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时期

六朝时期，五言诗的发展成为诗坛的主流。在正始时期最有成就的诗人，应推竹林七贤中的阮籍。阮籍有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抒写一生的志向、感触，这里选的是第一首，写夜中不寐，独自弹琴的情境。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这两句直写不寐弹琴之事，中间似有一段忧愁。幽独不寐原来在《诗经》中就是君子忧时忧世的表现，如《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但此诗全无一字明说忧愁为何，只是在明月清宵之中发散着一片忧愁的气氛。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明月清风的明亮清爽，是中宵实景，正衬出诗人弹琴的高致。一片心境如明月的澄澈，又如清风的舒爽，寄托于夜半琴声之中，此中原无忧愁可以寻绎，但后面四句的徘徊忧思，却写出夜中不寐的根由，而使如此明亮的夜晚，如此高洁的琴声，都似弥漫着无穷的“忧思”。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由室中之景而移到户外，可看到听到外野北林之间孤鸿、翔鸟的飞翔鸣叫。孤鸿、翔鸟的飞翔鸣叫，也许另有它们自身的原因，但在明月清宵之中飞鸣，正隐隐提示夜里耸动的一种不安。诗人与飞鸟，都在这种不安之中徘徊而不寐。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这人与鸟的中夜徘徊，最后只是拥有满怀忧思而已，意望中的事物既不可得见，而只是让忧思淹没自己，触痛心弦而已。这忧思是什么？作者没有具体明言，但整个明月清宵，中夜鸣琴的情境，都由此而似沉浸在一种忧愁里面，那种生命中的忧思，就在明月之中，在清风之中，随月照临，随风吹至。

阮籍（210-263），魏晋交替时期的著名诗人，字嗣宗，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阮籍与嵇康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 “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其代表作是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在这些记录诗人政治感慨的诗中，阮籍用隐约曲折的形式表现了寓藏于内心的、无由发泄的痛苦与愤懑，情绪往往愤激，辞旨往往隐晦。其中，《咏怀诗》（其一）写道：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作为阮籍全部“咏怀诗”的序曲，此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写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不能平静的苦闷心情。那么，作者何来这种苦闷的心情呢？

阮籍所生活的魏晋易代之际，是一个血雨腥风的历史时期。司马氏集团与曹魏统治者为抢夺政权而激烈斗争，政治异常黑暗险恶。司马氏全面夺取了曹魏政权后，为巩固统治，肆行杀戮，铲除异己，与曹魏宗室及其它司马氏的敌对力量有牵连的社会名流很难有幸免。例如，拥曹的何晏、夏侯玄等人被杀；嵇康拒绝与司马氏合作，亦惨遭杀害。所以，“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残酷的与，造成了魏晋文士对自身前途、社会命运的迷茫和恐怖，他们的生存和心灵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就是这一苦衷含蓄的流露。本篇作为其中一首有代表性的作品，给人展示了这样一幅画面：

夜深人静，诗的主人公起而弹琴。无疑，这深夜象征着昏乱的社会。诗人多才多艺，善弹琴瑟，好酒会啸。而鸣响的琴音，又寄托着诗人什么样的思绪呢？还有那窗外的明月，徐徐的清风，难道不是诗人内心一片希望的所在吗？

接着，诗人的注意力由近及远，听到了孤鸿的鸣叫，看到了月光下鸟的飞翔。诗人此时除了忧愁、苦闷和彷徨，还会有别的什么呢？如果把“孤鸿”比作魏王，“翔鸟”当指司马氏；如果把“孤鸿”比作诗人自己，“翔鸟”当为司马氏的爪牙。不管如何比喻，处于昏暗的社会之中，自己如何是好？作者似乎苦无知心可言，因而便有“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的感叹。透过诗人“徘徊”的身影，我们不是似乎可以看到魏晋易代之际，一群知识分子苦闷、焦虑、孤独的灵魂在天地之间“徘徊”吗？

其实，阮籍年轻时曾胸怀儒家的济世之志。诗人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志气豪放。阮籍的青少年时期，曹魏政权相对稳定。他经受了建安时代的积极精神的洗礼，因而“本有济世志”（《晋书》卷四九本传）反映在作品中的，是一股渴望为国建功立业、气吞山河的豪情。在《咏怀诗》（其三十九）中，诗人热情歌颂了壮士驱车远行、受命自忘、义无反顾的精神：“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这些，正是阮籍青年时期不甘寂寞、渴望为国建功立业、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和慷慨磊落的情怀的倾情表白。

