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数字化路径探索

作者：夏生平

来源：《出版参考》2023年第11期

摘 要：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是人类近代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考古发现。本文主要探讨开展敦煌文献数字化，将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以“数字化形式回归”，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等高技术手段，推动流散海外的敦煌遗书等文物的数字化回归，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共享。利用数字技术可以实现敦煌文献数字化保护，开展珍贵文物高精度数字资源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为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研究、科学利用以及今后开展国际合作、学术研究提供无限的可能。

关键词：敦煌文献 流失海外 数字化回归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是人类近代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考古发现。本文主要探讨如何将流失海外敦煌文物以及藏经洞古代写本数字化，将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以“数字化形式回归”。这是针对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实体在没有办法“回归”或者说“返还”不畅通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折中的办法。流失海外敦煌藏经洞文物以“数字化回归”或“数字化返还”，可以实现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数字化保护和数字化重建，让全球敦煌学专家、学者、公众均可共享这份人类

的文化遗产资源，可借助开展“数字敦煌”项目，依据数字人文研究理论、方法，进一步加强国际敦煌学研究，推进国际敦煌学步伐。

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是丝绸之路千余年间中西多元文明对话、中外多种文化交流碰撞所形成的成果。因此，敦煌文化艺术成为汇聚人类多种文明的宝库，藏经洞文物是敦煌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藏经洞的文物具有双重性质，既是文物，又具有文献性质。这些数量巨大的文物中，保存有大量古代写本，这些写本多半又是孤本和绝本。学界一般将藏经洞出土文物称为敦煌遗书、敦煌写本或敦煌文书，目前敦煌学界统称为敦煌文献。 一、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与文物的流失：历史的悲剧与学术的损失

1900年5月26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偶然发现，在国内外产生极大的反响，成为二十世纪初四大考古发现之一。莫高窟藏经洞出土了大量社会文书、佛经、刺绣、绢画、法器等各类文物6万余件。这些数量巨大的敦煌写本、艺术品等，发现伊始就遭到了所谓西方探险家的疯狂掠夺。关于藏经洞的发现，在谢稚柳《敦煌石室记》等书中均有记载。自1907—1924年，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吉川小一郎、奥登堡、华尔纳等人，纷至沓来，导致大批敦煌文物被掠夺到国外，造成敦煌珍贵文物流失在海外，散藏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德国、瑞典、美国、丹麦等。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约有4万件文物流失在海外，有多个国家和40余个机构均收藏有敦煌文物。 （一）敦煌藏经洞文献的价值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主要是公元4至11世纪的古写本及印本。第一类是宗教典籍，90%以上为佛教典籍，此外还有中国的道教典籍，西方传入的摩尼教、景教等文献。第二类是传统四部书，经部有诗、书、易、论语、孝经等；史部包括史书、政书、地志、氏族志等。第三类是官私文书。第四类是少数民族文字资料，有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突厥文、梵文、希伯来文等等。这些文献是研究中古中国、中亚、东亚、南亚相关的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资料。 封闭近千年的藏经洞文献重现，不仅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四大发现之一，也是世界典籍空前之大发现也。[1]遗憾的是这批文物大都流失海外，造成了中国文化遗产史上的历史悲剧和敦煌学史上不可挽回的损失。由此以来，在世界人文学科领域兴起了以博大精深的藏经洞文献和敦煌石窟等资源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热潮，从此形成一门国际性显学“敦煌学”，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藏经洞文物的世纪发现，对于研究中古时期中外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1.丰富的内容与历史价值

敦煌藏经洞文献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内容异常丰富，记录下古代各种文明于敦煌传播、交流之印记，为世人展現出一部部鲜活的古代民族文化史和异国文明交流史。敦煌遗书虽包含少

