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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佗小知识
2010年12月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Dec.2010

第27卷第12期

JournalofHubeiUniversityofE

ducationV01.27

No.12

论元代戏曲中的政治伦理观念

戴峰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武汉430205)

摘要:元代戏曲所表现出来的政治伦理观念与正统道德规范大异其趣。在表现君臣关系的戏曲中,作者主要采用忠奸对立的模式,让君王以恶的形象直接出现在舞台上,从而对“君为臣纲”的正统伦理观念进行严峻的批驳;同时又以善恶交织的方式,用巨大的人生悲剧表明忠君与孝亲的根本对立,证明了君臣伦理的冷酷本质。元代戏曲基于平民立场的政治伦理观念,凸显了其鲜明的俗文学品格。关键词:元代;戏曲;政治伦理;民间性中图分类号: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44X(2010)12-00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08JC751012)。

作者简介:戴峰(1970一),男,湖北云梦人,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戏曲与古典文学。

李泽厚先生认为,中国戏曲的戏剧冲突“经常是实内容。”【7’由此可见,政治伦理作为社会伦理的一个能激起巨大心理反响的伦理冲突”。【1o明人陈继儒也组成部分,简单说就是政治领域中的伦理道德问题,道有相近的观点:“夫曲者,谓其曲尽人情也。”【21戏曲由德规范和价值取向仍是判断其性质的关键因素。

于与“人情”相涉,故其中不免会有作者的主观倾向和在古代中国,政治伦理的内容主要是指处理君臣伦理评判。政治伦理是中国传统社会意识之一种,也关系的道德原则。在中国传统的五伦关系中,君臣、父是元代戏曲(元杂剧与南戏)的重要表现内容之一,在

子是宗法等级社会最重要的两伦,忠君、孝亲是最根本《全元戏曲》所收的近200部剧本中,涉及政治伦理内

的道德规范。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家国同容的作品接近50部,我们可将之称为政治伦理剧。

构,对国人而言,国是家的扩大,君王则是万民之父,按照一般的理解,政治伦理属于上层建筑,它对中《诗小雅北山》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国传统文化和文学艺术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有学者滨,莫非王臣。”于是,孝亲伦理便可以移之于君王,在认为:“在中国这块古老而文明的土地上,漫长的封建家日孝,在国日忠,忠君就是孝亲的扩充,二者也就具宗法制度的统治,造就了典型的政治伦理型文化。以有了内在的统一性。《论语学而》日:“其为人也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内涵的政治道德精神,成为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副

涵盖着一切艺术思想价值的主导精神。”一】‘‘在儒家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原始儒家那里,政治伦理的核心‘人伦’、‘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政治思想的影响

是“忠”,而忠的本意则是尽心、无私,强调彼此的忠

下,我国古代文学形成强烈的政治伦理色彩,主要表现信,最初并不专指臣下对君的单方面态度,《说文解为文学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忠君报国思想和忧国忧民字》日:“尽心日忠”,即是指做人、做事均应尽心竭力。的忧患意识,形成了我国古代文学的政治伦理色

当忠被用于君臣关系时,先秦儒家也是强调其相互性彩。”【41但是,元杂剧和南戏中的政治伦理观念却与这的,如《论语》所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州副些主导精神大异其趣,在总体上表现出鲜明的民间性《孟子》也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

倾向。

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事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事君如寇仇。”[9’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先秦时期的君在伦理学界,尽管学者们对“政治伦理”这一概念臣关系具有可选择性相关。

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分歧,“目前政治伦理的概念仍但是,至战国后期,《韩非子》专设《忠孝篇》,首次无统一公认的定论”[5】,但是,其基本内涵仍是十分清将忠、孝联系在一起,同时也将君臣关系类比为父子关楚的:“政治伦理是社会政治生活中调节、调整人们政系。《忠孝篇》日:“非其亲者知谓之不孝,而非其君者治行为以及政治关系的道德规范和准则。”[叫而《伦理

