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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作业西之西方文论中的社会功用说

来源:华佗小知识


廊坊师范学院 文学院

西方文论 作业

西方古文论中的“社会功用说”

姓名 孟瑶

学号 09010144026

班级 09汉语言文学四班

浅论西方古文论中的“社会功用说”

摘要:古希腊以降,西方古代的哲学家以其丰富的思想滋养着文学的土地,至今,人们仍在研究和使用。笔者以“社会功用说”这一角度为切入点试图窥探西方古代文论的思想理论的特点与变化。

关键字:西方古文论 社会功用说 中国古代文论

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反映。对于文学而言,社会功用就是对人和社会具有好处,对人有教化作用,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在文学中所表现的高尚品格常常给人启迪,起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实践证明,唯有这样的价值取向的情感,文学创造才会抑‘恶’扬‘善’,给读者以积极向上的精神影响。”(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第163页)本文旨在梳理西方古代文论中的关于“社会功用说”的一些观点,以窥视西方古文论在“社会功用说”方面的发展之路。同时结合中国古代文论进

行比较探索。

下面是对西方古文论根据不同哲学家理论家(从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至法国古典主义的布瓦洛)对其“社会功用说”的观点进行的简单梳理。

1,德谟克利特对功用已有触及:“大的快乐来自于对美的作品的瞻仰”,这种说法是文艺审美作用理论的萌芽。

2,苏格拉底认为事物如果能实现使用者的目的既是善的,又是美的。他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文艺,但他的美在功用的说法存在美善不分的倾向。

3,柏拉图建立的理想国里,除了要哲学家当王,或王必须学哲学外,最主要的是要培养和教育出忠实勇敢的城邦保卫者,而文学艺术必须服从这一目标。他认为诗人为了为讨好群众,模仿“人性中低劣的部分”,助长人的“感伤癖”,摧残人的理性,使城邦保卫者失去勇敢、镇静的品质。“他们的作品必须对我们有益;必须只模仿好人的言语,并遵守我们原来替保卫者们设计教育时所规定的那些规范。”柏拉图是西方第一个把理智和情感对立起来、把政治教育效果如何确定为审查文学艺术第一标准的人,是第一个要求艺术服务于政治,服从于政治的人。柏拉图也保留了一些艺术。他建议“寻找一些有本领的艺术家,把自然的优美方面描绘出来,使我们青年们像住在风和日丽的地带一样,四围一切都对健康有益,天天耳濡目染于优美的作品,像从一种清幽境界呼吸一阵清风,来呼吸他们的好影响,使他们不知不觉地从小就培养起对于美的爱好,并且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惯”。

4,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社会作用。他认为悲剧“借引起怜悯和恐惧”,起到“卡塔

西斯”的作用。悲剧的作用能陶冶人的情操,有助于美德的形成。这是其“净化说”的体现。

5,贺拉斯谈诗的社会作用,首先他阐述了文艺对早期人类社会的作用,指出诗歌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教师。其次,他提出诗歌既要给人快感和乐趣,又要增加人的知识,对生活有帮助,二者缺一不可。贺拉斯针对诗的教义作用和娱乐的关系,提出“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

6,圣·奥古斯丁的文艺观看到了关于社会功用说的负面作用,认为艺术会亵渎神灵,败坏道德,毒化灵魂,因而反对虚构艺术和世俗艺术。

7,但丁宣称他的作品的主题是写人而不是写神,创作目的是为了人的幸福而不是为了教会的利益。强调作品要表现的是人的“自由选择的意志”。主张文学应该如实表现人因其功过而得到正义的赏罚。

8,薄伽丘的诗论中,认为诗“能够武装君主们,把他们导向战争,使整个舰队从其停泊的场所驶向海洋”。诗能“唤起懒人,激发蠢徒,约束莽汉,说服罪犯”。

9,斯卡里格在其《诗学》中认为:“诗的目的在于以娱乐的方式给人以教育,因为诗要教诲,并不像有些人所想的那样只是娱乐。”与贺拉斯的主张相当吻合。

10,塞万提斯的文艺理论可见于《堂·吉诃德》,他指出,好的文学作品应该能够教育观众,使观众“对于诙谐的部分会觉得有趣,对于严肃的部分会觉得有益,对于情节会觉得惊奇,对于情理会得到进步,又因见了欺诈的而自知儆戒,见到好榜样而更加贤明,对恶德知道疾恶,对美德知道爱慕。”同时又能给人以娱乐,使“无事多闲的和最最忙碌的,

都可以得到无害的消遣”。这一观点与“寓教于乐”一脉相承。

11,维加的戏剧理论肯定了喜剧的作用,重视戏剧的教育作用。他要求戏剧必须“反映人生”。“除了真实以外,没有什么东西不能有任何虚假,不管是为了教喻的目的或者是为艺术的规律和规则!”