但是，由于政治风云日趋险恶，阮籍早期的济世志向渐趋破灭。阮籍的父亲阮瑀是隶属于曹家的文人小集团“建安七子”之一，曾在曹操幕中任亲随吏员多年，是曹家的门生故吏，并深得曹氏父子的赏识。因此，阮籍在感情上是偏向曹魏政权的。他对司马氏的阴谋弄权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转而崇尚老庄思想，在道家思想中寻求精神依托，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超然态度，躲避矛盾，不问世事。或者闭门读书，或者观山玩水，或者借酒佯狂，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与一些文人相继陷入权术的罗网而丧命相对照，阮籍则以谈玄纵酒、佯狂放荡等方式来寻求生存之道。《世说新语》中记载着他的许多轶事，例如他“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又传说，当司马昭提出要与阮籍联亲时，阮籍由于很难明拒，曾大醉达六十天之久，使司马昭无从进言而止，足见其用心之良苦。 阮籍是正始时期很多政治理想落潮的诗人的一个典型。在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之后，魏晋隐逸思想特别盛行，阮籍也与左思、陶渊明等便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阮籍等正始诗人本有较进步的政治思想，不满现实的腐朽。针对司马氏利用“名教”进行黑暗残暴的统治，他们以老庄的“自然”与之对抗。出于这种隐逸思想，虽然没有政治理想的高扬，但追求逍遥、自我超脱难道不也是一种默默的抗争？

虽然也曾有过痛苦地徘徊、消沉，虽然也曾有过对人生短暂的哀叹，然而阮籍等正始诗人并没有逃避社会现实，没有丧失生存的勇气，而是直面惨淡的人生。一方面老庄思想浸润着他们的头脑，另一方面他们在隐逸生活中仍然守正不阿，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与反抗仍是其作品的主要倾向，所以其基本精神还是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的。这些也使得其执着的生命在隐逸中具有令人敬仰的亮色。

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有时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曾长期混迹于司马氏的官场之中，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阮籍的出仕，是迫不得已的，他做了官也是虚于周旋。身在官场又不愿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其消极的反抗更为艰难。阮籍如此才得以逃避，最后郁郁以终。

究竟是什么使诗人忧愁伤心，夜不能寐？诗中并没有明说。但是，只要知道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集团消灭异己，许多仁人志士受到牵连和，朝野上下惶惶不可终日。那么，我们就可以深切地理解，作者为什么要在诗中采用“孤鸿”、“翔鸟”、“夜中”等比兴、寄托、象征手法，使诗中的形象含蓄而隽永；我们也可以理解，这首诗为什么会以景衬情，感物兴叹，言近旨远，耐人寻味。

《咏怀诗》在艺术上的魅力正在于此。诗人继承了“诗经”、“楚辞”以来的比兴象征手法，并加以玄学性的创造发展。阮籍《咏怀诗》中的比兴运用极为普遍，或以求仙访道、香草美人作比喻，或以自然事物象征，或用历史典籍、神话传说暗示，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这就形成了浑朴、洒脱、隐约曲折的风格，而且创造了黑暗政治下文学斗争别具一格的形式。

凶险的世态，使得诗人不得不在外表上装饰得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其实诗人的内心仍在强烈地执着于人生。他的诗那么隐而不显，闪烁其词，其中的矛盾和孤苦是欲写又不能写的。如此隐约曲折的风格，无疑有一种深沉苍凉、自然飘逸的美丽，因而赢得了后人如此的评价：“阮旨遥深”（刘勰）；“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诗品》）；“虽然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是隐而不显的”。（鲁迅） 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创作五言诗的人，其《咏怀诗》开创了五古咏怀组诗的先河，对后世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从陶渊明的《饮酒》，庾信的《拟咏怀》，陈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风》等成组的咏怀之作，都不难看出对阮籍《咏怀诗》的继承。

二咏怀诗之—

阮 籍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注释]：

1、薄帷：指窗帘，也可指床帷。 2、鉴；照。

3、翔鸟：飞翔盘旋的鸟；鸟在夜里飞翔，正因为月明。

4、“徘徊”句：这里指人也兼指鸟，孤鸿、翔鸟也和人一样，中夜不寐而徘徊，好像心中有些不安和感伤。

阮籍，三国魏文学家、思想家。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他的父亲阮瑀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当时，他与嵇康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

籍容貌环杰，志气宕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门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忘其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晋书•阮籍传》）

籍早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焉。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司马昭）初欲为武帝（司马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晋书•阮籍传》）

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备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晋书•阮籍传》 2、创作

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八十二首。这些诗非一时一地而作，是总计平生所作诗，总题为“咏怀”。是诗抒感慨，发议论，写理想。

