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四次修改历史教科书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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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读报参考》 2015年第35期
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教材编写范围,成了反映日本与否的睛雨表,并升格为国家间的政治外交问题,影响广泛而深远。20世纪80年代和21世纪之初,日本右翼势力至少制造了四次历史教科书风波,其概况如何?说明了哪些问题?
第一次风波
1982年6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了对高中历史教科书的审定结果,媒体随即跟踪报道,引起各国的关注。据7月20日《人民日报》转载,教科书将南京大的起因归结为“由于中国的顽强抵抗”,日军“蒙受很大损失”而“激愤”,“杀害很多中民”;删掉了原教科书中“中国牺牲者达20万之多”及“日军进行强奸、掠夺、放火”等记载;原教科书的“侵略”一词被改写为“进出”“进击”。日本在殖民统治韩国期间的残酷,被美化成“谋求维持治安”;“三·一”运动,被贬低为“示威和”。对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侵略东南亚,被美化为“亚洲”等。
中国、韩国、朝鲜和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等地媒体同声谴责,日本的进步团体和良知人士予以响应。正在沈阳举行年会的中国日本史学会发表声明,表达了学者的严正立场。中国外交部副吴学谦约见日本驻华大使鹿取泰卫,韩国外务官李范锡约见日本驻韩大使前田利一,展开严正的交涉。在和外交压力下,8月26日,日本共同社报道了铃木善幸内阁的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发表的《审定历史教科书的见解》,即“宫泽谈话”。这个谈话强调,“日韩联合公报、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在我国的学校教育、教科书审定中,也当然应该受到尊重”;日本“要在推进与亚洲近邻各国友好、亲善基础上充分倾听”批评,“由负责纠正”;承诺“今后审定教科书”,要“充分落实上述精神”。
据此,19年《文部省告示第15号》在教科书审定基准中,正式列入“近邻诸国条款”,即“在处理我国与亚洲近邻各国之间近现代史的历史事项时,要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角度予以必要的考虑”。此一条款对日本右翼势力恣意美化侵略战争具有一定的制约力,他们如骨鲠在喉,必欲去之而后快。2012年12月,自民党将“改善教科书审定标准”的主张列入竞选纲领,制造修改“近邻诸国条款”的。2013年4月,首相安倍晋三指示成立“教育再生执行总部”的“特别会议”,定期讨论“近邻诸国条款”等问题,急欲将其废弃。
第二次风波
1986年5月,日本文部科学省教科书审定调查审议会审定右翼团体“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的《新编日本史》合格。《朝日新闻》随即发表社论《现在为何编写这样的教科书》,质疑其复古论调,指出其大量应予修改的错误。《新编日本史》至少存在:(1)大幅度增加古代天皇创建大和朝廷的内容,借机兜售“皇国史观”;(2)删除近代日本“侵略”的字样,诬指中国抵抗致使日本放弃“不扩大方针”“被迫应战”,臆说南京大“尚无定论”;(3)宣称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是为了“从欧美列强的统治下亚洲,并在日本的领导下建设大东亚共荣圈”;(4)将所谓神功皇后“征伐三韩”等传说当成史实记述,删除在韩国“强迫高宗退位”“强迫参拜神社”等殖民统治的内容。
针对文部省《新编日本史》审定合格,日本在野党、教育界、工会的代表发表谈话,表示不满和谴责。中、韩等亚洲国家纷纷加以抨击。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杨振亚约见日本驻
华使馆临时代办股野景亲,在备忘录中强烈要求日本切实履行1982年所作的允诺,纠正教科书中的错误内容。韩国教育发表谈话,谴责《新编日本史》的“复古调”。
面临内外压力,外相安倍晋太郎等在6月10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主张“以外交大局为重,考虑停止发行或由教科书编写者撤回审定申请”。会后,文部相海部俊树表示“不允许偏离”宫泽谈话规定的“方针”,文部省告知教科书的出版社原书房“自慎”。首相中曾根康弘强调,“教科书问题只要涉及国际关系,就应该遵照1982年8月当时宫泽官房长官的谈话,即基于日韩共同宣言和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来编写(教科书)的国际承诺”,要求纠正教科书的问题。态度明确,原书房被迫与编撰者进行了应付性的修改。
第三次风波
2001年4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新历史教科书》合格。这本历史教科书强调“自由主义史观”的所谓“日本人”立场:(1)将日本国家的源头追溯到神代的“高天原”,突出“建国神话”,宣扬“日本乃神国”、“天皇是神的子孙”等
“国体论”的陈词滥调;(2)曲解“化外”的含义,把说成并非中国领土的“无主的土地”;(3)推卸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责任,否认南京大,对“三光”、731细菌活体解剖、毒气战、“”等战争暴行均只字不提;(4)宣称太平洋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自存自
卫”“亚洲”“加快亚洲各国步伐”;(5)攻击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正义审判为“非法”,指责“盟总”的宣传“培植了日本人对本国战争的罪恶感,影响了战后日本人的历史看法”等。
