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现代书局的选择管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出版变迁 李 玮１李 瑞２ （１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７；２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苏连云港２２２００６） 摘要：本文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期现代书局 的出版选择进行分析．发现三十年代整个文学出版具有 从青睐左倾文学到推崇纯文学的变化动向。这种转向是 当时的文化作用于文学出版发行的结果．与三十年 代书局的投机性亦有很大关系。 关键词：现代书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 出版 动向 现代书局于１９２７年创办，１９３５年停业，它的出版活动 几乎贯穿文学史意义上的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这 期间．它的出版变迁很富有戏剧性。无论在期刊发行上， 还是在书籍出版和丛书发行上，现代书局在三十年代前 期都青睐左倾文学，而到了三十年代中后期则转而推崇 较少政治色彩的纯文学①。现代书局的老板张静庐、洪雪 帆没有什么特殊的政治背景，是纯粹以赚钱为目的的出 版商，他们在三十年代前后期出版倾向的变化，代表了三 十年代整个出版业的某种动向。 一、从左倾文学到纯文学——三十年代出版变化的 基本动向 在书籍出版方面．现代书局以出版文学类书为主要 业务。三十年代前期，左倾文学在现代书局的新书出版中 占很大份额，但到了中后期，其比例大大下降。小说方面， １９２８￣新出版２１部小说．有ｌＯ部是左翼文学作品；１９２９年 出版的ｌ６部小说中有６部；１９３ｏ年出版的１０部小说中有５ 部：而到了１９３１年以后的几年内一共只出版过５本左翼文 学作品。诗歌方面，１９２８年现代书局出版了２部诗集全是 当红文学家的作品，而后来初版的诗集都是没有政 治倾向性的纯诗诗集。散文方面，１９２９年出版过郭沫若的 《划时代的前后》和周全平的《残兵》，这两部作品曾被查 禁过．后来现代书局再没有出版类似的散文作品。将整个 文坛每年出版的小说（通俗小说除外）、诗歌和散文新书 加以统计．结果是：左倾文学在三十年代逐年所占文坛出 版新书量的百分比从１９２８年最高达到约２５％下降到１９３４ 年约６％。 相对于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选择、设计一本新书， 出版商更喜欢再版，因为“从经济上看，出版一本已付版 税的、不需再花任何推销开支的重版书，其成本比新书要 低得多”。…现代书局在三十年代前期大量再版文学 家的作品。如１９２９年，书局五版蒋光慈的《野祭》、三版他 的《菊芬》、再版其诗集《光慈诗选》，再版钱杏邮的《饿人 与饥鹰》，等等。但这种状态只持续了几年，现代书局１９３２ 年４月三版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后就没有再版过 文学家的作品。不仅在现代书局，文学到了三十年代 中后期在其他书局那里也很少被再版。如蒋光慈的由亚 东图书馆初版的ＣＡ－＂年漂泊者》在１９３２年前出到１３版，而 １２ 在ｉ十年代中后期就没有再被出版过。三十年代中后期， 现代书局再版中更多的是艺术价值较高而没有什么政 治倾向性的作品。如１９３４年３月再版戴望舒的《望舒草》，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再版沈从文的《月下小景》，１９３６年９月三版施 蛰存的《梅雨之夕》，等等。 杂志发行也是现代书局经营业务中的重头戏．现代 书局的杂志发行也体现出三十年代出版由左翼文学向 纯文学的转向。现代书局１９３０￣［ｚ１月推出《拓荒者》，它是 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这在三十年代是有标识性的。 １９３０年正值左联成立，出版左联刊物的不止现代一家。 光华书局同年出版的《萌芽》月刊，也是左翼联盟的机关 刊物之一：北新书局也发行了作为左翼戏剧团体“艺术” 剧社机关刊物的《艺术》和曾被查禁的《沙仑》，等 等．这些左翼刊物占当年新创刊的杂志总数的一半以 上。但杂志左倾的情况并没有维持多久，左翼文学杂志 大多“短命”．到了三十年代中后期文坛上左翼杂志就很 罕见了。