主要作品有《咏怀诗》82首，抒写内心的苦闷，揭露现实的黑暗，充满愤世疾俗之情，限于政治环境，《咏怀诗》大量运用比兴寄托，借古喻今的手法，诗旨遥深，隐晦曲折。阮籍继承了《诗经》、《楚辞》及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对五言诗的发展颇有贡献。他的散文《大人先生传》，讽刺世俗庸人的虚伪和贪婪，文笔辛辣至极。辑有集13卷，已散佚。明人辑有《阮步兵集》，近人有黄节著《阮步兵咏怀诗注》。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他的《咏怀》82首是十分有名的抒情组诗。其中有些诗反映了诗人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在种种醉态、狂态掩盖下的内心的无限孤独寂寞、痛苦忧愤。有些诗表现了诗人害怕政治风险，希冀避世远祸的思想面貌；有些诗借古讽今，寄托了对时政的抨击或感慨，表现了诗人对国事的关切；还有些诗嘲讽了矫揉造作的虚伪的礼法之士。总的来说，阮籍的《咏怀》诗以“忧思独伤心”为主要基调，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在艺术上多采用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因而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 [赏析]：

六朝时期，五言诗的发展成为诗坛的主流。在正始时期最有成就的诗人，应推竹林七贤中的阮籍。阮籍有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抒写一生的志向、感触，这里选的是第一首，写夜中不寐，独自弹琴的情境。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这两句直写不寐弹琴之事，中间似有一段忧愁。幽独不寐原来在《诗经》中就是君子忧时忧世的表现，如《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但此诗全无一字明说忧愁为何，只是在明月清宵之中发散着一片忧愁的气氛。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明月清风的明亮清爽，是中宵实景，正衬出诗人弹琴的高致。一片心境如明月的澄澈，又如清风的舒爽，寄托于夜半琴声之中，此中原无忧愁可以寻绎，但后面四句的徘徊忧思，却写出夜中不寐的根由，而使如此明亮的夜晚，如此高洁的琴声，都似弥漫着无穷的“忧思”。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由室中之景而移到户外，可看到听到外野北林之间孤鸿、翔鸟的飞翔鸣叫。孤鸿、翔鸟的飞翔鸣叫，也许另有它们自身的原因，但在明月清宵之中飞鸣，正隐隐提示夜里耸动的一种不安。诗人与飞鸟，都在这种不安之中徘徊而不寐。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这人与鸟的中夜徘徊，最后只是拥有满怀忧思而已，意望中的事物既不

可得见，而只是让忧思淹没自己，触痛心弦而已。这忧思是什么？作者没有具体明言，但整个明月清宵，中夜鸣琴的情境，都由此而似沉浸在一种忧愁里面，那种生命中的忧思，就在明月之中，在清风之中，随月照临，随风吹至。