12,培根培根反对柏拉图对诗的驱逐,“我们不能不说柏拉图是很不公道的,虽然他恨当时的修辞学家恨得正当,但是他不应该把修辞学看做一种淫乐的艺术,不应把它比作烹调,说它把精美的食品污损了,只以各种调味剂,接着人的口腹之欲,把食品弄得不卫生了。” “(诗)可以使事物镜像屈从人心的愿望,从而提高人心,振奋人心”,“(诗)享有几分神圣的性质。”他在《学术的进展》中说“诗能带给我们高尚的行为、道德和愉悦”,可以“振奋人的精神”。

13,布瓦洛认为审美情趣与道德修养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有道德的作家,具有无邪的诗品,能使人耳悦目怡而绝不腐蚀人心:他的热情绝不会引起欲火的灾殃。”正是因为他认识到了作家作品对读者心灵的影响,他劝诫作家“你要爱道德,使灵魂得到修养”。

综上所述,西方古代文论关于社会功用说的探索,在不同的哲学家有相同相似或不同的看发,但归根结底,都比较注重对人本身的教育意义,净化心灵,寓教于乐。有些哲学家也站在统治者的角度,主张借用文学的作用来使国家便于管理和发展。

西方文论形成的历史由于处在社会政治制度的多次变革(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等),因而较之中国古代文论没有那么明显的过渡和分期。而中国古代文论的形成

和发展都是在封建社会这个大背景之中,社会政治制度较为稳定,有明显的一脉相承的过渡痕迹。中国古代文论大致可以分为萌芽期(先秦)、发展期(两汉)、成熟期(魏晋南北朝)、深入期(唐宋金元)、繁荣期(明清近代)五个分期。

先秦时期,《尚书·尧典》提出了“诗言志”的观点,强调诗歌表达诗人的志向怀抱,也通过言志能对道德教育、社会政治产生影响。这表达了先民对诗乐的本质特征和教化功能的认识。“兴观群怨”所谓“兴”,是说诗歌可以使欣赏者的精神受到感动和启发。“兴、观、群、怨”说,涉及到诗的感发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与怨刺作用,这是孔子对于文学的社会作用的全面论述,对后代文学思想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产生深远影响。儒家的现实主义派的荀子,十分重视文学艺术的道德教化作用和社会政治功用。荀子认为,人只有经过文学的教化、熏陶和改造,人性才能变得美而善。强调文学对于人性修养的重要,与孔子的文学思想是一致的。

两汉的文论,注重文学的教化讽喻作用。有“温柔敦厚”诗教,“主文谲谏”说,“发乎情,止乎礼义”说,司马迁的“怨刺”说。由于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在强调文学为社会、为政治服务的同时,也突出体现了儒家传统文论的特色。

魏晋南北朝文论,有了“文的自觉”和文学批评的自觉,有了文学批评专注。开始注重文学的审美特征,文学不再是仅仅当做政教的工具盒附庸。曹丕把文章的价值和作用看得很高,认为是“经过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前者是就社会政治而言,后者是就个人事业而言。陆机《文赋》论文章的作用有文之教化,永不泯灭;文之功效,滋润人心等。

唐代文论,强调文以明道,发挥对社会的作用。继承了儒家功利主义文学观,要求诗文继承风雅传统,反映现实内容,起到补察时政的作用。白居易的“补察时政”,“为时”、“为事”而作。从诗文的目的进一步强调诗歌的社会功效和现实意义。白居易强调讽喻,

要求诗歌干预政治,揭露社会弊端。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提出“文以明道”的观点,重视“道”的现实性,针对现实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宋金元文论提倡诗文有为而作。以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苏轼为代表,要求诗文“有为而作”、“有补于世”。有儒家功利主义文学观的一面。明清代文论鲜有关于社会公用说的理论,在这里就不详细论述了。

近代文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使有识之士号召民众爱国、救国、强国,寻求科学、民主,要求文艺从旧的束缚中出来,为社会斗争服务。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熏浸刺提”说。强调用小说来感染教化人,说明他对文艺的感染教化作用有高度的认识。

由此可见,中国的古文论中也含有教化、熏陶、改造人心,使人性向善的作用,较之西方,由于受到政治因素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有自己的特色,即诗文对统治阶级具有讽谏作用。

总之,注重文学作品的“社会功用”,古今中外老生常谈的话题。文学作品是对现实世界的关照,或多或少地,必然反映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每一个读者或接受者,会通过对文本的阅读了解作者的传达,作品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会对其产生影响,当然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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