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先生经典开场白

我时常怀念说书这种文艺样式，为它的失传和消亡而痛心不已。在上个世纪中叶，在乡村，说书是仅次于电影的最受百姓们欢迎的文化大餐。剧团请不起，电影也只有大队一级才有能力上演，惟有说书是生产队也可以看得起的民间文艺。十块二十块就可以说一场。因此，那时候，常有说书队来串乡。文化大开始后，说书队也与时俱进地更名为“思想宣传队”。内容也由才子佳人的恋情改为战争题材和歌颂英雄人物。和平时代的英雄。诸如雷锋、焦裕禄等事迹显然不足以吸引人。可作为“思想宣传队”这些内容也不得不说，只不过这是最开始等人时的“垫场戏”。“正本”肯定是一部有悬念有情节有激烈冲突的战斗故事。这样战斗内容的说书最能吸引得我们小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儿。

说书队大都由三五人组成，最多五人，最少三人。五人者至少有两个说家，三人者就只有一个说家。说书队大都由瞎子组成。甚至过去不仅拉胡琴的是瞎子，连说家也是瞎子。当然得有一个明子。不然就没有引路人。这个明子也肯定是这个说书队的队长，不仅负责引路，还要负责外交，和生产队长接洽谈判。至于领了赏钱后的分红。那是他们内部的事，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说书的来了。最明显的标志，是半下午时分。突然从场院上空响起锣鼓声，激越的锣鼓声响罢。就是悠扬的胡琴声。这种胡琴是蛇皮蒙面的那种。发出的声音不似坠子(叫大弦)那般激昂洪亮，却更低沉浑厚，像中提琴和大提琴一样。那种浑厚的嗡声更韵味深长，所以这种胡琴也叫“嗡子”。用“嗡子”伴奏，不仅很好地衬托了唱声的韵味儿，还不喧宾夺主。如果是五个人。还有一个二胡或笙配奏。如果是三个人，就只有嗡予伴奏了。当然一件乐器伴奏。未免有些单调。不过书价也肯定便宜。

半下午的这场说书不重要，内容也只是普通的小故事。说家也不是主说人，而是主说的老

婆或徒弟。这下午的说书，可谓叫场，也就是等于做个广告。因为这时候，男人们大都还在地里干活儿，有的上街赶集或到什么地方办事儿，还有放牛人也都还在山坡上。所以，这半场说书，听众只有闲散在家的妇女儿童。说家说得也不十分精彩，锣鼓却敲得热烈，意在招徕听众。山乡里没有噪音，说书的锣鼓一响，不仅地里干活、山坡上放牛、赶集或外出办事儿正在途中的都能听见，连邻近村庄的百姓都能听得见。就像看电影一样，人们口口相传，到了晚间，正式说书的时候，场院里就会被十里八村赶来的听众围得水泄不通。

那时候，两盏防风马灯早已把书场照得通亮，孩子们兴奋地在灯光下跑来跑去，打闹嬉戏，更平添了节日般的喜庆气氛。马灯通常挂在树干上或木柱上，也有从树上和一边栽的一根杆子上扯一根铁丝或麻绳，再在上面挂上马灯。挂上两盏马灯，书场就很亮了。条件不好的只有一盏灯，就昏暗许多。不过没关系，人们不太在乎这些，只在大概看清说书人的表情就行了。主要听的是说唱。

灯光下，一张八仙桌早已摆在正。吃了派饭的说书人来到书场后，就把家什从布袋或木箱里拿出来。桌侧放一条长凳，这足胡琴手坐的地方。胡琴手多是瞎子，眼瞎耳聪，拉的胡琴非常好听。还用脚绳带打木鱼梆子。而说书人则从木箱里拿出一个小矮鼓来，放在桌子的支架上――没有支架的鼓敲起来不灵向。那鼓比钵碗略大一些，扁扁的，鼓肚漆着红漆，很好看。还有一个惊堂木和一对小钹。小钹一般放在桌上的一侧，像草帽一样形状的小钹口朝上反放，下面必须热着一个圆托，才能将这一半的钹放稳。而说书人右手拿着一个间板(就是那种两半的硬木――多为紫檀木，被手捉握得黑红发亮)――我一直弄不清这物件儿是叫“间板”还是叫“肩板”，因为说书人说书时右手举了间板在肩膀之上。以虎口为动力啪哒啪哒地随着说唱打节拍。而左手则一直拿根比筷子要粗长一些小鼓槌儿。这鼓槌在关键的时候敲鼓，说唱的时候则成了说书人比划形象的道具。

我们那里的乡间说书和评书不同，评书是光说不唱。我们那里的说书是有说有唱。说唱各

半。在说了一段之后，到了该唱的时候，说书人将最后一句说词的后音拉长上扬，与此同时“嘣嘣”地敲两下，随着高扬的上声调，就唱了起来。而在唱一段后，说书人将最后一句唱词的后音拖长下滑，与此同时，拿起桌上的另一半钹，“苍啷啷”地拍一下另一半钹，那胡琴也随着唱音同时落了下来，就自然地转到了说的阶段。一般来讲，说主要是叙事，唱则是到了较为紧张时的烘托气氛，渲染环境。我以为我们那里的乡间说书才是真正的说唱艺术。