阮籍的《咏怀诗》，历来被推崇。刘勰说“阮旨遥深” [1](p.67)，钟嵘亦谓其“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 [2](p.123)颜延年认为阮籍《咏怀》之所以有以上之特征，是因为阮籍“怯言其志。” [2](p.123)此后的研究者研究他的咏怀诗，往往对其政治立场、思想情感、精神人格颇多揣测与附会。贬低他的人，说他投靠了司马氏[1]；推崇他的人便说他 “宁没身下位，不附司马取尊显也” [3](p860-677上)。这种非此即彼的思想方法实际上影响了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理解，甚至使我们忽略了作品本身为我们提供的某些重要细节。比如对《咏怀诗·其三》的注释和分析。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 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 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对于此诗，大多研究者认为无非是阮籍在魏晋易代之际的政治感慨罢了。沈约读罢叹道:“荣悴去就，此人无保身之术，况复妻子者乎？” [4](p.5)李善则感慨道：“繁霜已凝，岁亦暮止。野草残悴，身亦当然” [4](p.5)。元人刘履更有同感地说：“此言魏室全盛之时，则贤才皆愿禄仕其朝。譬犹东园桃李，春玩其华，夏取其实，而往来者众，其下自成蹊也。及乎权奸僭窃，则贤者退散。亦犹秋风一起，而草木零落，繁华者于是而憔悴矣。甚至荆杞生于堂上，则朝廷所用之人从可知焉。当是时惟脱身远遁，去从夷齐于西山，尚恐不能自保，何况恋妻子乎！篇末复谓严霜被草，岁暮云已者，盖见阴凝愈盛，世运垂穷，朝廷终将变革，无复可延之理。是以情促词绝，不自知其叹息之深也。” [4](p.5)陈沆认为该诗的主旨是：“司马懿尽录魏王公置于邺；嘉树零落，繁华憔悴。皆宗枝剪除之喻也。不然，去何必于西山？身何至于不保？岂非周粟之耻义形于色乎？” [4](p.5)他还认为阮籍之所以没有象嵇康那样被杀，是因为阮籍只是比兴，而嵇康却是指斥。[2]陈祚明认为此诗是阮籍对曹魏“忠爱缠绵”之情的表达，“悲魏社将墟，矢心长往，亦不欲宗周也。” [5](p.218)方东树的分析更为具体，他说：“此以桃李比曹爽，言荣华不久将为司马氏所灭。‘繁华’二句，顿住上文，见其必然，而先忧之，言荣悴不常，故欲从夷齐避世祸患。‘驱马’以下，始入自己，言急欲上西山以避之，即‘乱邦不居’之义。„„此疑初辞曹爽辟时，故用‘西山’，言不食其粟也。其后李丰等，果不保其妻子。” [6](p. 84)王湘绮则解释说：“嘉树”两句“言己为曹爽所辟”，“秋风”两句“言爽败亡也”；“繁华”二句乃“讥爽恋栈豆也”。[5](p218) 方东树在谈到阮公诗的“用意深而难明” [6](p.84)时，说颜延年、沈约等古人对咏怀诗的注释“皆为寻求意绪脉缕。” [6](p.84)而与自己同时代的“妄庸巨子”们的解阮，“生吞活剥，非但意词粗浅，即语势亦全未解也。” [6](p.84)我发现，方东树本人对该诗的解释，也有“意绪脉缕”含混的地方，未必就比被他批评的人高明多少。比如他说“繁华”顿住上文，就与刘履所谓曹魏“全盛”时如何如何差不多；又说阮籍之“辞曹爽辟”有“不食其粟”的意思，实在有点不知所云。他们以桃李喻曹爽，则曹爽乃“嘉树”，而曹爽身边的何、邓、丁等人，当是常在嘉树下来去的人。班固《汉书·李广赞》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被所有注本用来解释这两句诗的含义。我们知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是对李广人格的赞美，这样的赞美能否用于曹魏王朝最后的当家人曹爽呢？我认为，在阮籍眼里，曹爽的人格绝不能与李广同日而语。

曹爽辅政的时候，曾召阮籍为“参军”，阮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 [7](p.1360) ，一年以后，曹爽被司马懿诛杀。同时被诛杀并族灭的有曹爽兄弟四人、何晏、邓扬、丁谧、毕轨、李胜、桓范，罪名都是谋逆[3]。这就是著名的“高平陵之变”，这一年阮籍已年入不惑，以他的学识和教养，不会不懂什么是谋逆之罪。宫闱背后的权力之争，非阮籍等常人所能知。常人看到的只是：第一辅弼曹爽护送曹家已经成年的皇帝去祭扫太上皇的墓，而皇帝回宫时，竟被第二辅弼杀气腾腾地堵在了洛阳城外。谁都知道，这才

是真正的谋逆！高平陵之变，意味着一个危机时刻的到来。“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阮籍清醒地意识到，对曹魏王朝来说，这只是被围剿的开始。这一事件，使司马懿的狼子野心终于露出了峥嵘，曹魏时代过来的士大夫，但凡有点良知，都深受震撼：再怎么着，齐王芳也还是皇帝，再怎么着，曹爽与司马懿一样，都是顾命大臣，但是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们又该何去何从？与司马懿关系很好的曹魏忠臣蒋济，在司马懿把祭扫高平陵的齐王芳和曹爽一行堵在洛阳城外时，并没有站在曹魏这一边。他是真的不喜欢曹爽专权凌上，尽管他与曹爽的关系还不错，至少可以说是被曹爽信任，但这一次却被司马懿利用了。《三国志》裴注引《世语》曰：“宣王使许允、陈泰解语爽，蒋济亦与书达宣王之旨，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谓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为誓。爽信之，罢兵。” [8](p287)裴注《三国志》说当时大司农桓范冒死出城，劝曹爽挟天子到许昌，到那儿再以天子的名义兴兵讨伐司马懿，但曹爽却宁可相信蒋济和蒋济派去的曹魏家臣尹大目的话[4]。结果，曹爽一家惨遭，而蒋济也因为司马懿根本无视与他的约定而气死。[5]

