中产生的，是某一地区、某一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在悠久的发展过程中，历经岁月沧桑保存、流传下来的，它们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地方性知识，反映着历史文化传统的发展与变迁，保留着浓缩的民族和地域特色，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纷繁多样的巴蜀民间艺术蕴含着巴蜀传统文化的根基，反映了巴蜀地区民众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和审美观念等等，体现出巴蜀文化的历史文化发展踪迹，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巴蜀民间艺术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不脱离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不脱离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呈现着巴蜀文化基因和精神特质，沉淀着发展的经验、生存的智慧，这些维持民族或群体血脉的因素反过来又世代塑造并延续了这些民族或群体一脉相承的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从而形成特有的文化传承和群体意识，成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识别标志。因此可以说，巴蜀民间艺术与更广泛的巴蜀文化一起，承载起了一个特定地域民众的生命动力和情感依托，为他们构建了一个美好的精神家园。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巴蜀民间艺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快、现代科技的发展、信息化的普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民间艺术在内的民族民间文化赖以存续的文化生态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很多民间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

2004年，我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并将此前已经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2年）一起汇入到世界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2006年以来，我国先后公布了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涉及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等门类。这些门类大部分是具有民间性、民族性和集体性的艺术形式，对于研究民族的审美心理和文化特征等具有重要的价值。

巴蜀民间艺术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登上了“大雅之堂”，许多魅力独具、底蕴深厚、具有重要保护和研究价值的巴蜀民间艺术形式进入国家级名录之中，充分展现出了巴蜀民间艺术的多元与多样的特点：

有表现各种劳动形态的，如：川江号子、抬工号子、竹麻号子、巴山背二哥、川北薅草锣鼓、薅秧歌、高腔山歌等等；

有表现民风民俗的，如：婚嫁歌、滚板山歌、高台狮子舞、木板年画、夹江年画、雨坛彩龙舞等等；

有表现西南少数民族神话传说、民间信仰和习俗的，如：彝族的支格阿鲁、毕摩经诵、阿都高腔、漆器制作工艺；苗族古歌；藏族史诗《格萨尔》、热巴舞、弦子舞、扎呗麻呢舞、唐卡；白马藏族的舞；羌族的卡斯达温舞、羌笛等。

这些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巴蜀民间艺术具有共同的特征，如地域性、集体性、传承性、象征性等。首先，巴蜀民间艺术是世代生活在中国西南一隅的巴蜀地区的民众创造并享用的各种艺术形态，是他们在这一特定的地域生态环境中创造出来的人文景观。尽管很多艺术形态在中国其他地区也同时存在，但是由于受到各种自然生态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呈现出不同形式和特征，“巴山蜀水”独特的自然景观必然孕育出匠心独具、性格鲜明的巴蜀民间艺术。第二，巴蜀民间艺术是巴蜀民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集体创作、传承并享用的文化遗产。尽管在代代传习中，民间艺人都可能将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倾注于艺术活动之中，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但是每一个民间艺人都不可能脱离生育、养育他的社会文化土壤而存在，因此他们所传承的民间艺术也必然具有集体性的特征。第三，与物质文化遗产相对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活态性”，而活态的具体表现就是传承。巴蜀民间艺术的传承，不仅表现在艺术门类自身的继承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其产生的艺术价值和精神力量的传递。另外，民间艺术在传承的过程中既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同时又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产生变异。第四，凝聚着巴蜀民众集体智慧的民间艺术是巴蜀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是巴蜀文化特征直观生动的反映。巴蜀民间艺术以各种形式展现出巴蜀文化独特的气质和内涵，这是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中区别于其他地区文化的标志性文化，因此，也可以说，巴蜀民间艺术是巴蜀文化中的一个象征性符号。

历经几千年沧桑的巴蜀文明所涵养的巴蜀民间艺术浩如繁星，其蕴含的人文价值和精神财富是不可估量的。然而，迄今为止进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巴蜀民间艺术门类和数量还不是很多，事实上，最终可能有很多的民间艺术不能被纳入到国家视野之中，但它们的价值依然非常重要，不容忽视。