天下皆贤之,此所以乱也。故人臣毋称尧舜之贤,毋誉

学大辞典》对此界定则更为宽泛,即:“一切政治活动、

政治关系中关涉伦理性的

面,都构成政治伦理的现

收稿日期:2010—10一10

5

汤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尽力守法,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101于是,忠所包含的相互性和可选择性特征被大大削弱了,而单方面强调了臣的义务和规范,这恰如徐复观先生所言:“《忠孝篇》的目的,即是要把忠与孝混同起来,以达到‘忠臣不违其君,孝子不非其亲’,因而指谪尧舜汤武是‘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因此,韩非所说的孝,实际是他所说的尊君而卑臣的忠。”【lu这显然为日后以“君为臣纲”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政治伦理体系作了铺垫。自汉代董仲舒之后,“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正式确立并不断被强化,到了宋儒那里,更上升到“天理”的高度,而君臣伦理思想也逐渐演变为臣民对君主的绝对服从。“三纲说的本质在于要求君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夫不夫,妇不可以不妇。换言之,三纲说要求臣、子、妇尽单方面的忠、孝、贞的绝对义务,以免陷入相对的循环报复,给价还价的不稳定的关系之中。\"【121而且,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由于国大于家、君高于父,因此,没有血缘基础的君臣伦理反而具有了绝对的权威性,凌驾于一切其他伦理之上,正如南戏《琵琶记》中的汉皇圣旨所言:“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王事多艰,岂遑报父!”

在元代戏曲中,尽管也有正面肯定忠君观念的作品,但无论是从存目还是从现存作品来看,比例都很小。现存作品大致只有《霍光鬼谏》、《周公摄政》等寥寥数种,而且其戏剧效果也恰如青木正儿评价《周公

摄政》所言:“曲文是典雅的;但是可惜缺乏生气。”[13】而大量的则是如《介子推》、《赚蒯通》、《七里滩》、《贬黄州》、《贬夜郎》、《范张鸡黍》、《伍员吹箫》、《琵琶记》一类的怨愤之作。

元代戏曲具有极为典型的民间性特征。元代戏曲

作家大多是沉郁下僚、志不得伸的“书会才人”,他们“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乎声歌之末,以抒其怫郁感慨之怀,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E14]自然,他们的创作,在思想倾向和艺术旨趣上与正统诗文明显不同,不会是的媚上之作,因此其中的正统伦理色彩十分淡薄。在表现君臣关系的戏曲中,君臣相亲的描

写非常之少,而忧谗畏讥之情却时时可见。对于“君

为臣纲”的“天理”,也常常报之以严峻的批驳:

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礼,呀!便是死无那葬身之地,敢向那云阳市血染朝衣。(《陈抟高卧》)

不争你个晋文公烈火把功臣尽,枉惹得万万载朝

廷议论。常想赵盾捧车轮,也不似你个当今帝王狠。

(《介子推》)

无名氏杂剧《赚蒯通》更是借古人之口,对于“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冰冷政治法则倾泻了满腔的愤怒:

[得胜令]呀,畅好是没算计的汉贤良,左使着这

6.

一片狠心肠。早知道屈死了韩元帅,何不还留他楚霸王。图甚么风光,待气昂昂端坐在中军帐;只不如守着农庄,倒也稳拍拍常为田舍郎。

[沽美酒]兀的不是狡兔死走狗僵,高鸟尽劲弓藏。也枉了你荐举他来这一场。把当日个筑台拜将,到今日又待要筑坟堂。

[太平令]便做有春秋祭飨,也济不得他九泉下魂魄凄凉。倒不如早将我油烹火葬,好和他死生厮傍。我可也不慌,不忙,还含笑的就亡,呀,这便算做你加官赐赏。

这里,蒯通责难的对象表面上是萧何,但机锋所指,显然是汉高祖,是那被奉为“天理”的君臣纲常,所以,王季思先生盛称此剧“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不许将军见太平’的残酷本质,对我们认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一定帮助。作品有意识地把统治阶级的互相残杀和分崩离析联系起来写,围绕着韩信的被斩,前边加了一个张良隐退,后边点缀了一个蒯通退还皇帝赐给的黄金、冠带,这样的衬托,更突出了封建统治者的残酷所带来的后果。”【l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戏曲中所反映出来的政治伦理观念,远远突破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思想藩篱。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元代现实生活中的君臣关系

却是另一番景象。与元以前的各封建朝代相比,元代

的君臣关系中的民主性因素是最低的,君与臣之间不仅维持着传统的君尊臣卑的格局,甚至后退为一种主奴关系。在元代以前,君臣之间虽然从未形成孔子理想中的“以礼”“以忠”的和谐关系,而且一直沿着一条君权不断加强、不断集中的路线在发展,但是,君主的权力总会受到臣下的一定程度的制约,当政治越