值得一提的是，在曹爽之前要阮籍做官的人是蒋济。阮籍给蒋济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没有任何本事，只有一身陋习。健康状况也不好，当不了官，希望蒋济去召别人做官[6]。蒋济派人去接阮籍，发现阮籍跑掉了，蒋济大怒，阮籍在家人的劝说下，不得不去应官，不久就请病假，过一阵子又回到“尚书郎”任上，没呆多久又因为生病而免去了官职。[7]阮籍不是那种脊梁式的忠臣，直臣，他只是一个相当软弱的士大夫。“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是他不得不与政治强人们虚与委蛇的初衷。纵酒、佯狂、青白眼，也都不过是为了逃避迫在眉睫的政治选择而作出的姿态。上述蒋济之死告诉我们，魏晋易代之际各个政治集团、家族利益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是很难以简单的是非、忠奸、善恶来说明的，对阮籍《咏怀诗》旨意的解释，同样如此。

从正始十年高平陵之变曹爽集团被灭门，到嘉平六年夏侯玄、李丰等被诛，齐王芳被废；再从正元元年司马师立高贵乡公、平毋丘俭、文钦的所谓叛乱，到甘露五年司马昭杀高贵乡公改立少帝曹奂；其间一共11年[8]，阮籍就在这样一种毫无安全感的人际关系中走过了他的知天命之年，“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4](p.43)“一日复一朝。一昏复一晨。容色改平常。精神自飘沦。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愿耕东皋阳。谁与守其真。愁苦在一时。高行伤微身。曲直何所为。龙蛇为我邻。” [4](p.43-44)《咏怀诗》中的这两首，很能够说明他中年以来充满焦虑和忧惧的心态。他所“怯言”之心迹，总是埋得很深，因而其所用典故之旨意，“百代之下，难以情测。” [10](p.1067) 二

《咏怀诗·其三》的首二句，其曲折迂回的意义，不仔细分析，就很容易被忽略。从结构上说，“桃与李”即上句所说的“嘉树”。颜延年当年注“嘉树”，强调的是“季孙氏有嘉树” [10](p.1068)。季孙氏何许人也？唐·杜佑《通典》曰：“季武子，鲁大夫季孙宿也。世为上卿，强且专政，国人事之如君。” [11](p.2744) 董仲舒以为“季孙宿任政，阴气盛也。” [12](p.1423)而刘向则认为昭公之时“君行于上，臣非于下。又三家已强，皆贱公行，慢侮之心生。” [12](p.1423)刘向所说的这三家就包含季孙氏在内。这个季孙氏当年曾让鲁国驱逐孔子，而孔子则对子路与冉有这样谈到季孙氏：“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13](p.650)显然，孔子认为季孙氏的祸患就在季孙氏本身。那么什么是董仲舒所说的“阴气盛”呢？沈约作《宋书》时，这样谈到晋康帝建元元年八月下大雪之事：“是时政在将相，阴气盛也。与《春秋》鲁昭公时季孙宿专政同事。” [14](p.963)阮籍没有直接把曹爽比作鲁昭公时的季孙宿，恐怕不完全是因为他的“至慎”，而是因为，在他看来，曹魏政权实际上就是又一个“阴气盛”的季孙氏，这并非是站在司马氏一边，贬低曹魏，而是他对于东汉以来宫廷政治的一个基本看法。《咏怀诗·其十八》说：“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君子在何许？叹息未合并（黄节引庄子曰：大人合并而为公）。” [4](p.24-25)实际上就说出了他对曹魏以及司马氏政权的看法。他的父亲阮瑀是汉末名儒蔡邕的学生，后来在曹操身边受到重用。鱼豢《典

略》说：“太祖尝使瑀作书与韩遂，时太祖适近出，瑀随从，因於马上具草，书成呈之。太祖揽笔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损。” [8](p.601)关于阮瑀，还有这样的传说：“文士传曰：太祖雅闻瑀名，辟之，不应，连见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时征长安，大延宾客，怒瑀不与语，使就伎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抚弦而歌，„„为曲既捷，音声殊妙，当时冠坐，太祖大悦。” [8](p.600)裴松之认为此说靠不住，他说阮瑀“建安初辞疾避役，不为曹洪屈。得太祖召，即投杖而起。” [8](p.600)不管哪一种传闻是真的，都不能否认阮瑀和曹操曾经走得很近。通过非常有限的零星史料，我们可以看到，曹魏前期的大人物，与阮籍的父母关系密切。阮籍两岁丧父，曹丕为阮瑀的妻子作《寡妇赋》，其序曰：“陈留阮元瑜与余有旧，薄命早亡。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故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并作之。” [15](p.58)同时曹丕还作了一首拟代诗：《寡妇》（友人阮元瑜早亡，伤其妻子孤寡，为作此诗。）

霜露纷兮交下，木叶落兮萋萋。 候雁叫兮云中，归燕翩兮徘徊。 妾心感兮惆怅，白日急兮西颓。 守长夜兮思君，魂一夕兮九乖。 怅延伫兮仰视，星月随兮天回。 徒引领兮入房，窃自怜兮孤栖。

