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中的京派
一、京派中的京派
正如10多年前我在《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那本京派史论的书中所说，京派是由分化后的“语丝”派和“新月”派汇聚、融合而来的，而３０年代初海外留学归来的朱光潜等人和北平诸高校毕业的卞之琳、何其芳等人的加入，则是扩大并加强了这个流派的实力和声势{1}。据此而论，由“语丝”派分化而成的以周作人为中心的《骆驼草》杂志诸人，其实是京派形成之前的最初的“前京派”，所以，沈从文重回北平之前在《论冯文炳》一文中说周作人是北方文坛的“盟主”，并批评周作人及其影响之下的弟子俞平伯、废名{2}，则是全然视之为一个文学团体，也即所谓的文学流派。并且，虽然《骆驼草》仅仅是在１９３０年昙花一现，而叶公超主编的后期《新月》１９３４年才停刊，并旋即创刊《学文》，但后期“新月”派却并未取代或收编“骆驼草”诸人，反倒是叶公超、沈从文等后期“新月”派主要人物主动地趋拜、输诚于周作人。叶公超重回北平后成为“苦雨斋”的座上常客，甚至在北平沦陷之后还回到北平殷切劝说周作人南下③。沈从文对周作人的态度变化，最具意味。１９３３年夏天重回北平的沈从文，一反他此前在《论冯文炳》一文中的批评态度，主动拜访“苦雨斋”，为自己主编的《大公报》之“文艺”副刊约稿{4}。沈从文在《论冯文炳》中说：
趣味的恶化，作者方向的转变，或者与作者在北平的长时间生活不无关系。在现时，从北平所谓“北方文坛盟主”周作人、俞平伯等人，散文中糅杂了文言文，努力使它在这类作品中趣味化，且从而非意识的或意识的感到写作的喜悦，这“趣味的相同”，使冯文炳君以废名笔名发表了他的新作，我觉得是可惜的。这趣味将使中国散文发展到较新情形中，却离了“朴素的美”越远，而同时作品的地方性，因此一来亦已完全失去。代替这作者过去优美文体显示一新型的，只是畸形的姿态一事了。{1}
而据巴金回忆，３０年代中期，沈从文“常常用尊敬的口气谈起周（作人）”；并且在看到巴金的讽刺周作人等人“沉落”的小说之后，马上致信质问巴金，认为巴金并不理解周作人{2}。其实巴金的讽刺，和沈从文此前在《论冯文炳》中批评周作人等人“趣味的恶化，作者方向的转变，或者与作者在北平的长时间生活不无关系”基本一致，将“作者在北平的长时间生活”和“趣味的恶化，作者方向的转变”视为因果关系，虽然主要是批评艺术的“趣味”，实则隐含了巴金所讽刺的人生的“沉落”，不同之处在于批评与讽刺之别，在于思想的出发点不同。所以，从京派的基本队伍之最初构成来看，周作人及其弟子俞平伯、废名等人，诚可谓京派中的京派。
再从３０年代初海外留学归来的朱光潜等人和北平诸高校毕业的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等人的情况来看，也可以看出周作人及其弟子俞平伯、废名等人在京派中的核心地位。
朱光潜早在回国之前就发表过《雨天的书》的书评，高度称赞周作人的散文③。回国之后著文称赏陶渊明的“静穆”，受到鲁迅的严厉批评{4}，原因就在于不仅周作人３０年代一再称颂陶渊明，而且废名在《知堂先生》一文中将周作人比拟成陶渊明一样的“渐近自然”的“南朝人物”{5}。废名还在《关于派别》一文中批评林语堂“说知堂先生是今日之派”，认为“知堂先生恐不是辞章一派，还当于别处求之。因此我想到陶渊明”⑥。甚至在周作人“下水”附逆之前，大后方作家批评、讨伐周作人竟然出席日伪的活动，朱光潜仍然发表文章为周作人辩解，呼吁慎重对待{7}。——周作人之“下水”，首先伤害深重的就是朱光潜、叶公超这些尊敬、信任他的朋友。
