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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图书馆在公共图书馆发展中的引领作用：逻辑与路径
作者：方家忠
来源：《图书馆建设》2017年第01期
[摘要] 需求、保障、服务是支撑公共图书馆发展的“三支柱”。基于“三支柱”认识框架下城市图书馆的特点，城市图书馆的发展应：以信息公开为前提，以社会学相关理论为支撑，以“知识中心、学习中心、文化中心、交流中心”为功能定位。城市图书馆的引领机制包括3个层次：第一层次，良好的服务效能应是集中体现和优先领域；第二层次，城市（或城乡一体化）中心馆一总分馆体系建设；第三层次，需求、保障与服务结合机制建设。其中，应以“服务效能”引领为核心，以“信息公开”为起点。
[关键词]城市图书馆 “三支柱”认识框架 发展模型 引领作用 [中图分类号] G258.2 [文献标识码]A
当今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正处于大发展时期，城市图书馆无疑是其中最活跃的部分。一般理解，城市图书馆是由城市设立的公共图书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年我国共有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单位3219个，其中城市（含地级市、市辖区、县级市）1546个，在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单位中占比为48%；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机构数为3117个。根据上述数据可以判断，城市图书馆在公共图书馆机构数中占比与城市行政区划数占比大体相当，可以说占据了半壁江山；城市图书馆的发展及其引领作用，对整个图书馆事业意义重大。
2016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在公共图书馆分会的框架下设立了城市图书馆工作委员会，这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图书馆行业充分认同城市图书馆在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中发挥的引领作用并期待强化这种作用。为了实现城市图书馆的引领作用，就需要在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基本框架之内，对城市图书馆的特点、发展逻辑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进而明确城市图书馆能够发挥何种引领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本文试就这些问题展开初步讨论，以供业界参考。 1关于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认识框架
关于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认识框架，经典的观点有：1932年杜定友先生提出的“三要素”说，即书（包括图书等一切文化记载）、人（阅览者）、法（包括图书馆的设备、管理方法、管理人才等）；1957年刘国钧先生提出的“五要素”说，即图书、读者、领导和干部、建筑与设备、工作方法。而当前在国家把公共图书馆服务明确界定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学界、业界、法律界都在致力于把明确保障责任作为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主要路径的大背景下，基于《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的立法实践，笔者认为，需求、保障、服务是支撑公共图书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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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三支柱”。“三支柱”分别对应不同的主体，有着不同的属性和行为，具体的认识框架如下页表1所示。
就上述框架，笔者需要强调：一是无论就整体还是个体而言，公共图书馆要实现良性发展、可持续发展，需求、保障、服务“三支柱”缺一不可。需求方面，以公众人均外借公共图书馆文献的数量与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作简单对比，2015年这一比值为0.37/4.58册化，是一个有机整体，需要整体认识、统筹规划、协调推进。其中，体系化是主要方向、目标、任务，而以标准化（即8%），可大体反映公众需求巨大。保障方面，各级“十二五”期间在公共图书馆经费投入上以年均16.83%即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幅度增长，在馆舍建筑面积上年均增速也达到7.90%，但总体上仍处在“量变”阶段，并未进入“质变”阶段，尤其在制度保障方面并未突破，制度化的图书馆设置与服务保障仍然停留在县（区）以上层面，在财政投入方面也尚未出现结构性变化，人力资源投入保障方面不足也是突出问题之一。服务方面，尤其是公共图书馆主体，在已有资源条件下进行了多样化的探索实践，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十二五”期间公众利用公共图书馆人次、外借文献册次年均分别增长12.40%、14.04%。综合分析可见，我国当前公共图书馆总体呈现强需求、快发展、弱保障状态。二是新时期公共图书馆发展的4个方向，即体系化、数字化、社会化、专业为路径、以均等化为目标，尤以县（区、市）、镇（乡、街）两个层次的体系建设为重点；数字化既是当前图书馆服务的重要手段，同时越来越具备的服务主体地位，可以作为提升服务均等化水平的优先路径；社会化应理解为全方位的社会化，其中又以使命层次的社会化为核心；而专业化是公共图书馆进行专业服务的本质要求，其核心是利用专业知识、技能、方法提升服务绩效和服务能力，其基础支撑是馆员队伍的专业化水平。简言之，体系化重点解决服务覆盖面、保障水平的问题，数字化既是个体服务手段，也是解决服务体系覆盖面不足的主要路径之一，社会化、专业化可理解为以个体图书馆为主的服务广度和深度问题，四者之中以体系化为统领。三是在服务效能方面，要求图书馆在所有方向的探索、实践都需要接受检验，绩效明显并具有服务模式即专业人才、资源和方法的支撑，才可以说是可持续的，否则也仅表明进行了探索而已。当然总体而言，服务效能取决于需求、保障、服务的有效对接，而且往往是事业发展驱动机制中激发需求、争取保障的第一驱动力。在服务层面，服务效能取决于服务理念、使命定位、服务结构、服务模式、人才支撑、管理支撑等。 2城市图书馆的特点