量印本和拓本，但绝大多数是手写文本，是以写本为主体的时代产物。[2]一是敦煌藏经洞文献中保存了中国最早的写本，并且持续不断，时间序列非常完整，为中国开展版本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和珍贵样本。二十世纪初叶以来，包括敦煌写本在内的大量不同材质的古代手写文本陆续出土，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社会提供了珍贵资料。[3]二是敦煌藏经洞文献中保存的数量巨大的儒家传统经典，体现了古代边疆人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与学习；敦煌变文、曲子词等文学作品中歌颂礼仪、孝道、忠诚等内容的文本，也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优良的民族传统和道德风尚。

敦煌莫高窟和藏经洞出土文物具有丰富性、多元性和世界性，不仅记录了中古时期敦煌、河西走廊和西域地方的历史、地理，还涉及当时的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信仰，保存了丰富生动的中外艺术形象，展示了中古时期广阔的经济、文化、科技等社会生活场景，反映了一千多年间艺术的流传及演变。她既展现了中原汉族文化，也有鲜卑、吐蕃、回鹘、羌、蒙古、吐谷浑等北方各民族的文化，既涵盖中亚粟特、南亚印度、西亚波斯、文化，也包含欧洲希腊罗马文化，因此，莫高窟被称为世界四大文明交汇之地。 2.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宝藏

敦煌藏经洞文物被视为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宝藏。敦煌文献在不同程度上提供了中国，尤其是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教育、思想观念、民族民俗、中外往来、社会生活、生产技术、典章制度等各个方面的详细资料，在许多方面填补了中国历史的空白。藏经洞中发现了汉文、古藏文、回鹘文等众多语言文字，内容涉及多个领域，反映了与周边各民族及各国之间的往来交流的情况。

敦煌莫高窟及藏经洞文物与宗教、历史地理、语言文学、古代科技、文化艺术、经济、民俗、民族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其他佛教遗址和遗迹无法相比的，充分反映了莫高窟文化遗产的博大精深。莫高窟是集建筑、彩塑和壁画的综合艺术，表现了中国佛教艺术的独特创造和绘画艺术的杰出成就以及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产生了重要影响；藏经洞出土文物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体现了博大精深的学术内涵，具有突出的世界普遍价值。 3.反映了古代民族文化史和文明交流史

藏经洞文物数量巨大，内容丰富，记录下古代多种文明于敦煌传播、交流之印记，为我们展现出一部鲜活的古代民族文化史和异国文明交流史。

莫高窟壁画和藏经洞文献，记载了许多古代民族在敦煌留下的历史文化足迹，特别是数量丰富的回鹘和西夏的供养人画像、佛教绘画以及民族文字、题记，为消逝的沙州回鹘和西夏王国文明提供了实物见证。同时表现了丝绸之路沿线中原汉地与印度、波斯、中亚粟特、西域、于阗、吐蕃、甘州回鹘、西州回鹘、吐谷浑、西夏党项羌、蒙古等多民族的文化交流。

（二）敦煌文物的海外流失与返还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其中保存了四世纪中叶至十一世纪初的写本、各民族文献、各类艺术品等，自发现伊始就遭到了西方国家的疯狂劫掠，导致大部分文物流失到海外，因其重要学术价值引起国际社会和学界高度关注。 1.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量

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据不完全统计为6万余件，其中以文献为主，但也包括大量的绢画、纸画、丝制品、器物等艺术品。关于流失海外敦煌文物，发表了不少学术成果，但由于相关机构公布的数据获取不易，因此数据统计并未有一个精确的数字，藏经洞文物发现后就流散于世界多国，其中英、法、俄、日等国家相关机构是藏经洞流散文物的主要收藏机构。目前据不完全统计约有4万件文物流失在海外，国内保存约为2.66万件。

流失海外文物主要集中在英、法、俄、日四国，印度、德国、瑞典、美国、丹麦等国亦有部分收藏。这些数量巨大的古代写本文献中，多半是孤本和绝本。据笔者统计已公布数据，藏经洞出土文献：汉文约57490号/件，藏文9574号/件，其他文字约588号/件。[4]这些都属于敦煌莫高窟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笔者统计，其中英国：13300件；法国：7000余件；俄罗斯：143余件；关于日本收藏的数量，方广锠认为中日及其他各国散藏敦煌遗书，约5000号[5]；但也有专家认为日本总计收藏了近2000件敦煌文物，但分散收藏于机构和个人手中。[6]经初步数据统计，其中绘画艺术品1200余件，丝织品近600件，雕塑和壁画近100件/幅。