愿从君兮终没，愁何可兮久怀。[15](p.5)

我之所以将此诗全文录下，是因为此诗及其那篇《寡妇赋》，虽为拟代之作，行文却颇似曹丕那首著名的《燕歌行》，诗风非常温情。根据曹丕这两篇文字中流露的情感，我认为阮瑀的寡妻幼子，可能会受到曹氏父子的资助，这应属人之常情，曹操甚至对孔融的朋友脂习，也给予过钱粮资助。[9]阮瑀的妻子没有那么重要，史官不录，则完全可能。阮籍十一岁的时候，曹操死了，曹丕非但继承了魏王之尊，还篡了汉；曹丕死的时候，阮籍已经是一个十七岁的青年。魏明帝曹睿死的时候，宁可由八岁的养子齐王芳继位，也绝不把帝位传给曹魏嫡系。当时阮籍已经三十岁，对于历史与现实政治，应该已经有了成熟的看法。以他的聪慧[10]，不会看不出曹魏政权的日薄西山，所以才会有三年后他和蒋济之间的那段委曲。在宫廷政治阴谋之外的士大夫们眼里，曹家的皇帝再小，再无用，再，也终究是皇帝。顾命大臣曹爽尽管也姓曹，却绝不可能成为曹魏政权的象征；他和他的党羽，至多不过是“季孙氏”家的树。根据该诗首二句的意脉逻辑，此时的曹魏政权，在阮籍眼里，只可能是长着桃李的“东园”。

我发现，各家评注恰恰都忽略了对“东园”的注释。古人连“秋风吹飞藿”都恨不能一一注来，为什么却不注“东园”呢？嘉树长于“东园”，“东园”有无更深的寓意呢？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说：“将作少府，秦官，掌治宫室，有两丞、左右中侯。景帝中六年更名将作大匠。属官有石库、东园主章、左右前后中校七令丞，又主章长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东园主章为工。” [12](p.733)《汉书》中与“东园”搭配的名词有：东园秘器，东园梓器，东园温明，东园画棺，东园大匠，东园战士，东园武士，东园匠，东园礼钱等等，皆与宫廷之丧葬有关。而直接把皇家陵园称为“东园”，从现有史料看，应该是西汉后期才出现的。《汉书·卷九·元帝纪》曰：“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孝宣皇帝葬杜陵。赐诸侯王、公主、列侯黄金，吏二千石以下钱、帛，各有差。大赦天下[12](p.278)。他的皇后、汉元帝之养母“邛成太后凡立四十九年，年七十馀，永始元年崩，合葬杜陵，称东园。” [12](p.3970)

王莽时，把汉哀帝的祖母傅太后的坟迁归定陶，就当作一般民妇埋了，同时，还要追诛此前“议帝祖母傅太后谥”的丞相、御史等人，与王莽有私交的马宫本也该追诛，因为他“前以光禄勋议故定陶共王母谥，曰‘妇人以夫爵尊为号，谥宜曰孝元傅皇后，称渭陵东园。’” [12](p.3365)但王莽出于交情，却没有

动他。这条材料至少告诉我们，汉元帝的渭陵，也曾称为“东园”。

魏文帝《临涡赋》曰：“建安十八年，终谯，余兄弟从上拜坟墓，遂乘马游观，经东园，遵涡水，相洋乎高树之下，乃驻马书鞭为涡赋。” [15](p.63)据晋书说：“古无墓祭之礼。汉承秦，皆有园寝。正月上丁，祠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 [7](p.633)曹丕这里提到的“东园”，与他们一家“拜坟墓”的经历有关，窃以为“东园”确乎与汉代帝王的墓葬有关。而在将帝王陵园称为“东园”之前的史料中，陵冢的位置往往被表述为某城池、封地之东。比如：《吕氏春秋·孟冬纪》说：“宋未亡而东冢抇。” [16](p.410)显然，宋王墓叫“东冢”，宋的祖坟早早地就让人家给挖了。《史记》《汉书》等汉人留下的文字资料里也有关于帝王陵墓方位的记录： “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 [17](p.11) “汤冢在济阴亳县北东郭，去县三里。” [17](p.98) “丘生而叔梁纥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鲁东。[17](p.1906) “孟尝君冢在鲁国薛城中向门东。” [17](p.2358) “秦孝文王陵在雍州万年县东北二十五里。” [17](p.2512)

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曰：“後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 [17](p.2310) “项羽墓在济州东阿县东二十七里。[17](p.338)

