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巴尔虎旗民族文物考古概述
刘国祥 白劲松 沈睿文
呼伦贝尔草原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大兴安岭以西，由呼伦湖、贝尔湖而得名。呼伦贝尔草原是世界著名的三大草原之一，地势东高西低，海拔在650-700米之间，总面积约93,000平方公里，其中天然草场面积占80%。这里地域辽阔，水草丰美，3000多条河流纵横交错，500多个湖泊星罗棋布。自秦至清，东胡、匈奴、鲜卑、突厥、回纥、黠戛斯、室韦、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先后在此繁衍生息，发展壮大，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格局产生过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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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巴尔虎旗（简称“陈旗”）处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腹地，位于呼伦贝尔市的西北部，地处北纬48°43′18″至50°10′35″，东经118°22′30″至121°10′45″。东部和东北部分别与牙克石市、额尔古纳市接壤，东南与海拉尔区毗邻，南接鄂温克自治旗，西临新巴尔虎左旗，西北与俄罗斯隔额尔古纳河相望，中俄边境线长233公里（全系水界）。全旗东西宽约122公里，南北长约125公里，总面积21,192平方公里。
本旗地势由东北向西南逐渐降低。东半部为大兴安岭中低山丘陵，西半部为波状高平原。地貌总体上形成由东、北、西三面低山丘陵围绕的马蹄形盆地。旗内是世界唯一的纯天然草甸草原，分属9类，54个类型，总面积为17,656平方公里。有“天下第一草原”、“天堂草原”、“天鹅的故乡”之美誉。其东部属中温带性气候，其余属中温带半干旱性气候。莫尔格勒河绵远流淌在广袤的巴尔虎草原上，堪称“天下第一曲水”。
陈旗草原历史悠久，在历史上先后蕴育了诸多游牧民族。蒙元时期，铁木真奠定在蒙古草原霸主地位的阔亦田之战便发生在这片草原上。“五箭训子”的阿阑豁阿便是巴尔虎人；成吉思汗的六世祖海都的复兴靠的是巴尔虎人。清雍正十年（1732），巴尔虎蒙古人从大兴安岭以东布特哈地区迁来戍边，组建索伦左右两翼八旗。其中左翼大部驻牧在今陈旗境内。雍正十二年，又有3000名巴尔虎人从喀尔喀车臣汗部迁至呼伦贝尔，故称之前迁来的巴尔虎人为陈巴尔虎，而后迁来的为新巴尔虎。近几百年来，蒙古族的陈巴尔虎部一直于此生活，创造了独具魅力的巴尔虎蒙古族文化。
巴尔虎是蒙古族中历史悠久的一个部落，起源于贝加尔湖东岸巴尔虎真河流域，世代过着游牧生活，现今主要聚集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巴尔虎三旗、蒙古国东方省以及俄罗斯赤塔州等地。陈巴尔虎蒙古族人姓氏从血缘关系和祭敖包来区分。一个家族有姓氏兄弟、祭拜兄弟和叔伯兄弟3种[2]
。巴尔虎人认为敖包是萨满神灵所居和享祭之地，祭旗敖包和氏族敖包是巴尔虎人的重要祭祀仪式。
因为生存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差异，巴尔虎的风俗习惯除了与各地蒙古族有诸多共性外，还明显地带有自己的部落特征。这在衣食住行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都有体现。巴尔虎蒙古族原生态音乐和舞蹈，是呼伦贝尔乃至全国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陈巴尔虎蒙古族，民俗文化原始奇异、独具魅力；他们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区别于其他地区的蒙古族，是内蒙古自治区多元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巴尔虎萨满教，是巴尔虎部落民俗文化的遗存，对其民族历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极大。
陈旗遗址遗迹众多，历史文化悠久。经过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田野普查工作，陈旗共发现不可移动文物374处（图1陈旗三普遗址分布图）。其中新石器时代遗址52处，东周1处，汉代30处，隋唐1处，宋辽金32处、清代21处、时期96处、当代32处，余者准确时代不详150处。上述遗址中，国保级单位2处，自治区级保护单位2处，旗保级单位23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中又以此下遗址及所出遗物较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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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陈旗三普遗址分布图
1985年7月，呼伦贝尔盟文物工作站在陈旗东乌珠尔苏木北0.5公里清理一座细石器墓葬，随葬品可分细石器、骨器、玉器、牙器等四类，共277件。细石器中石镞最多，共存148件，分6处随葬在死者的周围，还有石刃、石钻、尖状器；骨器类有骨刀柄、骨刀、骨椎、骨矛、两端尖状器、骨片等。此外，尚有石网坠、玉璧、七件钻孔牙饰、猪牙等随葬品。1985年12月，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碳十四测定墓内出土人骨标本，其年代距今3900±80年（未经校正）。