2.敦煌藏经洞流失文献返还、捐赠等情况

如何让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回归？这是敦煌学界的热门话题，为此敦煌学界专家学者对此问题经过多次讨论。“第一，回首往事，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历史；第二，立足当前，大家要积极推进文化学术交流；第三，放眼未来，坚信历史难题必将解决。”[7]敦煌文物回归难度如此之大，需要客观理性地看待此问题，为此提出“文物数字化回归”或“数字化返还”。日本已故书法家青山杉雨的家人于1997年10月9日将家藏的8件（11种）敦煌文献捐赠给敦煌研究院。这是青山杉雨于十几年前在一家古籍书店购得。[8]尽管青山杉雨家人捐赠的文物数量非常有限，但是开辟了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本体“回归”的先河，其影响力和意义非常之大。这也是敦煌研究院第一次公开接受捐赠文物最多的一次。

2015年4月26日，法国国家图书馆与敦煌研究院签订协议，同意向敦煌研究院赠送该馆馆藏的敦煌写卷高清数字化副本，授权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在非商业用途上可以无偿使用。[9]此次合作是外国收藏机构第一次向中国赠送敦煌藏经洞文献的数字化副本，亦是敦煌研究院获取的第一份敦煌文献的高清数字化资源。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包括汉文文献2700

余号、藏文文献4000余号，此外有梵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等文种的珍贵文献，总计7000余号。[10]

二、实施敦煌文献数字化的重大意义

2019年8月19日，总到莫高窟视察工作并发表重要讲话。习总在讲话中特别指出：“要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等高技术手段，推动流散海外的敦煌遗书等文物的数字化回归，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共享。要引导支持各国学者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11]敦煌研究院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性展陈活动和文化交流对话，展示我国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成果，努力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加强敦煌学研究，把敦煌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项目实施是全面落实总在莫高窟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举措。项目的实施，是国运兴盛、民族复兴的重要体现，可以进一步彰显文化自信，提升国家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增强社会凝聚力。 1.国际敦煌学界研究的需要

敦煌藏经洞文献是属于敦煌莫高窟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以来，在世界人文学科领域興起了博大精深的一门国际性显学“敦煌学”。敦煌文献中包含儒教、佛教、道教、摩尼教、祆教、景教等古代世界的六大宗教，这决定了敦煌遗书所蕴涵的文化信息的世界性，从而决定了敦煌学的世界性。[12]敦煌珍贵文物、藏经洞文献及艺术品的流失海外不仅是我国敦煌学界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更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大损失。“敦煌学”诞生近一个世纪以来，尽管有专家、学者、机构对流散海外的敦煌文物进行系统整理，但是由于敦煌文物散藏在世界各地多个机构，学者使用非常不易，给从事学术研究专家、学者带来极大的不便，如何让学者方便使用和共享这批珍贵文献资源，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始终是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

由于国外研究起步早、重视程度高，早期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大大落后，一度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现状。国学大师陈寅恪发出“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13]，既是对大部分文物被盗感到愤慨，也是对中国不了解藏经洞出土文物价值、敦煌学研究落后现状的感慨，更有着对当时国势衰微、清发出感叹和无奈。 2.流失海外文物回归原址模式的有益探索

敦煌文献的数字化还可为流失海外文物探索“数字化回归”模式以及为文物“回归原址”提供范例。在数字时代，利用多媒体数字化技术能够使珍贵的文化遗产得到科学的保护、利用和传承；通过国际组织与敦煌学界共同努力，真正实现文物“数字化回归”，全面实现敦煌文化艺术数字资源全球共享，最终实现敦煌文物实体回归，从而让灿烂的世界文化遗产人人共享。