如此谬误百出的历史教科书被审定为合格.激起的广泛抨击。日本的地方史研究协议会、日本史研究会、历史科学协议会等8个团体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中国、韩国、朝鲜、新加坡、泰国、德国、加拿大等国的予以呼应。中、韩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强烈愤慨和不满,要求日本纠正错误。
然而,与前两次日本的态度不同,执意参拜的首相小泉纯一郎,拒绝中、韩等国对历史教科书表述进行修改的要求。8月13日,小泉还悍然以公职身份参拜,恶化了日本与中、韩等邻国的关系。2002年4月,右翼团体“日本会议”编写的《最新日本史》又被审定为合格。这本教科书除重弹以往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老调之外,还将有争议的独岛(日称“竹岛”)、(日称“尖阁诸岛”)、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单方面地宣布为“日本领土”,激起日本周边邻国的强烈。
第四次风波
2005年4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新版《新历史教科书》为合格,仍由扶桑社出版发行。这本教科书老调重弹:(1)进一步鼓吹“皇国史观”,宣称自神武天皇以来,“皇室系统从未断绝(万世一系),是日本在世界上优秀的原因”;(2)继续将引发中曰战争的责任栽赃中国,将南京大表述为“12月,占领了南京”等;(3)继续美化侵略,赞赏日本在“满洲国”的“五族协和”“建设王道乐土”的口号,“日本进驻南方本是为了‘自存自卫’,但结果却带来了亚洲诸国时间提前的效果”,给自己戴上“者”的桂冠;(4)竭力淡化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形象,继续否认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5)再次为自主修改提供所谓历史依据,声称“盟总”“强行从根本上改变”,日本“不得不接受”,等等。
《新历史教科书》被审定为合格的消息传来,不仅再次酿成外交问题,中、韩等国外交部门展开交涉,而且激怒了当年深受日本侵略残害的受害国民众,致使日本使馆被示威人群包围。韩国国会通过了《日本歪曲历史教科书对应方案》,决定把历史教科书问题推向国际舞台。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必要的举措》,予以支持。与以往中国民众坐在电视屏幕前静观事态的发展不同,多地的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小泉参拜和右翼历史教科书审定合格。
寄希望于日本国民和进步力量
历史教科书风波始自1980年代,酝酿形成却有一个过程。19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70年代稳定发展的骄人业绩受到国际社会青睐、“一亿中流意识”盛行、大国心态膨胀等因素发酵,右翼势力乘机翻历史的铁案,洗刷战败的“耻辱”。
进入1990年代,日本麻烦缠身。1991年,房地产“泡沫”破裂,经济长期低迷;至2001年,10年间换了11届内阁、9任首相,政局不稳。危机之下,新民族主义、新国家主义抬头,政界、财界、界、学术界的右翼势力集结成诸如“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1994)、“新编历史教科书编纂委员会”(1996)、“日本会议”(1997)等团体,试图左右日本国家发展方向。
历史教科书继续成为右翼势力的发力点。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教授藤冈信胜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即批判所谓“国际史观”、“东京审判史观”,摈弃所谓“自虐史观”和“抹黑史观”,成了编写历史教科书的理论。在各界右翼势力和企业的大笔资助下,纠集一批右翼写手舞文弄墨,挑起历史教科书风波。
四次历史教科书风波及其对中日、韩日关系造成的损害,给日本国民留下深刻的印象。据《朝鲜日报》2008年11月28日报道,韩国的调查表明,对“最急于解决的历史悬案”问题的回答中,55.4%的日本人选择的是“历史教科书和歪曲历史的问题”。在政党政治的运作框架下,取向决定选票的流向,对参加议会竞选的政党不无影响。
抵制采用右翼的历史教科书,是表现日本社会和良知的最直接的行动。2001年,扶桑社版《新历史教科书》的采用率不足0.039%。2005年,扶桑社版《新历史教科书》的采用率升至0.4%。但是,“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狂言“采用率达10%”、“发行13万册”的预期目标完全落空。“编撰会”受到沉重打击,加之财务纠纷、扶桑社取消出版合作,内部陷入混乱。2006年,西尾干二、藤冈信胜、八木秀次等先后退出,“编撰会”前景惨淡。十几个市民团体还呼吁弃用《新历史教科书》,追究东京都、滋贺县、爱媛县等持有教科书采用权的地方教委的责任,其无视学校教职员工的意愿、强制采用受到邻国猛烈抨击的教科书。
此外,有良知的日本学者参与中、日、韩三国民间人士合作编写的《东亚近现代史》,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律师、市民团体开展查询有关“”、强征劳工、细菌战问题的档案资料搜集或现场调查,支持中国受害者的法律诉讼,公布战时日记,证实南京大的真实存在,发挥了不容小觑的积极作用。
但是,近年来,历史教科书问题日趋复杂化。随着日本右倾化的不断加剧,历史认识的右翼立场日益公开化,右翼势力愈加嚣张,加上领土争端刺激民族情绪、调查的对华好感度大幅度滑落。在这种情况下,右翼历史教科书的采用率快速增长。至2011年,“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扶桑社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采用率已达到4%,10年来增加了约100倍。在寄希望于日本国民和社会良知的同时,也要高度关注右翼教科书采用率正在快速增长的问题。
(摘自《日本为什么这样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