。但是，在这一浩大而本文由收集整理长远的工程中，各方利益的诉求又可能使原本面临生存危机的民间艺术加速走入绝境。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以人为地干预而迫使其改变原来的形态，特别是以强力手段迫使民间艺术转型，增加其与民族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不相容的内容都所谓创新，都是以破坏和牺牲民间艺术的民族特点和乡土特点为代价的，因而也是不可取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工作。虽然许多国家都有着丰富的保护实践经验，但是国情不同、文化特性各异都决定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因此，这不仅仅是一个国策问题，还应该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

三、艺术人类学视野中的巴蜀民间艺术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语境之下，让我们更加意识到研究包括巴蜀民间艺术在内的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要价值，无论从学术角度还是现实角度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艺术人类学将为巴蜀民间艺术研究开拓新的视野。从社会分层来看，以往的艺术史，不仅是以欧洲为中心，同时也是以上层的文化艺术精英为中心。这不仅是世界艺术史的问题，也是我国艺术研究的一种传统视野。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边远地区的民众所创造的艺术长期以来没有被划入艺术史、艺术学研究的范围中。艺术人类学立足全人类艺术现象，极力主张并且强调民间艺术也是人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人类艺术中最根本、最基础的部分。。

任何一种民间艺术形式都产生于一定的文化生态中，这种文化生态又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息息相关。。。

民间艺术是相对于官方艺术、上层艺术或者精英艺术而提出的一个概念，但是不能把两者完全对立起来，应该纠正民间艺术是边缘文化、落后文化的传统观念。。

从另一个方面说，整体性还体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从空间上看，笔者提出巴蜀的范畴，而不是以省区来划分，正是从历史发展和文化的地域特征着眼，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尤其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学术概念的提出，使得巴蜀文化更是融为一体，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这样有利于将巴蜀地区的民间艺术与周边文化圈艺术门类作比较研究。

。人不仅是民间艺术的创造者和传承者，也是民间艺术的拥有者、享用者。任何形态的艺术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从根本上来说，都远远没有创造和拥有这些艺术形态的人本身更为重要。一幅精美的年画、一出经典的戏剧固然能引起人们的审美共鸣，然而那些创作并传承这些艺术形态的民间艺人及其高妙的智慧、精湛的技艺才是这些“遗产”的灵魂所在。这些民间艺术的精髓似乎很难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种种手段去进行有效的捕捉和保存，艺术人类学却提供了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将其记录下来，那就是——写文化。。

巴蜀民间艺术的创造者和享用者是广大的民众，使最广泛意义上的人的群体。。对巴蜀民间艺术的研究作为全球化背景之下对自身文化的一种反思，在反思中形成正确的文化理念，与世界其他文化一起共同维护人类精神生活与文化的多样性、在社会急剧变迁中为人类构筑起理想的精神家园。

（三）重视文化理解和意义阐释

在艺术人类学的视野中，没有“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的分别，每一种艺术形态相对于它那个民族或族群而言，就是最好的、最适宜它自己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每一种艺术形态相对于它的民族或者族群而言是一定有意义的。艺术人类学就是要去找寻蕴含在其中的意义所在。

艺术人类学并不会将纷繁复杂的所有艺术现象都纳入研究的视野，而是需求有价值和意义的艺术现象进行剖析。。巴蜀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是中国多元文化的重要一支，也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蜀民间艺术是巴蜀民众共同创造的一道文化景观，是巴蜀地区特有的民间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这些民间艺术也滋养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着社会大众的心态。因此，巴蜀民间艺术还具有文化认同价值和丰富文化多样性的价值。

（四）注重个案研究和田野调查

个案研究和田野调查是艺术人类学有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研究手段。。而是应该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形态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从中探寻民间艺术发展的规律、蕴含的文化价值以及与地方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田野作业使用的各种手段，都将记录下濒危的民间艺术。写文化不但可以使我们知道一种民间艺术的传承方式、表演方式，同时还可以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深刻地了解到民众的生活实情，他们的喜怒哀乐、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他们对于民间艺术的看法。扎实的田野工作、开阔的理论视野将为对巴蜀民间艺术进行系统的学理性阐释提供充足的空间。这有别于那种纵观千年的宏观叙事特征的研究方法，也有别于那种不见具体人和事、琐细罗列艺术形态本身的传统解读模式，强调民间艺术的本质是民众是为了生活的有序与精神的完满而主动进行的一种文化创造，主张以民间艺术为轴心建立起田野研究的相关动态视野，从民众行为实践中发现并揭示民间艺术活动中的文化逻辑，以跨学科的理论视野和田野实践实现民间艺术的研究价值。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