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社科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04月/28日/第004版/
梳理西域佛教传播脉络
社科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佛教研究”结项
艾黎
本报讯“:佛教研究”课题是社科院才吾加甫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该课题根据浩如烟海的史籍,详细叙述了公元前80年左右印度佛教经由克什米尔,越过葱岭,传入西域于阗地区,东汉时沿西域古道“丝绸之路”分南北两路传播于西域诸地,甚至传播于我国中原内地的基本情况;论述了佛教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历史进程、文化发展、商贸往来、社会稳定和各民族间相互影响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西域,是见诸中国史籍的一个地理概念,泛指我国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佛教自公元前1世纪传入西域后,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到东汉时得到了普遍传播,魏晋南北朝时发展到鼎盛。该课题指出,一般认为,在这3个半世纪的历史长流中,西域大地成了汉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希腊罗马文化,特别是游牧文化的荟萃之地。这个时期,西域地区除佛教之外在各地还流行着婆罗门教、摩尼教、袄教、景教。这些宗教不同程度地为占西域统治地位的佛教之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这一时期,整个西域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铸造佛像、建寺、立塔、凿窟、举行浴佛和实行施食等社会事业特别兴盛。中原内地和西域诸地前后涌现出许多德才兼备的高僧大德,翻译了上千部大小乘佛教。这一时期,大量的佛经翻译活动掀起了我国翻译史上第一次翻译活动的高潮,译经高僧的足迹和他们的翻译成果遍及中华大地,对我国几千年的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随着隋王朝的统一,西域出现了社会稳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局面,同时西域各地佛教也
进入兴盛阶段。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由于唐王朝对西域实行积极开拓的,原来一度分散的西域很快趋于统一,并加强了与中原的联系。据史料载,唐朝统一西域诸地之后,唐朝高度发展的经济有力促进了西域经济的繁荣,为西域佛教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中原地区繁荣的佛教,在统一西域之后,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回流,对接近中原地区的西域东部地区给予了巨大影响。大量汉僧长期居于西域,建立庙宇,开凿石窟,讲经说法。在高昌、龟兹、焉耆等地的千佛洞中,有大量唐代开凿的洞窟及具有浓郁唐风的壁画。此外,唐朝还是西域和中原的佛教高僧及佛经翻译活动的辉煌阶段,西域与中原各地佛寺林立,僧徒甚多,名僧倍出,译经数万,佛教的发展进入极盛时期。
宋朝时期,西域宗教信仰呈多元化,佛教、袄教、摩尼教、教并存,西域佛教逐渐走向衰落。元朝时,蒙古铁骑能征善战,我国的版图横跨欧亚,使元代的佛教具有民族多样性的色彩。元朝皇帝忽必烈在全国实行宗教信仰多样化的。其中特别重视佛教的发展,元朝在南方采纳扶持汉传佛教的策略,在北方采取护持藏传佛教进一步传播发展的方针。当时西域佛教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其一是在蒙古封建主的扶持下,之藏传佛教传播西域;其二是在信仰教的蒙古察哈台汗后裔秃黑鲁・铁木尔的护持下,教的传播达到高潮。在整个元代,西域和中原内地涌现出很多德高望重的高僧,他们的译经众多,口译笔译兼备,内容广泛。
到了明朝,瓦刺蒙古活跃在西域历史舞台上,瓦刺是在西域继元朝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民族之一。瓦刺蒙古控制西域期间,西域早期佛教仍在伊吾、吉木赛尔传布之外,藏传佛教在天山北麓得到进一步发展。
明末清初,瓦刺蒙古以卫拉特蒙古之名称崛起于我国西北。明代末年,瓦刺蒙古形成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四部。卫拉特蒙古最早于元朝时期与藏传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但随着其地域的变迁和社会历史的演变,卫拉特蒙古正式信奉了藏传佛教格鲁派。16世纪末17世纪初,整个漠南、漠北、漠西蒙古陆续皈依藏传佛教格鲁派,使格鲁派势力日益增大。西域卫拉特蒙古诸地之藏传佛教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土尔扈特蒙古是西蒙古卫拉特四部之一,据西蒙古史研究,13世纪初,土尔扈特蒙古即与藏传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到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土尔扈特蒙古正式信仰
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土尔扈特蒙古1630年完成跨洲大迁徙,到达伏尔加河草原以及1771年回归故土西域伊犁的140多年间,土尔扈特蒙古历代汗王,前后数十次从迎请藏传佛教名僧来伏尔加河地区,弘扬佛法、翻译佛经、建立寺庙,藏传佛教在伏尔加河土尔扈特蒙古地区得到进一步发展,喇嘛僧人数量大增,寺庙规模宏大,名师辈出。这些藏传佛教高僧为加强伏尔加河草原与遥远的东方民族间的往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