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２７卷第３期２００６年５月
云梦学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Ｙｕｎｍｅｎｇ
Ｖｏｌ．２７，Ｎｏ．３Ｍａｙ．２００６
失败的追寻：乔治・奥威尔的《１９８４年》解读
张广勋汤卫根
（湖南理工学院外语系，湖南岳阳４１４００６）
摘要：乔治・奥威尔的《１９８４年》是一部结束西方传统乌托邦小说的反乌托邦小说。主人公温斯顿对“真正的人的生活”的追寻与幻灭过程体现出奥威尔对传统乌托邦小说叙事模式的，籍此可以说《１９８４年》是反人文主义对人文主义的突破，是反乌托邦对乌托邦的解构。
关键词：《１９８４年》；反乌托邦；追寻；叙事结构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６３６５（２００６）０３－０１０１－０３
乔治・奥威尔的《１９８４年》（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Ｅｉｇｈｔｙ－Ｆｏｕｒ，１９４８）是“一部结束西方传统乌托邦
［１］
小说的反乌托邦小说”。对于反乌托邦小说，侯维瑞在《现代英国小说史》中曾作过简明界定。他认为“当一部作品对未来世界的可怕幻想替代了美好理想时，这部作品就成了‘反乌托邦’或‘伪乌
［２］
托邦’讽刺作品”。由此界说，我们可以见出反乌托邦小说与乌托邦小说间的对立关系。二十世纪上半叶，反乌托邦小说在西方世界盛极一时，而乌托邦作品则渐行渐远，终归沉寂。这种此消彼长的现象当然与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科技的进步、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肆虐等动荡变幻的社会现实，以及身处这种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知识分子对未来的悲观失望密不可分，但乌托邦文学内部结构的被当是其衰落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本文试图运用法国符号学家格雷马斯的叙事理论对《１９８４年》这部反乌托邦经典之作的结构加以分析，并探讨该小说对乌托邦文学发展的影响和意义。
格雷马斯认为在小说的叙事模式中存在三组二元对立的行动素，即主体／客体，发送者／接受者，帮手／对手［３］。这六种角色的结构关系可以用图表示：
发送者帮手
客体主体
接受者对手
送客体给接受者，主体追寻客体，在追寻的过程中得到了帮手的帮助和对手的阻挠，并且在该结构中，各种角色可以重叠和转换，如接受者同时也可能是客体，发送者可能是对手，而对手也有可能成为助手，反之亦然。
在《１９８４年》中，主体无疑是温斯顿・史密斯，他的名字（温斯顿）与当时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相同；史密斯则是英语中最为常见的姓。小说中温斯顿３９岁，可以推算出他出生在１９４５年。由他的姓名和年龄可以看出他正好代表二战后出生的一代英国人，但他的个人身份是模糊的。除了名字外，他不过是一个符号，电幕中的女教练就叫他６０７９，对于他的过去，我们所知很少，小说只讲叙了他童年的片断经历，而且这些片断还是在他梦中浮现出来的，是真实还是虚构都很成问题。在小说最后，甚至他本人也认为有关童年的记忆是假的。至于他的成长经历，更是一片模糊，有论者认为温斯顿代表了二战后成长起来的寻求灵魂的现代人［４］。
温斯顿的帮手和对手并不确定，彼此间甚至发生了转化。在小说的第一部分，温斯顿认为朱莉亚是他的对手，而朱莉亚的行为也似乎印证了他的设想。她监视、跟踪温斯顿，甚至让温斯顿动了杀机。可随后情节发展出人意料，在小说第二部分，她由对手变成了助手，正是因为朱莉亚的爱情和关心，温斯顿才逐渐恢复健康，增强了反抗的力量。与之相反，在小说前两部中，核心党成员奥布赖恩和杂货店老板查林顿先生都是以助手的身份出现的。奥布赖恩似乎理解他，介绍他加入反“英社党”组织
这一图表说明了小说叙事的基本模式，即发送者发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２－１５
作者简介：张广勋（１９７６－），男，山东微山人，湖南理工学院外语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