查干道布新石器时代墓葬，位于陈旗查干道布队正北3.5公里，莫日格勒河南岸。1988年5月对该遗址进行调查，采集到石镞1件，石制穿孔珠3件，小石珠1套，石叶2件，骨匕1件，穿孔兽牙饰4件，穿孔兽牙锥2件。
在普查中发现巴彦哈达石板墓、斯格尔基石板墓群、小孤山墓群等多处石板墓群。其中要以端德海拉斯图石板墓群最为壮观。墓地分布在端德海拉斯图山谷北侧的南坡，面积多达10，000多平方米。墓地以一往南伸展的山脊为中心，修建墓葬所用石板皆采自该山脊的岩石。整个山脊仅保留了山脊线所在位置的岩石，并可见用火焚烧取石的痕迹。山脊的其他部位则被开采成一弧形的坡面。所有的墓葬便分布在该山脊线东西两侧翼。此外，在小孤山石板墓群也发现了就近以火焚石开采墓葬建材的遗迹。这些石板墓群很可能属于青铜时代的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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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1963年在完工抢救性清理发掘了6座墓葬，完工墓地是早于扎拉诺尔的鲜卑早期遗存[5]
，因其所处地理位置以及墓葬的文化因素而为学界所关注。该墓地保存着家族丛葬的制度，也见有殉葬完整马匹的风俗。其随葬品主要是骨器；陶器手制，数量种类都较少；铜器只有装饰用的铜环。1963年发掘的M1分为上下层的丛葬墓。置于下层墓底北部的一具仰身直肢的墓主人骨架，其左侧置有石镞、骨镞，西部排列陶器，头部附近还出有一件极为特殊的牛角状器。其余的二十五具不同性别的骨架，姿势不同地置于他的四周和上面。这些尸骸可能为二次葬。此外，埋在上层较为零乱的四具儿童骨架，大约也是二次葬。完工墓群的随葬品中的鬲、绢、麻、漆器等来自汉族地区，而一些铜制的小型饰具如各种式样的环、扣等，则可能是受到匈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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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乌珠尔鲜卑墓葬群是鲜卑南迁留下的重要遗存。该墓地位于东乌珠尔苏木所在地东南4.5公里，共发现10座墓葬，其中完整者4座，M8较完整，出土铜耳环2件，小石串珠2件，陶罐1件，铁镞1件，骨镞2件，骨弭2件（残），牲畜头骨1件。M5也比较完整，出土陶罐1件，串珠4件，骨坠1件，马头10个。M6出土陶罐1件，牛头1件。M2出土陶罐1件，铜鞍饰1件，铁镞1件，其他墓葬出土陶罐2件。M10出土陶罐1件，骨镞6件。该墓葬群为研究鲜卑南迁路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坐标。
陈旗还出土、征集了一些鲜卑铜牌饰，如驼鹿牌饰、铜马牌饰等，其中要以双马人面纹牌饰最[6]
具特色。2013年5月20日，陈巴尔虎旗文管所工作人员对巴镇至西乌珠尔苏木海拉尔河沿线古遗址例行巡查，经过东乌珠尔苏木海拉斯图嘎查、海拉尔河北岸台地沙化地时，在榆树丛下发现被雨水冲刷出来的一座墓葬。墓葬处于沙化地内，因雨水冲刷，水土流失已辨认不出墓坑痕迹。在沙化地内，人碎骨散落不堪，只有头骨和颈椎骨未被雨水冲刷流失，遗物均已露出地表。头骨仰视，头向西北，大部分已被牛羊踩毁，可知原为仰身直肢葬。头骨左侧放置2件陶罐，1件人面双马纹金饰置于在颚下胸前，1件金片和2粒小串珠在前额上方，银耳环1件在头骨右侧，管珠1颗在颈椎骨右侧。另在骨盆左侧上方发现1颗大串珠。在随葬品中，最为珍贵的是双马人面纹金饰件。这件饰件近乎长方形片状，整体采用捶鍱，细部则用錾刻工艺制作。长6.0厘米、宽3.0厘米、重4.5克，金含量在90％以上。其两侧纹样为双马头，朝向相背；立耳，耳后颈上有系孔；马颈部弓形凸起，鬃毛竖立，錾刻而成。马头两侧略不同，一侧平直，一侧略弧状内凹，分别象征雌雄。双马的眼睛、嘴部都以轻微的錾痕表现。马前腿弓起，关节处与下颚相连。双马身体连接处为人面纹，下端三个条状，象形双臂及身躯；底端横向相连；人面为鲜卑典型尖头、大眼、阔嘴，抽象而传神，与马的具象形成强烈反差。其背面整体呈虎头纹，似有匈奴遗风。采集的这些文物均应属于东汉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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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1995、2007年分别在西乌珠尔发现隋唐时期室韦独木棺。遗址位于西乌珠尔西9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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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一沙坑中，沙坑南距海拉尔河约5公里，北距301国道约2公里，沙坑长约2公里。1986年，呼伦贝尔盟文物工作站在陈巴尔虎旗进行文物普查期间，在西乌珠尔苏木正西10公里的沙丘中发现一处古墓群。据当地牧民反映，自20世纪60年代后就不断有零星文物出土。1995年，共清理三座墓葬，葬式均为独木棺，这种独木棺是将圆木头截成所需长度，两端各留一段，中间挖成槽，作为葬具，将尸体放入，仰面，头向北。共出土采集陶器、铁器、铜器、骨器、木器、珠饰近百件。2007年发现的墓葬位于沙坑西北侧漫坡上，棺木已暴露于地表，未发现墓口开口层位，但棺木几乎未遭破坏，人骨和随葬品保存较好。从沙坑断面分析，墓底距地表约2-3米左右。墓葬为竖穴土坑墓，葬具为独木棺，方向北，棺盖塌陷，墓主人为成年男性。骨架除面部腐烂外，其余保存完好。出土有蒙于脸部的纺织物，右侧顺置桦木弓、桦皮囊、小腿上放马鞍，伴有残铁器碎块出土。弓及马鞍已残，箭囊较完整。