朱光潜对废名称赏不已。他著文高度评价废名的小说《桥》：“《桥》里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每境自成一趣，可以离开前后所写境界而”；“‘理趣’没有使《桥》倾颓，因为它幸好没有成为‘理障’，因为它融化在美妙的意象与高华简练的文字里面”。这几乎道尽了《桥》最主要的思想和艺术特征。并且，朱光潜也几乎是最早指出废名小说
与“晚唐诗”的关系，认为“《桥》的文字技巧似得力于李义山诗”，进而指出《桥》“对于卞之琳一派新诗的影响似很显著”{8}。朱光潜甚至对废名为数极少的诗，也很称赏：
废名先生的诗不容易懂，但是懂得之后，你也许要惊叹它真好。有些诗可以从文字本身去了解，有些诗非先了解作者不可。废名先生富敏感而好苦思，有禅家与道人的风味。他的诗有一个深玄的背景，难懂的是这背景。{9}
朱光潜当然是深为“了解”废名其人的，不仅有极深的交往，而且十分欣赏废名的艺术见解。他在１９３６年公开发表的《王静安的〈浣溪沙〉》一文中说：
友人废名君有一次来闲谈，提起六朝文学，他告诉我说：“别看六朝人的词藻那样富丽，他们的内心实有一种深刻的苦痛。”这句话使我非常心折。六朝人的词藻富丽，谁都知道，他们的内心苦痛，稍用心体察的人们也可以见出。废名君的灵心妙悟在把他们的词藻富丽和内心苦痛联在一起说，仿佛见出这两件事有因果关系。
此“闲谈”犹魏晋之“清谈”也；这是一段可入《世说新语》之“言语”卷的文字。与乃师知堂素有同好，废名亦对六朝文章有很深刻的独特领悟，而朱光潜亦固是“解人”，所以文章紧接着是这样一段文字：
我当时没有问废名君，依他看，这种关系究竟如何。依我揣想，尼采对于古希腊人所说的“由形相得解脱”也许可以应用到六朝人。词藻富丽是他们拿来掩饰或回避内心苦痛的，他们愈掩饰，他们的苦痛更显得深沉。看六朝人的作品，首先要明白这一点，如果只看到词藻富丽，那就只看到空头架子了。写到这里，我想起况周颐在《蕙风词话》里批评纳兰容若的话：“寒酸语不可作。即愁苦之音，亦以华贵出之，饮水词之所以为重光后身也。”“愁苦之音，亦以华贵出之”是六朝人的妙处，是李后主和纳兰容若的妙处，也是
这首词（按，王国维《浣溪沙》“天末同云黯四垂”）后段的妙处。{1}
由废名的言论，联想到尼采论古希腊悲剧和《蕙风词话》中的议论，再回看“六朝人的作品”和李后主、纳兰容若、王国维的词，朱光潜到底是精通中西诗学的大家。
朱光潜如此，留学欧陆归来的梁宗岱也是如此。虽然他才气逼人，孤傲激烈，绝不轻易许人，甚至著文批评好友朱光潜对象征主义之“象征”的误解，然而他却十分佩服周作人。１９３４年，梁宗岱读到刚刚出版的《水星》杂志上登载的周作人的《〈论语〉小记》一文，马上撰文《说“逝者如斯夫”》，称赞周作人这篇文章“平淡而美妙”，认为“在这里我们也许可以看出知堂老人底个性或艺术态度：一个谦避一切玄谈，以平淡为隽永的兴趣主义者”。何以引起梁宗岱如此反应？原因就在于周作人在文章中说：“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章，“读了觉得颇有诗趣”。周作人的这个说法令梁宗岱十分激动，因为梁宗岱认为《论语》这一章周作人所谓的“诗趣”，正是他所津津乐道的诗之“宇宙精神”：“孔子底话却同时直接抓住了特殊现象和普遍原理底本体，是川流也是宇宙底不息的动，所以便觉得诗意葱茏了。”我们知道，梁宗岱显然是在发挥他的“象征主义”的诗学理论。所以他以这样一段文字结束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