3.反映了古代民族文化史和文明交流史

藏經洞文物数量巨大，内容丰富，记录下古代多种文明于敦煌传播、交流之印记，为我们展现出一部鲜活的古代民族文化史和异国文明交流史。

莫高窟壁画和藏经洞文献，记载了许多古代民族在敦煌留下的历史文化足迹，特别是数量丰富的回鹘和西夏的供养人画像、佛教绘画以及民族文字、题记，为消逝的沙州回鹘和西夏王国文明提供了实物见证。同时表现了丝绸之路沿线中原汉地与印度、波斯、中亚粟特、西域、于阗、吐蕃、甘州回鹘、西州回鹘、吐谷浑、西夏党项羌、蒙古等多民族的文化交流。 （二）敦煌文物的海外流失与返还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其中保存了四世纪中叶至十一世纪初的写本、各民族文献、各类艺术品等，自发现伊始就遭到了西方国家的疯狂劫掠，导致大部分文物流失到海外，因其重要学术价值引起国际社会和学界高度关注。 1.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量

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据不完全统计为6万余件，其中以文献为主，但也包括大量的绢画、纸画、丝制品、器物等艺术品。关于流失海外敦煌文物，发表了不少学术成果，但由于相关机构公布的数据获取不易，因此数据统计并未有一个精确的数字，藏经洞文物发现后就流散于世界多国，其中英、法、俄、日等国家相关机构是藏经洞流散文物的主要收藏机构。目前据不完全统计约有4万件文物流失在海外，国内保存约为2.66万件。

流失海外文物主要集中在英、法、俄、日四国，印度、德国、瑞典、美国、丹麦等国亦有部分收藏。这些数量巨大的古代写本文献中，多半是孤本和绝本。据笔者统计已公布数据，藏经洞出土文献：汉文约57490号/件，藏文9574号/件，其他文字约588号/件。[4]这些都属于敦煌莫高窟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笔者统计，其中英国：13300件；法国：7000余件；俄罗斯：143余件；关于日本收藏的数量，方广锠认为中日及其他各国散藏敦煌遗书，约5000号[5]；但也有专家认为日本总计收藏了近2000件敦煌文物，但分散收藏于机构和个人手中。[6]经初步数据统计，其中绘画艺术品1200余件，丝织品近600件，雕塑和壁画近100件/幅。

2.敦煌藏经洞流失文献返还、捐赠等情况

如何让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回归？这是敦煌学界的热门话题，为此敦煌学界专家学者对此问题经过多次讨论。“第一，回首往事，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历史；第二，立足当前，大家要积极推进文化学术交流；第三，放眼未来，坚信历史难题必将解决。”[7]敦煌文物回归难度如此之大，需要客观理性地看待此问题，为此提出“文物数字化回归”或“数字化返还”。日本已

故书法家青山杉雨的家人于1997年10月9日将家藏的8件（11种）敦煌文献捐赠给敦煌研究院。这是青山杉雨于十几年前在一家古籍书店购得。[8]尽管青山杉雨家人捐赠的文物数量非常有限，但是开辟了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本体“回归”的先河，其影响力和意义非常之大。这也是敦煌研究院第一次公开接受捐赠文物最多的一次。

2015年4月26日，法国国家图书馆与敦煌研究院签订协议，同意向敦煌研究院赠送该馆馆藏的敦煌写卷高清数字化副本，授权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在非商业用途上可以无偿使用。[9]此次合作是外国收藏机构第一次向中国赠送敦煌藏经洞文献的数字化副本，亦是敦煌研究院获取的第一份敦煌文献的高清数字化资源。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包括汉文文献2700余号、藏文文献4000余号，此外有梵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等文种的珍贵文献，总计7000余号。[10]