“虞姬墓在濠州定远县东六十里。长老传云项羽美人冢也。” [17](p.334) “汉张良墓在徐州沛县东六十五里，与留城相近也。” [17](p.2048) 汉文帝的霸陵“在长安城东七十里” [18](p.430)

汉景帝的阳陵就在“长安城东北四十五里。” [18](p.431)

“齐悼惠王後尚有二国，城阳及淄川。淄川地比齐。天子怜齐，为悼惠王冢园在郡，割临淄东环悼惠王冢园邑尽以予淄川，以奉悼惠王祀。” [17](p.2008)

此类材料非常多，不具引。其实，在某地之东，就一定同时处于某地之西、北、南。人们之所以将其表述为某地之东，恐怕是与“东”这一方位词的象征意义有关。汉代人讲究阴阳五行。《春秋繁露》有“阳尊阴卑” [19](卷十一)之说，《白虎通义·卷下》也说：“阳尊，故其礼顺备也。位在东方，阳见义于上也。” [20](卷下)我注意到，以上我罗列的这一小部分关于陵冢在某地之东的文字，大多都是注家的表述，而注家都是魏晋以后的人。也就是说，汉代人对于陵墓的方位，并不特别作文字强调。再看那首著名的《十五从军征》[21](p.96)：“八十始得归”的老兵，远望家园已是“松柏冢累累”，回去机械地、麻木地做了一顿“不知饴阿谁”的饭，然后才是“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足见其亲人的坟冢也在老屋的东边。宋人洪迈说：“东不可名园”，他还特别指出了欧阳修的《真州东园记》的失误，他说：“今人亭馆园池多即其方隅以命名。如东园、东亭、西池、南馆、北榭之类，固为简雅，然有当避就处。”他引《汉书·百官表》《霍光传》《董贤传》以及相关的注释，说明“东园”乃“将作少府，掌治宫室。属官有东园主章。” “章谓大材也。主章掌大材，以供东园大匠。”同时他还引《汉旧仪》，证明“东园”这一官署，是制作宫里所用的棺材的地方。[11]曹魏反对汉代诸君的厚葬。曹丕的《终制》一诏，颇有意味，兹录其关于墓葬的一段文字于下：

冬十月甲子，表首阳山东为寿陵，作终制曰：“礼，国君即位为椑，存不忘亡也。昔尧葬谷林，通树之，禹葬会稽，农不易亩，故葬於山林，则合乎山林。封树之制，非上古也，吾无取焉。„„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桑、霍为我戒’，不亦明乎？[8](p.81)

他尽管力主薄葬，强调“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8](p.81)”但对陵墓的方位还是很看重的。首阳山因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其地而成为名山，也称为西山。阮籍曾在倾诉苦闷的文字里，多次提到它。比如作于夏侯玄、李丰等被诛，齐王芳被废之后不久的《首阳山赋》： 正元元年秋，余尚为中郎，在大将军府，独往南墙下，北望首阳山，作赋曰： 在兹年之末岁兮，端旬首而重阴。风飘回以曲至兮，雨旋转而瀐襟。

蟋蟀鸣于东房兮，鹈鴂号乎西林。时将暮而无俦兮，虑凄怆而感心。 振沙衣而出门兮，缨委绝而靡寻。步徙倚以遥思兮，喟叹息而微吟。 将修饰而欲往兮，众齿差而笑人。静寂寞而兮，亮孤植而靡因。 怀分索之情一兮，秽群伪之射真。信可实而弗离兮，宁高举而自傧。 聊仰首以广頫兮，瞻首阳之罔岑。树丛茂以倾倚兮，纷萧爽而扬音。 下崎岖而无薄兮，上洞彻而无依。凤翔过而不集兮，鸣枭群而并栖。 颺遥逝而远去兮，二老穷而来归。实囚轧而处斯兮，焉暇豫而敢诽。 嘉粟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采薇。彼背殷而从昌兮，投危败而弗迟； 比 进 而不合兮，又何称乎仁义？肆寿夭而弗豫兮，竞毁誉以为度。 察前载之是云兮，何美论之足慕。苟道求之在细兮，焉子诞而多辞？ 且清虚以守神兮，岂慷慨而言之？[5](p.24-27)

古人在文末总评曰：“嗣宗当魏晋交代，志郁黄屋，情结首阳，托言于夷齐，其思长，其旨远，其词隐。” [5](p.28-29)至于此篇到底说了些什么，古人和今多语焉不详。我试着将其大意梳理一下，来看看它与《咏怀诗·其三》的关联。 阮籍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几层意思：