完善的时候,君主所受到的制约就越大。如《宋史》

载:“(丞相赵普)刚毅果断,未有其比。……有群臣当迁官,太祖素恶其人,不与,普坚以为请,太祖怒日:‘朕固不为迁官。卿若之何?’普日:‘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怒专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随之。太祖人官,普立于宫门,久之不去,竟得俞允。”【l纠显然,赵普的“刚毅”是建立在“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怒专之”的制度保障基础之上的。而且,在元代以前,除了宫中的宦官之外,大臣们是不会对皇

帝以奴婢自称的,而君主在惩罚臣子时也极少使用诸如廷杖一类的羞辱性手段。但是,这一切在元代发生

了根本性的改变。因为元代高级大多出身于怯薛,怯薛是元代政治制度中的特殊组织,其形成同蒙古草原上的斡脱古

孛斡勒制度有关,“斡脱古

孛斡

勒有两层意思。一是世袭奴隶,因而是大汗或皇帝最可信赖的‘亲骨肉’。二是他们因功而蒙恩,实际上,也只有做大汗或皇帝的奴婢才能获得政治上的最重要资本。”[1\"比如元初重臣木华黎就出身于怯薛。因此,

有学者指出:“蒙元王朝的重要臣僚实际上始终是黄金家族的奴仆,不管他们有怎样显赫的政治地位,与主家一直保持主子与奴婢的关系。”“怯薛组织在蒙元王朝中的中枢地位,使得蒙古当朝权贵以做皇帝奴婢为荣的风气也不断弥漫到其他各族身上。”[1引所以,元代现实中的君臣关系就表现为一种彻底的主奴关系。明乎此,我们就不能不对元杂剧作家所表现的民本思想深感佩服了。

=

同,但“事君”的要求却是共通的。蔡伯喈正是在这个“天理”面前无可选择,步步后退,而自己的正常愿望也一步一步地落空,并最终陷入不忠不孝的窘境之中。陈文新先生就极为敏锐地指出了个中的关键:“《琵琶记》在两种对立的伦理中,否定了对于社会地位的热衷,而赞扬了隐居田园的生活理想;换句话说,它否定了‘忠’而肯定了‘孝’。它把‘忠’、‘孝’两个命题的对立强化到了几乎无以复加的程度。”啪1这种“对立”,在剧中是随处可见的。且看第二十三出:

[踏莎行]怨极愁多,歌慵笑懒,只因添个鸳鸯伴。他乡游子不能归,高堂父母无人管。湘浦鱼沉,衡阳雁断,音书要寄无方便。人生光景几多时,蹉跎负却平

生愿。

如果说上述元杂剧对于传统君臣伦理的诘难,主要是采用一种忠奸对立的模式,让君王以恶的形象直接出现在舞台上而成为被批判者的话,那么,南戏《琵琶记》则是以善恶交织的方式,用巨大的人生悲剧证明了忠君与孝亲的根本对立,证明了君臣伦理的冷酷本质,尽管这不一定是作者高明的本意,但确实是“能激起巨大心理反响的伦理冲突”。

《琵琶记》的深刻之处在于,作品并没有将悲剧的成因归之于恶人的破坏,而是表现了善人善行却一步步地将人物引入悲剧境地的荒谬过程,在情与理的巨大反差中凸现了伦理纲常的内在矛盾。这正如黄仕忠先生所论:“《琵琶记》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依据社会的道德观念,从真诚或善意的愿望出发,对他人的行动或命运发生影响,但所有真诚或善良的愿望都几乎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结果,从中显示出悲剧的含义。”【19J《琵琶记》的核心关目自然足“三不从”,对于“三不从”的意义,尽管可以从很多角度进行阐释,但是,我们看到,“三不从”所贯穿的一个最为本质的内容,就是突出忠与孝的矛盾,就是展现君为臣纲的“天理”对于父子、夫妇亲情之“人欲”的蹂躏。