二、实施敦煌文献数字化的重大意义

2019年8月19日，总到莫高窟视察工作并发表重要讲话。习总在讲话中特别指出：“要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等高技术手段，推动流散海外的敦煌遗书等文物的数字化回归，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共享。要引导支持各国学者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11]敦煌研究院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性展陈活动和文化交流对话，展示我国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成果，努力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加强敦煌学研究，把敦煌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项目实施是全面落实总在莫高窟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举措。项目的实施，是国运兴盛、民族复兴的重要体现，可以进一步彰显文化自信，提升国家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增强社会凝聚力。 1.国际敦煌学界研究的需要

敦煌藏经洞文献是属于敦煌莫高窟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以来，在世界人文学科领域兴起了博大精深的一门国际性显学“敦煌学”。敦煌文献中包含儒教、佛教、道教、摩尼教、祆教、景教等古代世界的六大宗教，这决定了敦煌遗书所蕴涵的文化信息的世界性，从而决定了敦煌学的世界性。[12]敦煌珍贵文物、藏经洞文献及艺术品的流失海外不仅是我国敦煌学界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更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大损失。“敦煌学”诞生近一个世纪以来，尽管有专家、学者、机构对流散海外的敦煌文物进行系统整理，但是由于敦煌文物散藏在世界各地多个机构，学者使用非常不易，给从事学术研究专家、学者带来极大的不便，如何让学者方便使用和共享这批珍贵文献资源，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始终是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

由于国外研究起步早、重视程度高，早期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大大落后，一度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现状。国学大师陈寅恪发出“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13]，既

是对大部分文物被盗感到愤慨，也是对中国不了解藏经洞出土文物价值、敦煌学研究落后现状的感慨，更有着对当时国势衰微、清发出感叹和无奈。 2.流失海外文物回归原址模式的有益探索

敦煌文献的数字化还可为流失海外文物探索“数字化回归”模式以及为文物“回归原址”提供范例。在数字时代，利用多媒体数字化技术能够使珍贵的文化遗产得到科学的保护、利用和传承；通过国际组织与敦煌学界共同努力，真正实现文物“数字化回归”，全面实现敦煌文化艺术数字资源全球共享，最终实现敦煌文物实体回归，从而让灿烂的世界文化遗产人人共享。 3.反映了古代民族文化史和文明交流史

藏经洞文物数量巨大，内容丰富，记录下古代多种文明于敦煌传播、交流之印记，为我们展现出一部鲜活的古代民族文化史和异国文明交流史。

莫高窟壁画和藏经洞文献，记载了许多古代民族在敦煌留下的历史文化足迹，特别是数量丰富的回鹘和西夏的供养人画像、佛教绘画以及民族文字、题记，为消逝的沙州回鹘和西夏王国文明提供了实物见证。同时表现了丝绸之路沿线中原汉地与印度、波斯、中亚粟特、西域、于阗、吐蕃、甘州回鹘、西州回鹘、吐谷浑、西夏党项羌、蒙古等多民族的文化交流。 （二）敦煌文物的海外流失与返还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其中保存了四世纪中叶至十一世纪初的写本、各民族文献、各类艺术品等，自发现伊始就遭到了西方国家的疯狂劫掠，导致大部分文物流失到海外，因其重要学术价值引起国际社会和学界高度关注。 1.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量

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据不完全统计为6万余件，其中以文献为主，但也包括大量的绢画、纸画、丝制品、器物等艺术品。关于流失海外敦煌文物，发表了不少学术成果，但由于相关机构公布的数据获取不易，因此数据统计并未有一个精确的数字，藏经洞文物发现后就流散于世界多国，其中英、法、俄、日等国家相关机构是藏经洞流散文物的主要收藏机构。目前据不完全统计约有4万件文物流失在海外，国内保存约为2.66万件。

流失海外文物主要集中在英、法、俄、日四国，印度、德国、瑞典、美国、丹麦等国亦有部分收藏。这些数量巨大的古代写本文献中，多半是孤本和绝本。据笔者统计已公布数据，藏经洞出土文献：汉文约57490号/件，藏文9574号/件，其他文字约588号/件。[4]这些都属于敦煌莫高窟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笔者统计，其中英国：13300件；法国：7000余件；俄罗斯：143余件；关于日本收藏的数量，方广锠认为中日及其他各国散藏敦煌