现代书局出版的《现代小说》、《大众文艺》在 １９３０年均被禁停刊；蒋光慈编的《拓荒者》发行两个月后 就被查禁，虽然后来改名《海燕》后重新出版，但很快又 被禁停刊。在现代书局的《现代》创刊的１９３２年中，整个 文坛上除了上述两份“短命”的左翼杂志（《文学》、《文学 月报》），其他都是寿命长、影响大的纯文学刊物。《现代》 是三十年代中后期出现的许多有相当影响力的大型纯 文学刊物的代表。它一开始就表明远离政治的态度。在 《现代》的《创刊宣言》中，编者说：“因为不是同人杂志， 故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 派 ”“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所刊载的文章，只依照 着编者个人的主观为标准，至于这个标准，当然属于文 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 丛书的发行也是出版机构十分重要的商业行为。书 店出丛书可以打造一个有市场冲击力的品牌。一个高质 量的品牌可以提高书店的声誉，更重要的是，它能产生品 牌效应，有利于书店在此品牌下扩大新书的销路。而且由 于每出版一部书，从装帧设计到内容选择都要花费人力 财力。而如果出版一套丛书的话，多部书可以以统一的面 目和风格面世．只要一种设计和一次选择就可以推出多 部书．这样就可以降低书的成本，所以丛书可以为书局赚 取更多利润。但由于丛书内容的选择关系到品牌的生命 力和多本书的投资命运，风险性也很大，因此出版商在决 定出版丛书时更会全面、慎重考虑。现代书局的丛书发行 也经历了从前期左倾文学到中后期纯文学的转变。现代 书局１９３０￣出版了“拓荒丛书”。其中有钱杏郇的《玛露 莎》，森堡的《爱与仇》，等等，它们大多是曾在《拓荒者》上 发表的有着浓烈色彩的作品。当时文坛上同时涌现 的还有“太阳社小丛书”、“新进作家丛书”、“血潮丛书”、 兰 一 “励前社丛书”等一系列以文学作品为主打的丛书。 到了三十年代中后期，现代书局于１９３３年推出的“现代创 作丛刊”１７部作品中只有４部属于纯粹的左翼文学，其它 都是典型而且有份量的纯文学作品。同时期文坛上其他 丛书的政治色彩也大多淡化。如当时规模最大、本数最多 的丛书是１９３５年巴金主编。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文学 丛刊” 倪墨严收集了该丛书的大部分作品，他说：“在《文 学丛刊》中，原创造社、太阳社和原新月社的作家很少 ……他们的作品中，很少有浪漫主义、普罗文学和现代派 的……” 由此可见．丛书发行与书局的期刊、书籍业务 保持了一致的变化态势。 二、为保血本忍痛割爱——三十年代文化高压下出 版的选择 现代出版印刷业在中国大地诞生并发展起来后，文 学的生产机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文流的兴起和消 亡不仅取决于作家和读者某种自发产生的创作和阅读 愿望．而且以出版为纽带受到外部政治环境、文化 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三十年代前期，现代书局之所 以得以出版大量的书刊，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查籍的法令，在当时并不十分严厉。文艺作家们正 在大谈其普罗文艺。姚蓬子主编的《萌芽》，蒋光慈主编 的《拓荒者》，鲁迅主编的《奔流》，郁达夫主编的《大众文 艺》等杂志都有广大的读者群”。 但在以后的几年里， 文化审查力度逐步加强。到了三十年代中后期， 虽然书店老板还有心销售文学，但外部强硬的文化 和处罚手段迫使他们打消这个念头，因为再不及时 收手的话．书局面临的将是破产的厄运。现代书局的老 板张静庐回忆道：到了十九年以后，现代书局“总共 出版不到三十几种新书。内中还有一部分是新闻学一类 的冷门货，一次就查禁十七种，变成为好销的书没有了， 剩下来的都是不能销出去的冷门货”。＿５＿现代书局遭此 风波，再也不敢染指政治．于是转而选择远离政治的纯 文学。可见，当来自的压力越来越大，威胁到血本和 书店的生存时，老板不得不出于保本生存的考虑忍痛割 爱．放弃读者欢迎的文学。转向利润虽然不高但稳 妥安全的纯文学。 在三十年代中后期，书店因为的压力，无视市 场对文学的需求，转而选择远离政治的纯文学的 现象举不胜举。亚东、北新等也像现代书局那样直接受 到、封门的而遭受了经济损失。于是不再问津 政治化的文学。还有一些书店是看到了其它书店的命 运。害怕厄运也会降临自己头上．就主动放弃了文 学的发行。比如，三十年代初期文学兴盛的风气也 打动了一向专出碑帖片文书画的神州国光社，肯出一 种收罗新俄文艺作品的丛书了。