关于城市图书馆的特点，笔者继续在需求、保障、服务“三支柱”框架内进行分析。 2.1需求支柱
在公众个体层面，城市服务人口规模大、分布高度集中、受教育程度高、文化背景复杂多元，决定其阅读能力强、阅读需求或潜在需求比较集中，但具体需求分化，对图书馆服务的需求旺盛、要求较高且呈现多元多样的特点。这要求城市图书馆提供高标准、同城化的图书馆服务保障和专业化、多样化的服务；对服务体系建设的要求由于同城化的背景而更为迫切；当然图书馆服务效率、绩效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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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体（含组织、）层面，城市的社会组织化程度较高，各种群体、组织发展迅速，成员联系活跃，对社会参与的程度较高。这要求城市图书馆拓展服务对象一从个体到包容各种群体、组织，包括及部门；拓展服务领域，从传统的阅读、学习服务拓展到公共交流服务。
在社会整体层面，社会的转型发展在城市发展中有着集中、密集的体现。这实际上构成图书馆转型发展的外部环境，或者说，图书馆的转型发展实质上源于社会的转型发展。这要求城市图书馆更多关注社会发展，不仅仅从服务区域的人口统计学即个体需求层次去规划和提升服务，而要着眼于从社会整体的层面去定位自身的发展方向、服务边界和使命功能，参与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发展。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社会阶层分化已成为社会现实和社会学界共识，十大阶层、各种群体具有各自利益访求、价值观念，因此，各阶层、群体之间的对话、交流及对公共生活的理性参与，以及共同价值观的重构，构成城市图书馆发挥公共空间、“第三空间”作用的社会基础；要求城市图书馆积极承担新文化建设、参与社会交流平台建设等新使命。从社会整体视角、发展大势看问题，城市图书馆才能自觉地体认和遵循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才具有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2.2保障支柱
就主体而言，城市的保障意识、能力都相对较强。多个城市已经开展了一系列成功实践：深圳市从2003年起率先在全国开展“图书馆之城”建设，此后东莞、嘉兴等市逐步在图书馆体系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深圳、北京、广州相继通过地方立法，上海、乌鲁木齐相继通过规章保障城市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因此，城市图书馆需要积极争取两层次保障：一是高水平的要素保障，尤其是基础性、经常性或项目性的要素保障，包括馆舍建筑、人力资源投入、经费投入等保障；二是高层次的保障，包括立法、规章、发展规划等长效保障机制，尤其要重点解决保障水平、保障标准两个基本问题，其中制度化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保障水平要从全国层面的县（区、市）一级提升到镇（街）一级，保障标准要争取与《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指标》《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等新颁国家标准衔接，并尽可能引入国际通行标准。服务保障要区别于全国范围的广覆盖、低水平的目标定位，而应定位为广覆盖、高水平。
就社会主体而言，城市的社会资源富集、市场发育成熟，有更多的社会化运营的选择。因此，城市图书馆有更好的条件推进各种社会合作，尤其在馆舍建筑、人力资源等要素投入层次。这方面城市图书馆早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即有各种探索，目前在佛山、杭州、厦门、嘉兴等城市都有非常好的实践案例。当然在市场化运营方面，目前还普遍存在配套不完善、市场主体发育不成熟等问题，城市图书馆应积极争取进一步建立鼓励社会参与保障的机制。
2.3服务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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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图书馆主体而言，城市图书馆在体系化、数字化、社会化、专业化4个方向都应能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基于需求、能力与绩效的逻辑，城市图书馆尤其是城区图书馆、城市化地区图书馆是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主体，这些主体可以更好地将公平与效率目标结合起来。佛山市禅城区联合图书馆、嘉兴市城乡一体化的中心馆—总分馆体系、东莞的集群图书馆体系都是很好的标杆。城市图书馆还要先行探索利用市场化物流体系推进均等化服务目标，这方面苏州图书馆已经开始了很好的探索。数字化方面，城市的基础设施条件好，公众家庭、个人的信息环境好，信息素养高，要求城市图书馆的数字化服务到达时间、空间、方式、受众的所有边界，并跳出传统路径依赖，与中心馆服务体系或中心馆一总分馆服务体系相对应，建设市域一体化的数字图书馆。这方面广州数字图书馆已经成为非常好的案例。在社会化方面，城市图书馆在使命、服务、支撑、管理等各个层面也都有着更充分的条件。在专业化方面，其内涵包括服务与管理的专业化，而决定性因素是馆员的专业化。城市图书馆显然有较好的条件，而且城市越大条件通常越好，城市图书馆同样应发挥引领作用。