遗书，约5000号[5]；但也有专家认为日本总计收藏了近2000件敦煌文物，但分散收藏于机构和个人手中。[6]经初步数据统计，其中绘画艺术品1200余件，丝织品近600件，雕塑和壁画近100件/幅。

2.敦煌藏经洞流失文献返还、捐赠等情况

如何让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回归？这是敦煌学界的热门话题，为此敦煌学界专家学者对此问题经过多次讨论。“第一，回首往事，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历史；第二，立足当前，大家要积极推进文化学术交流；第三，放眼未来，坚信历史难题必将解决。”[7]敦煌文物回归难度如此之大，需要客观理性地看待此问题，为此提出“文物数字化回归”或“数字化返还”。日本已故书法家青山杉雨的家人于1997年10月9日将家藏的8件（11种）敦煌文献捐赠给敦煌研究院。这是青山杉雨于十几年前在一家古籍书店购得。[8]尽管青山杉雨家人捐赠的文物数量非常有限，但是开辟了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本体“回归”的先河，其影响力和意义非常之大。这也是敦煌研究院第一次公开接受捐赠文物最多的一次。

2015年4月26日，法国国家图书馆与敦煌研究院签订协议，同意向敦煌研究院赠送该馆馆藏的敦煌写卷高清数字化副本，授权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在非商业用途上可以无偿使用。[9]此次合作是外国收藏机构第一次向中国赠送敦煌藏经洞文献的数字化副本，亦是敦煌研究院获取的第一份敦煌文献的高清数字化资源。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包括汉文文献2700余号、藏文文献4000余号，此外有梵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等文种的珍贵文献，总计7000余号。[10]

二、实施敦煌文献数字化的重大意义

2019年8月19日，总到莫高窟视察工作并发表重要讲话。习总在讲话中特别指出：“要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等高技術手段，推动流散海外的敦煌遗书等文物的数字化回归，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共享。要引导支持各国学者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11]敦煌研究院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性展陈活动和文化交流对话，展示我国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成果，努力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加强敦煌学研究，把敦煌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项目实施是全面落实总在莫高窟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举措。项目的实施，是国运兴盛、民族复兴的重要体现，可以进一步彰显文化自信，提升国家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增强社会凝聚力。 1.国际敦煌学界研究的需要

敦煌藏经洞文献是属于敦煌莫高窟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以来，在世界人文学科领域兴起了博大精深的一门国际性显学“敦煌学”。敦煌文献中包含儒教、佛教、道教、摩尼教、祆教、景教等古代世界的六大宗教，这决定了敦煌遗书所蕴涵的文化信息的世界

性，从而决定了敦煌学的世界性。[12]敦煌珍贵文物、藏经洞文献及艺术品的流失海外不仅是我国敦煌学界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更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大损失。“敦煌学”诞生近一个世纪以来，尽管有专家、学者、机构对流散海外的敦煌文物进行系统整理，但是由于敦煌文物散藏在世界各地多个机构，学者使用非常不易，给从事学术研究专家、学者带来极大的不便，如何让学者方便使用和共享这批珍贵文献资源，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始终是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

由于国外研究起步早、重视程度高，早期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大大落后，一度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现状。国学大师陈寅恪发出“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13]，既是对大部分文物被盗感到愤慨，也是对中国不了解藏经洞出土文物价值、敦煌学研究落后现状的感慨，更有着对当时国势衰微、清发出感叹和无奈。 2.流失海外文物回归原址模式的有益探索

敦煌文献的数字化还可为流失海外文物探索“数字化回归”模式以及为文物“回归原址”提供范例。在数字时代，利用多媒体数字化技术能够使珍贵的文化遗产得到科学的保护、利用和传承；通过国际组织与敦煌学界共同努力，真正实现文物“数字化回归”，全面实现敦煌文化艺术数字资源全球共享，最终实现敦煌文物实体回归，从而让灿烂的世界文化遗产人人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