对于蔡伯喈来说,虽然并非没有功名之念,但他最看重的乃是人伦之乐:“但愿岁岁年年人长在,父母共

[二犯渔家傲]思量,幼读文章,论事亲为子也须要成模样。真情未讲,怎知道吃尽多磨障?被亲强来赴选场,被君强官为议郎,被婚强效鸾凰。三被强衷肠说与谁行?……

[锦缠雁]谩悒快,把欢娱都成闷肠。菽水既清凉,我何心,贪着美酒肥羊?闷杀人花烛洞房,愁杀我

挂名在金榜。魈地里自思量,正是在家不敢高声哭,只

恐人闻也断肠。

同样地,“事君”也是赵五娘所遭受的苦难的根源,当她以瘦弱之躯来支撑家庭的重担的时候,她实际上是在代蔡伯喈尽孝,于是乎,“她的悲剧因而具有了更简洁鲜明的与‘忠’相冲突的性质:是‘忠’剥夺了她的丈夫,是‘忠’逼得她承受起本不应由她独力承受的生活重负,是‘忠’造成了她含辛茹苦的凄惨命运。”Ⅲo所以,她的苦难越深重.,“忠”的异化色彩就越鲜明。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琵琶记》实际上向人们展现了两种君臣伦理。表面上,以忠君为至善,为“大孝”,践履于此者,均受到“道德”与功名的嘉奖,所以

夫妻相劝酬”、“万两黄金未为宝,一家安乐值钱多”、“真乐在田园,何必当今公与侯?”可是,这种正常的愿望却在“天理”的逼迫之下无法实现。我们不妨简单分析一下“三不从”中的各种理由。其一,辞试之不

从,是因为蔡父一番说教:“孩儿,你听我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是以家贫亲老,不为禄仕,所以为不孝。你去做官时节,也显得父母好处,不是大孝,却是甚么?”这里的矛盾,表面上是“小孝”与“大孝”的冲突,但其实质无非是“事君”对于“事亲”的蔑视。其二,辞婚之不从,除了牛丞相的权势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因为皇帝的“美意”:“何况玉音主盟,金口肯与说合。”“读书辈,没道理,不思量违背圣旨,只教他辞婚辞官俱未得。”其三,辞官与辞婚是同时发生的,这次的不从则直接源于君王的需要:“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王事多艰,岂遑报父!”由此可见,“三不从”的实施者和理由尽管各不相

蔡伯喈“虽违素志,竟遂佳名”,被授为中郎将,并获得

“全忠全孝”的称赞。赵五娘虽“服劳尽瘁”,但“允备

贞洁韦柔之德”,获得孝妇的美名,并被封为陈留郡夫

人。连死去的蔡公、蔡婆也获得封赠。一门旌奖,可谓善有善报。但在实际上,却是以忠君为恶,作品中挥之不去的苦难又表明,作者对于“全忠全孝”、“有贞有烈”的大力讴歌,客观上并非揄扬强化了封建道德,毋宁是暴露了君臣伦理的伪善性和残酷性。作品最后,蔡伯喈仍然唱道:“呀!何如免丧亲,又何须名显贵?可惜二亲饥寒死,博换得孩儿名利归。”这形象地说明,戏曲中的忠孝观念与正统的君臣伦理观念正好相反,若以亲情为杠杆,“事君”往往就是破坏人伦的恶之源。

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强调等级规范和伦理道德,从政治制度、家庭生活,到文艺哲学,无一不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因此中国哲学实质上是一种

,7

伦理哲学,中国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伦理文化,朱光潜先生说:“中国人是一个最讲实际、最从世俗考虑问题的民族。他们不大进行抽象的思辨,也不想去费力解决那些和现实生活好象没有什么明显的直接关系的终极问题。对他们来说,哲学就是伦理学,也仅仅是伦理学。”【2u这种“集体无意识”也深刻影响到元代的剧作家们,他们习惯于通过伦理眼光透视政治内容和社会文化,我们认为,这是元代政治伦理剧的大量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元代戏曲中的政治伦理观念之所以会大异于正统观念,则与元代戏曲的俗文学品格密切相关。郑振铎先生指出,俗文学的第一个特质就是:“她是出生于民间,为民众所写作,且为民众而生存的。她是民众所嗜好,所喜悦的;她是投合了最大多数的民众之口味的。”陋1金元之际,社会剧烈动荡,读书人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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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进身之阶,存身于勾栏和市井之中,传统的人生价值

取向与现实相悖离,戏曲就成为他们抒愤吐志的载体,由于元代戏曲作家大多以一种民间的眼光来审视政治与人生,所以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伦理观念每每与正统的封建伦理道德不尽相同,甚至截然对立,凸显了“最大多数的民众之口味”,这与元散曲中大量出现的“愤世”之作是同一缘由,而这也是元曲被称为“一代之文学”的原因之一。应该说,元代戏曲基于平民立场的强烈的伦理批判精神,对于后来的戏曲及进步文学的启示意义是弥足珍贵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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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彭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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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Feng

(CoUege

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HubeiUniversityofEducation,Wuhan

430205,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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