当时鲁迅应神州国光 社之邀，为书局编辑一套介绍新俄作品的丛书，即《现 代文艺丛书》，还签订了编译《现代文艺丛书》的合同。然 而从１９３０年下半年起．反动派“对于左翼作家的 压迫，是一天一天的吃紧起来。终于紧到使书店都害怕 了，神州国光社也来声明，愿意将旧约作废……” 神州 国光社的毁约使鲁迅颇为恼火．但鲁迅也深谙“这并不 是中国的书店的胆子特别小．实在是中国官府的压迫 特别凶”。 后来神州国光社在１９３１年推出远离政治的 刊物《当代文艺》，创刊号《编后》就声称：“我们这个刊 物，并没有固定的组织，也没有一定的主义．我们只是 各尽其力地创作一点，翻译一点”，“忠实于文艺”。１９３０ 的一份书籍审查报告可以很清晰地反映出当时 这一状况：三十年代前期“在国内一班青年，又多喜新 务奇，争相购阅（左翼文学），以为时髦。而各小书店以 其有利可图，乃皆相索从事于此种书籍之发行，故有风 靡一时、汗牛充栋之况”。“但最近数月以来，此种出版， 渐次减少”。而归结的原因之一即是：“本部以前，对于 此类书籍的发行，采取放任主义，少加查禁。所以他们 毫无畏忌的尽量出版，故极一时之盛。但是最近数月以 来．本部审查严密，极力取缔，各小书店，已成具戒心， 不敢冒险，以亏血本了。”ｎ 文化压迫的严酷性是与日俱增的，甚至可以 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书店的出版在政治上稍有不慎 都有可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现代书局曾以八百元买 下郁达夫著的《她是一个弱女子》，初版尚未销完就被查 禁，“想定亏本不少”。＿８＿其实当时现代书局出版此书时并 没有将其作为左翼文学推出，在《现代》杂志上刊登的该 书的书评上说：“从大体上讲，这依然是一部色情的作 品。” 《她是一个弱女子》的命运反映出当时官方审查的 密度之强：它１９３２￣４月由湖风书局出版，湖风书局被封 后。纸型和版权卖给了现代书局。现代书局于当年ｌ２月重 印，又被查禁。１９３３￣１ｚ１２月现代书局删改后把它改名为 《饶了她》重排出版，但１９３４ｆｆ－４月又被查禁。当时不仅“无 辜”的书籍会遭厄运，并不具政治倾向性的刊物也会不时 遭受审查。《现代》在出完６卷ｌ期后就有当局派员前来“革 新”；而另一份纯文学杂志《文学》，“ｌ９３３年底，当局强化 图书杂志的管制和查禁，《文学》有被迫停刊之虞”。［１０ 这 种情况使得书店在政治上更加小心翼翼，不仅不会再出 左翼的作品．反而甚至要故意显出远离一切政治的姿态， 以示“清白”。《人间世》第２期林语堂在原有的《投稿规约》 中加上了三句话：“本刊地盘公开。文字华而不实者不登。 涉及党派政治者不登。”从这一期至第ｌ４期的《人间世》增 辟了《随感录》一栏，发表“文化社会及人生批评”的文字， 但也着重声明“不愿涉及要人所谓政治”。直至第２２期《人 间世》的“我们的希望”ｆ编者的话）中，他仍然强调：“凡投 稿诸君，务请注意此点，至于内容，除不谈政治外，并无限 制。”本来谈不谈政治对小品文的质量也许并不那么具有 关键的决定性作用。但杂志对此三番五次的强调也正是 可以看出文化对文学出版的巨大影响．使得出版物 竟然偏执地远离政治。 三、同一个原因——三十年代小书局的投机性与左 倾出版物的速兴和速衰 三十年代书局的投机性也是它们在面临高压 时迅速转变出版方向的重要原因。现代书局在创办之初 选择文学是当时“小书局”的共同选择。在三十年代 前期，出现了许多类似现代的小书局，当时有人描述道： “小的新书店之发展．有如雨后春笋。据不完全的调查． 在１９２８￣１９３２年间．新书业最发展的时代，全国有二百 六十余家出版新书的书店．比较国民以前。有十倍 以上的增加．其巾在上海开设而有明白住址者共九十余 家……”… 很多小书店都是一开始就以出版文学作 品为主要业务，有书店老板回忆说：“书店，尤其是像我 们光华这样的小书店．它一开始就适应着当时思想 的潮流……”ｌ２ 反过来．文学家的作品和期刊也大 多依赖小书局得以面世。所谓“新刊物出现时．常是由小 １３ ■匪 书店印行的”。＿ｌ３］ ，ｆ－ｙ细Ｙｓ－析可以发现，在三十年代前期文学与小 书局的这种不解之缘是有原因的。现代书局创办时资金 是一家小书店。现代书局创办时资金是很紧张的。现代的 五千元资本，是分别由洪雪帆出一千元，张静庐和沈松泉 出八百元。“其余的都向朋友们半募半捐式弄来的”。＿１４］其 他许多小书店比现代更窘迫，“二十五元就是光华书局开 办时仅有的资本”，后来才又“半捐半募地弄到二千多元 资本”。＿１５］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迅速回笼资金，确保资金的 正常周转，他们急需一出版就吸引公众的眼球，并带来巨 大利润的畅销性的作品。