辽金时期十分重视其边陲地区，加强了对呼伦贝尔地区的军事管辖。陈旗辽金时代的文物古迹以古城居多，共发现古遗址10处。其中古城及界壕遗址7处，古墓葬3处。“金界壕”、浩特陶海古城皆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前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由北方游牧民族修筑的“万里长城”。后者是呼伦贝尔市最大的辽代边防城，据考证是辽代的“通化州”。
陈旗境内的金界壕遗址是呼伦贝尔北部金代古长城一段，位于陈旗北部边界关渔场附近，渔场东西两侧各有一段，每段呈弧形，全长22.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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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特陶海古城位于巴彦库仁镇东南15公里处，浩特陶海牧场驻地西侧，海拉尔河北岸。其城墙土筑，周长1918米，基本呈方形，东墙长484米，西墙长479米，南墙长473米，北墙长484米。有南、北二门，门外有瓮城，四面墙筑38个马面，四角均有角楼，城内有多处建筑遗迹，大都在北半部。现较清楚的有东、西两个院落基址，东院为方形，边长43米，内有三处房址。西院长85米，宽50米，内有5处房址。采集遗物多为辽代篦纹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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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日道布辽代棺椁墓群是迄今所知呼伦贝尔草原辽古研究中最重要的墓葬。该墓地位于陈旗巴彦库仁镇东2公里的哈日道布东南坡，南距301国道200米。随葬品主要有陶罐、陶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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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坠、带扣。银器有银壶、银碗、带扣、带饰、带箱、坠链；铜器有铜镜、带扣、椭圆形带銙、皮囊、箭囊饰、坠吊环、耳坠。铁器有腰刀、铁链；木制品有木碗、饰件、弓和箭杆；皮制品有箭囊、弓囊、金银饰皮带革、银饰皮带革、鎏金铜皮带革、靴子。另外，还出土了一些纺织品。其中M1为大型木质棺椁墓，在呼伦贝尔地区尚属首次发现。该墓主人金丝边绿化紫地袍外系金带，应为相当于五品之上的辽代。
2009年8月，陈旗文物普查队在东乌珠尔苏木海拉图嘎查松树林东侧，高岗上一凹地内发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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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清代四品武官墓。墓葬处于私家草场内，石碑在墓葬后方倒地，雨水冲刷导致棺木露在外。棺木大部分已损，其上彩漆图案已剥落。棺盖大致可辨为三角形起脊状。墓葬为竖穴土坑墓，葬式为仰身直肢葬，头向朝北，墓主头戴1顶缎面便帽，1顶官帽置于头骨右侧，胸前戴有1串朝珠，身上服饰共四层。此外，别无其他随葬品。从所出官服来看，墓主应为四品副参领、亦或佐领级武官。以牙齿、颅骨等综合判断，墓主年龄在65岁左右。其墓碑于松树林附近发现，三普时曾名为“那日斯图石碑”，现存陈旗民族博物馆。碑文为：“武官碑—敕封—协助掌印□之墓”。因此，可认定该墓主是清朝光绪年间就职于呼伦贝尔副都统门堂司的一位四品副参领、佐领级武官。该墓葬被评为全区“二十大考古新发现”。
如上所述，呼伦贝尔草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族都在这里孕育、成长、壮大。鲜卑迁到陈巴尔虎草原留下“完工墓葬”和“东乌珠尔墓葬”，从所出文物可见当时鲜卑人除了带有游牧民族的特点外，已接受了中原传统礼俗和文化的影响。13世纪初崛起的蒙古族在公元7世纪左右出现于唐代史籍，称“蒙兀室韦”。在《旧唐书》中就留有额尔古纳河东岸，即今额尔古纳市境内生活着“蒙兀室韦”的记载。1985年，呼伦贝尔地区室韦墓葬的发现，为解开室韦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陈旗西乌珠尔室韦墓群，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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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史料，根据葬具、葬俗及出土遗物考察，西乌珠尔墓葬应属于原蒙古人即室韦人的墓葬。其随葬陶器主要以细泥轮制陶为主，做工细致，火候较高，并饰以滚轮压印梳齿纹，同时还有手工制作的陶器，反映了墓群自身的特点。1988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实验室对M2木棺样品做C14测定，其年代为距今1315±50年（公元635年±50年），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1250±55年，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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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70年左右。西乌珠尔墓地的发现，为研究室韦的丧葬习俗提供了客观依据，可补历史文献记载之不足；其独木棺的发现，则为蒙古皇族独木棺葬具形制找到了直接源头。