就社会主体而言，各种主体因城市图书馆服务的包容性、用户数量的庞大、功能与设施设备条件的综合性以及丰富的公共服务机会，具有更为强烈的动力，参与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就服务效能而言，其基础是服务和管理的专业化。服务效能的评价机制，是服务目标、任务及其实现的评价机制、控制与协调机制，也是专业化水平的评价机制。随着城市图书馆专业管理水平的提升，进行效能评价的专业化水平也越来越高，指标不断细化，范围不断扩大。突出的案例如广州图书馆、东莞图书馆“十三五”规划分别提出了67项、120项效能指标，苏州图书馆提出“10个100%”跨越式提升服务效能行动计划，《嘉兴市公共图书馆中心馆一总分馆服务体系标准》提出10项效能标准。服务效能评价尤其是社会影响力评价，实际上也是改变社会观念的机制，使社会对图书馆功能、作用、影响的认知因为图书馆效能的提升而发生了很大变化，普遍认同城市图书馆对城市文化建设、塑造城市文化形象的作用；效能评价也反映了城市对文化建设、公众文化权益保障的重视程度，有利于争取不断强化投入保障，同时也有利于争取社会支持。目前，对于我国部分城市化水平程度较高并已基本实现图书馆体系化构建的地区以及已建成的主要位于城市的新馆，提升服务效能已经成为其首要任务。 综合上述分析，城市图书馆无论在“服务支柱”内的4个发展方向，还是在需求、保障、服务“三支柱”的层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良好的服务效能就成为必然的要求，这也直接呼应了发展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最终目的——提升服务水平、满足社会需求、保障公民权益。 3城市图书馆发展模型
根据前述分析，笔者可以基本建立城市图书馆的发展模型，如表2所示。
就这一模型，笔者强调3点：一是社会发展逻辑。当前城市图书馆发展的最大背景是社会转型发展，图书馆的转型发展实质是图书馆与社会关系的重构，因此，需要借助社会学相关的理论来认知、研究和指引图书馆的发展。表2所列的理念和理论都是以社会学为基础的图书馆学理论或直接就是社会学理论。近年来图书馆界重点关注过信息（或学习）共享空间建设，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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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基于传统的专业视角；又处在创客空间建设热潮中，这主要基于技术视角；而建设“第三空间”“第三文化空间”“公共交流平台”，这主要是基于社会视角来阐述的。这也是图书馆发展的3个基本逻辑，即专业逻辑、社会逻辑和技术逻辑，其中社会逻辑更多地是从问题和需求出发，是业界在转型发展期需要把握的主体逻辑。
二是4个中心的功能定位。程焕文、吴建中关于图书馆分别有“知识中心、学习中心、文化中心”、“知识中心、学习中心、交流中心”的3个中心的定位。笔者以为，就性质而言，文化中心是交流中心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因其在图书馆服务中所占的体量足够大并且与图书馆传统服务的逻辑关系更为紧密，故予以，4个中心并列。
三是作为发展策略的信息公开。笔者认为其应作为服务效能提升的前提性策略，理由包括：从行业视角，不公开如何评价服务效能？不公开如何建立最佳实践的发现、推广机制？不公开如何开展研究以促进提升？不公开如何实现与社会良性互动？而从图书馆个体视角，图书馆陆续参与推进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中，信息公开是基本配套制度之一，是作为强化公众监督机制的组成部分，也形成倒逼提升服务效能、提升专业化与规范化管理水平的机制。在更基础的意义上，信息公开是每个图书馆对利益相关方负责、构建良性社会关系的内在要求。 当然，单以行业自觉恐难以推动信息公开，必须要有外部力量的参与，而当前恰恰有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我国目前正处在信息公开的大趋势、大潮流中，各层级、社会各界已经形成信息公开的广泛共识，也明确提出了信息公开的要求。2007年颁布了《信息公开条例》，2009年财政部开始推进预算公开，此后国家陆续发布关于政务公开的文件，2016年两办《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信息公开要求，各地方也都在积极响应落实。可以说，从各级到各行各业再到图书馆，信息公开已成为潮流，并将很快成为图书馆行业的基础性、规范性要求。 4城市图书馆的引领作用和引领机制
综上所述，城市图书馆在公共图书馆行业中的引领作用应是全方位的，当然也是分层次和有重点的：
第一层次：良好的服务效能应是集中体现和优先领域，相配套的有及时充分的信息公开和面向社会的行业发展报告。
第二层次：城市（或城乡一体化）中心馆—总分馆体系建设，其中包括城区总分馆体系建设、市域数字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和市场化物流服务体系建设；城市图书馆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城市交流平台和文化中心建设；系统、规范的业务统计和绩效评价；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第三层次：需求、保障与服务结合机制建设，重点是保障机制，包括人力资源投入机制建设、需求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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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地，城市图书馆在公共图书馆行业中的引领机制可以归纳为：以“服务效能”引领为核心，以“信息公开”为起点，一方面发现标杆图书馆并推动交流推广，即识别良好的“服务效能”，再研究其背后的服务模式，进而确定标杆图书馆，再通过最佳案例、学术会议、学术论文等各种形式进行交流、分享；另一方面形成城市图书馆发展报告并及时发布，发挥整体引领作用，同时与社会建立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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