一、岁暮黄昏，孤独无俦，这个世界很虚伪但却是不得不面对的真实，难道自己能因为清高而自我放逐、甚至自弃吗？

二、远处的首阳山看上去也很寂寞，道路的崎岖使人无法靠近，除了苍穹之外，它一无依傍。

三、首阳山不是一个吉祥之地。非但凤凰飞过而不集，且有群枭鸣而栖之。四、是对夷齐的批评。说夷、齐实在是因为犯了不至于坐牢的罪而跑到首阳山来，没了嘉粟而不得不采薇充饥。夷、齐先是背弃了殷商而投靠了周文王姬昌，等到与武王合不来了才不食周粟，算不得仁义。阮籍批评夷齐把他人的毁誉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认为对夷齐的赞美实在不“足慕”。

五、他似乎想对自己以及清谈之客们说：道入细微，多说无益；应该以清虚自守，没必要慷慨陈辞！

黄帝的“东园”，是凤没身居之的所在，而《咏怀诗·其三》的“东园”似有帝王陵园之喻义；《汉书·卷八·宣帝纪》曰：“冬十月，凤皇十一集杜陵。” [12](p.2)赤眉乱后，“宗庙园陵皆发掘，唯霸陵、杜陵完。” [12](p.4193)此杜陵又恰恰曾被称之为“东园”。我觉得，以上与“东园”相关的喻义与葬有曹丕、司马懿的首阳山之间，确乎存在着一条不容忽视的意绪脉缕；另外，《咏怀诗·其九》所谓“步出上东门，北望首阳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树林，良辰在何许，凝霜霑衣襟。寒风震山岗，玄云起重阴。鸣雁飞南征。鹈鴂发哀音。素质游商声，凄怆伤我心。” [4](p.12-13)从感慨到文字意象都与《首阳山赋》十分相象，而此诗中的“首阳岑”，“嘉树林”，与曹丕的墓地及《咏怀诗·其三》的“东园”“嘉

树”，似也有不可否认之关联。

关于“东园桃与李”，还可以补充一点：刘向《说苑》里有一个故事，说孟尝君想去秦国，谁劝也不听，这时候，有人给他讲了一个寓言：“臣之来也，过于淄水上，见一土耦人，方与木梗人语，木梗谓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为耦人，遇天大雨，水潦并至，子必沮坏。’应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东园之桃也，刻子以为梗，遇天大雨，水潦并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国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于是孟尝君逡巡而退，而无以应，卒不敢西向秦。” [23](p.210-211)阮籍恐怕是读过刘向的这个故事的。刻东园之桃梗以为吏，比之泥人，居然也有骄人之处，颇似曹魏最后的贵族；“但遇天大雨，水潦并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用来比喻那些面对司马氏的淫威不知所措、而最终被杀害的曹爽、何晏、夏侯玄、曹彪等人，则非常贴切。 三

讨论至此，我们也许可以对阮籍《咏怀诗·其三》的“遥深”之旨，作出一定的推论了：首先，理解此诗首二句的关键不在以“嘉树”之喻曹爽；而在以“季孙氏”喻曹魏政权。而此时的曹魏政权在阮籍心中只是一座“凤翔过而不集，鸣枭群而并栖”的“东园”，是一座已经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的陵墓。尽管如此，目睹了司马氏集团的阴森残忍、杀人如麻，阮籍还是有“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的冲动。但在“凝霜被野草”的岁暮，他这个“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的人，根本不可能成为反叛者。与他写《首阳山赋》差不多同时，毋丘俭等人起兵讨司马氏被！不管后世的史家怎么贬低敢于反抗司马氏杀人政治的毋丘俭、文钦、诸葛诞等人，我们还是能从历史书写的字里行间，读到一些反叛者的血性：

镇东将军毋丘俭素与夏侯玄、李丰善，玄等死，俭亦不自安，乃以计厚待钦。俭子治书侍御史甸谓俭曰：“大人居方岳重任，国家倾覆而晏然自守，将受四海之责矣。”俭然之。二年春正月，俭、钦矫太后诏，起兵于寿春，移檄州郡以讨司马师。[24](p.2419)

征东大将军诸葛诞素与夏侯玄、邓扬等友善。玄等死，王凌、毋丘俭相继诛灭。诞内不自安，乃倾帑藏振施，曲赦有罪。„„（诸葛诞被夷三族后）诞麾下数百人皆拱手为列，不降。毎斩一人辄降之，卒不变，以至于尽。[24](p.2436-2442)

作为他们的同时代人，阮籍听到的、甚至亲眼目睹的东西会更多。他即使血气既衰，不能象嵇康那样与司马氏彻底决裂，也不见得就能承受自己的懦弱和悲哀，《咏怀诗·其三》的曲折、深刻与痛切即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