我不知道为什么说书多是瞎子大约说书发源于瞎子的谋生手段吧。但到后来，在文化大时期，也有说书不是瞎子的。那时经常在我们那一带串乡的一支“思想宣传队”，队长和主说人都不是瞎子。他们的穿着也比其他说书人阔气。好像说他们是县文化馆组织的文艺轻骑队。那个队长说得不好，他只说垫场大家不爱听，好在不长，一会儿说完，才开正本，而那个说正本的主说人说得非常好，他的说唱艺术简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在我们那一带，很受欢迎。

他说的那大部头正本是洪常青的故事。我不知道他说的那个洪常青是不是《红色娘子军》里的那个洪常青如果是也可能是他的前期，而非是当了《红色娘子军》里党代表的洪常青。因为他的这部书说的是洪常青打入敌人内部的故事，其惊险曲折勇敢无畏程度比《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有过之而无不及。情节跌宕起伏，冲突激烈紧张，加之他那声情并茂的演唱，吸引得听众如痴如醉。尤其是悬念的设置――我以为文学作品中的悬念设置都是从说书中来的――说书人最会运用悬念。他往往说唱到像“啊呀呀，猛然间口抵着洪常青的后脑勺：急切切，眼见得孤胆英雄司令部里命不保――”这样的唱词时，他的声调变得高亢起来，唱得又快又急，弃了手上不紧不慢的间板。换上了像说山东快书的那种两个半月形铜钢板，“克啷啷啷”一阵清脆地急敲。加上又是打鼓又是拍钹，把那种紧张的气氛渲染到了极点，把听众的心都揪得提到了喉咙眼儿上，可突然地，他“嘣嘣”敲两下小鼓。声调一转缓慢并下滑下来，“敲敲锣鼓歇歇声，不能误了明天要上工――”，或者“眼见得洪常青就要把命丧。喝口茶老乡们再听我说端详――”琴掩鼓息，说书人要休息一会儿。

的确是大冬天的，说书人头上竟冒出了亮晶晶的汗珠子。可在如此紧张的时刻停下来。实在让听众心里像长了毛毛虫，急切地想知道下文，急切地想知道洪常青是否遇害。所以，那说书人坐下还没喝两口茶，就有人急不可耐地吆喝：“别歇了，快唱吧”或者：“歇得差不多了，快开始吧!”虽然表面上说书人对听众这么不体谅他的疲累似有不满，其实我知道他的心里还是挺得意的。这说明他说得好，他的说唱艺术得到了百姓的认可，最起码紧紧地抓住了听众的心。就像演员在舞台上表演，他(她)们永远也不会反感观众的掌声一样。

由于他说得好，这个“思想宣传队”到我们这一带山村时，都会让他说。而一晚上显然不可能把洪常青打入敌人内部的战斗故事说完，而连说几个晚上，显然又超出了生产队的经济能力，于是我们相邻的几个生产队就联合让他连着说，争取把这部书说完。那次我们前后村和上房子三个队商量着想让他把这部书说完，一个队两晚上，可连说了六场还是没有说完，还是在紧张的性命攸关的时刻结束。仿佛他的洪常青故事永远就没有结束的时候。

那是冬天。记得最后一晚上是在上房子的一个牛圈窑里。虽然外面冰天雪地，可牛圈窑里灯火通明，热气腾腾。夜半时分，已过了他们正常的说书时间，在一个段落里，依然是在那关键的紧张处，他停了下来，因为是想收场而不是休息，这次他下滑音调的结束词是“敲敲锣鼓落落板，老乡们紧赶夜路慢回转：眼见得月落星稀夜更寒，别忘了明天还得抓来促生产――”这次落板后。他们就把琴鼓等家什往套袋里装，作出欲走状。可听众却不动窝儿，人群中不断发出“再送一段儿”“说完吧，误不了抓促生产”的呼喊。这相僵持一会儿，他们就会重新坐下来，再唱一段洪常青的故事情节。就这样，热情的听众接连让他多“送”了三段还不肯走，第四次让他再“送”时，他说啥也不唱了。他实在太累了。何况已隐隐传来了鸡叫声。大家大约觉得再让唱也过分了，才恋恋不舍地走散。

那是我最后一次听的说书，洪常青打人敌人内部的战斗故事仍然停留在半途中。我们期待着他们下次再来说完，可他们却没有再来过。那支说书队因为人多(五人)伴奏齐全，更因为那主

说人说得精彩，而深得我们――尤其是我们孩子们的深切怀念。他们来说书时，总会叫上我们公社的那个瞎子，因为他的“嗡子”拉得好。几个月后，瞎子回到了他的村子。大家问及情况，他说他们在全县转了一圈儿后回到县文化馆，就宣布解散了，各回各家。什么时候需要串乡时再召集。从那以后，我们那里再没来过说书队，因此我们也再没听过说书――直至今天。说书这种韵味儿深长的艺术形式就这样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和遗憾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