西乌珠尔墓葬的年代约为公元7-8世纪，正值蒙兀室韦从原住额尔古纳河以东和黑龙江上游以南迁到达赉湖附近，其文化内涵与谢尔塔拉墓葬存在较多共性，应属同一考古文化，当为谢尔塔拉文化的早期遗存，而谢尔塔拉墓葬，则为该文化的晚期遗存。它们共同代表了7-10世纪活动在呼伦贝尔草原的室韦遗存，对以巴彦库仁为代表的辽代墓葬产生直接影响，成为呼伦贝尔草原古代游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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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考古学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旗草原发现的这批珍贵文物，为研究室韦的历史以及探索蒙古族的起源提供了考古实证资料，对于构建呼伦贝尔草原古代游牧民族考古学文化体系，推动中国东北边疆地区考古与历史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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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单独成立陈巴尔虎旗。1949年，陈旗成立，归呼纳盟管辖，下设6个苏木。1954年，旗改称旗人民委员会，归属呼伦贝尔盟，下设4个苏木。1957年建巴彦库仁镇。1980年改称至今。1990年，设2个镇、8个苏木，驻3个国营农牧场。2009年，全旗辖4个苏木、3个镇、3个国营农牧场、1个自治区级工业园区。陈旗民族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居多数，包括鄂温克、达斡尔、俄罗斯、维吾尔、鄂伦春、柯尔克孜、朝鲜、锡伯、回、满、苗、畲等14个民族。 [2]
陈巴尔虎姓有18种：1.胡日拉德；2.额热根；3.西日奴德；4.都古拉格钦；5.吉乐贺莫格；6.乌力扬汗；7.哈西奴德；8.乌力雅德；9.西莫西德；10.哈日图乐；11.巴金达日；12.噶巴西古德；13.包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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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14.胡布图乐；15.陶布求德；16.贵乐格钦；17.奇布钦；18.哈日奴德。 [3]
王成《呼伦贝尔东乌珠尔细石器墓清理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第1期，页4-10。 [4]
潘行荣《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索木发现古墓葬》，《考古》1962年第11期，页590-591；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第6期，页273-283。 [5]
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77年第5期，页42-54。潘玲认为完工的年代为西汉中期，以东北土著文化为主，受到较多匈奴文化的影响。详所撰《完工墓地的文化性质和年代》，《考古》2007年第3期，页78-86。乔梁《鲜卑遗存的认定与研究》，《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商务印书馆，1999年，页483-508。 [6]
白永才等《陈巴尔虎旗发现罕见“人面双马纹”鲜卑贵族金饰件》，待刊。 [7]
白劲松《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古墓清理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年第2期，页144-151；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古墓葬调查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年第2期，页75-79。 [8]
该沙坑由于经常有墓葬暴露于地表而被当地人称为“鬼坑”。 [9]
李逸友《内蒙古古代城址的考古研究》，载《中国考古学会第八次年会论文集·199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8月，页175-183。 [10]
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陈巴尔虎旗文物管理所（陈凤山等）《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巴彦库仁辽代墓葬清理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4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12月，页267-279。 [11]
白永才《清代四品武官墓》，待刊。 [12]
赵越《论呼伦贝尔发现的室韦遗迹》，载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页598-600。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五）·ZK-2232》，《考古》1988年第7期，页659。 [14]
刘国祥、白劲松《论谢尔塔拉文化及相关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海拉尔谢尔塔拉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6月，页7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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