当时有名的大作家当然不会甘 心把他们的作品拿到这些小书店发表，毕竟小书店印刷 质量和销售范围都十分有限。于是小书店的出版商们便 看中了当时的文学家和他们的作品。 当时的作家大多是一些年轻人，初入文坛，他们 的创作带有很强的流行特质。作家“各尽所能的用着 千变万化的花样来吸取广大读者去拥护他们”．认为“谁 胜了谁就握得文坛的霸权”。＿ｌ６］他们操起当时流行的话题 “”，强烈贬斥一切“非”或“不”的文学，给他 们带上“过时”、“落伍”的帽子。但是年轻的文学家当 时很难挤进大书店的门槛。大书店凭借雄厚的资本、宽广 的发行面和良好的信誉得到优秀编辑和资深作家的青 睐，而其本身也希望自己的刊物保持一种稳健的姿态，不 在乎一时之利而着眼长远发展，对于政治态度激烈而没 有什么艺术生命力的作家当然不屑一顾。曹聚仁回 忆时还愤愤地说：“我说了商务、中华那几家大书店的势 利眼。只重衣衫不重人。”＿１７］ 这样一来．作家只能依赖小书店为他们做扬声 器。小书店也正好需要作家争夺市场。作家和 书店互相利用、合谋共生。光华书局是一个新办的小书 局，后期创造社所办的《洪水》是文学刊物，“光华书 局曾利用了《洪水》和创造社，而造成了他现在的地位， 但《洪水》确也曾利用了光华而得着复活的机会”。ＥＩＳ］年 轻的作家和小书店互相利用，形成了文学流行 的风貌。但这种“合谋”也因此只能是短命的。因为小书 店以这种方式来流动资金，遭禁止后就会面临破产 的命运。而得以侥幸生存下去的书店发展起来后也不愿 再去冒险。它们会抓住一切机会走另一条比较稳妥的、 像大书店那样生产纯文学的道路。沈松泉回忆小书局在 三十年代的命运时说：“像光华这样一家没有多少资本 的小书店。当时为什么能够存在，并且又为什么终于倒 闭？我仔细考虑过，认为它当时固然有许多客观因素，但 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不像其他大书店那样对出版的书刊 小心翼翼谨慎从事，不敢有一点冒险，籍以保持身价。而 像光华这样的小书店，敢于接近大书店不敢接近的作 家，敢于出版大书店不敢出版的书刊，因而也就导致了 它被迫关门的结果。所以不妨说，它的存在和不能存在， 是同一个因素。”［１９Ｊ而现代书局办《现代》则是抓住了淞 沪战役后商务等大书店被炸一时缓不过劲来的机会，抢 占了这个大书局在文坛上的位置。“现代书局的声誉也 联带提高”。 “在一批小书店中崛起了”，Ｅ２１ 它自然也重 新选择青睐的作家。 由此我们也可以说三十年代出版动向的转变与小书 １４ 店的投机性行为密切相关。正是因为三十年代小书店纷 纷建立，它们资金匮乏，力量薄弱，投机性较大，选择 文学是其商业策略的需要，而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就 容易破产，中断出版界推动左倾文学发展的动向，并造成 出版风向的转变。 注释： （ 纯文学指相对于左倾文学（包括文学和左翼 文学），本身较少政治倾向性，而致力于审美形式创造的 文学。它包括三十年代新月派、论语派、“现代派”、“第三 种人”、京派的创作等。纯文学和左倾文学的分类是基于 三十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提出的．在文学深受政治 文化影响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从文学是受政治的调遣， 甘做其工具．还是选择逃离、回避政治，坚持文学性 的角度来划分当时的文学，以对文学在一个政治气息压 倒一切的时代里的走向有一个规律性的把握。 参考文献： ［Ｉ］［美］德索尔著．姜乐英，杨杰译．出版学概说［Ｍ］．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１９８８：５ｏ－５１． ［２］施蛰存．创刊宣言［Ｊ］．现代，１９３２，（１）：２． ［３］倪墨炎．现代文学丛书散记［续三儿Ｊ］．新文学史 料，１９９５，（３）：１５８－１６８． ［４］［５］［１４］［１５］［２０］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Ｍ］．上 海：上海书店，１９８４：１３９，ｌ３９—１４０，１３７，１１３，１５０． ［６］鲁迅．《铁流》编校后记．鲁迅全集（第七卷）［Ｍ］．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ｌ：５９９－－－６Ｏ０． ［７］陈之符．从的内部报告看其文化统治［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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