，男，湖南汨罗人，湖南理工学院外语系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和西方戏剧。汤卫根（１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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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会，还派人给他送反英社党的宣传材料。旧货店老板查林顿先生表面上也在帮助他，满足他追怀过去的思想，低价出售给他过去年代的精美笔记本和玻璃镇纸，同时还租给他小阁楼，以方便他与朱莉亚的约会。然而在小说第二部结尾，人物角色突然发生逆转。查林顿先生带人包围了小阁楼，逮捕了他们，将他们送进了友爱部，这时候温斯顿才意识到查林顿先生原来是自己最为惧怕的对手———思想，奥布赖恩则更是直接参与和领导了对他的折磨和改造。总的来说，在小说叙事中，敌手和帮手不再像传统乌托邦文学中那样分明，而是处在了一种混乱的状态。
再看发送者和接受者，在小说中，发送者不止一人，发送的信息也不止一种。第一类发送者主要是温斯顿的母亲。她在温斯顿童年时就已失踪，而她发出的信息则要等到温斯顿成年以后才收到，这中间不知延宕了多少年，甚至信息的准确与否也很难确定。第二类发送者是奥布赖恩和查林顿先生，温斯顿多年以前就在梦中收到了奥布赖恩发出的
信息：“我们将在一个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５］
。不过，他错误地理解了这一信息。
在小说中，温斯顿不仅是一个不成功的接受者，同时也是一个失败的追寻者。他要追寻的客体是模糊的。通过温斯顿母亲所发出的信息，温斯顿开始追寻过去，一个真实的未经涂抹的过去。首先，他希望通过梦和记忆来找寻过去，但是最后他本人已对他的梦和记忆都产生了怀疑。其次他想通过保存过去的物品以唤回对过去的回忆，于是他经常光顾查林顿先生的旧货店，买一些旧物。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旧货店老板查林顿先生竟然是一个思想，温斯顿希望得到以之反抗对手的东西原来始终在对手手中。这点尤其表现在他对过去民谣的追寻上，为了得到一首完整的歌谣，他几乎问遍了周围所有的人，而最后他以为可以代表过去真实历史的民谣却是由奥布赖恩完整地背诵下来。
在对《１９８４年》的叙事模式进行了初步分析后，我们试着借用格雷马斯著名的符号矩阵对《１９８４年》的性再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解读。
格雷马斯关于文学的符号矩阵理论来源于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命题与反命题的诠释。他认为意义常常产生于两组相互关联的对立项中，并可以
之来解释文学，结构世界［６］。在格雷马斯看来，假设
Ａ和Ｂ是逻辑学上的对立项，那么在此之外，还有与Ａ矛盾但不一定对立的非Ａ，与Ｂ矛盾但不一
定对立的非Ｂ，那么就有了这样的关联：Ａ和Ｂ、Ａ
和非Ａ、Ｂ和非Ｂ。若以反Ａ代替Ｂ，由此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以Ａ来表示不同关系的符号矩阵，即
格雷马斯认为这是一切意义的基本细胞，语言和语言以外的一切“表意”都是采取这种形式。美国文论家弗・杰姆逊认为格雷马斯叙事分析的关键之处在于必须从有意义的现象入手，由表及里，寻得现象之下构成意义的微观原子或分子，并指出其作用。他说：“每一个符号都是由符号素组成，我们就是要把这些符号分解成为这种构成性符号素，构成
性分子”［７］。
在《１９８４年》中，大洋国的社会结构是由三类人组成的，即核心党、外层党和普罗大众。普罗即无产者，他们虽然人数最多，却居于最低层，生活条件极为恶劣，精神状态也很麻木、愚昧。他们像牲口一样过活，奥布赖恩说他们不是人。这里我们可以将普罗称之为“非人”（ｎｏ－ｈｕｍａｎ）。与之相反，以老大哥和奥布赖恩为代表的核心党成员则是大洋国社会结构中的最高阶层，他们统治着整个国家，以残酷暴力来反对者。他们有权有势，生活奢华，但他们却没有爱，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情，有的只是对权力的狂热崇拜，对他人的仇恨。他们虽然是人，却扼杀了人类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如果说普罗是“非人”的话，那么可以说核心党成员
则是“反人”（ｉｎｈｕｍａｎ）
，他们具有人性中恶的特征，是与人类文明或文化相对立的东西，也许应称之为“反文化”的东西，可以看作是“反文化”文化的产物。
再来看小说主人公温斯顿，他是外层党员知识分子，属于“非人”和“反人”两阶层的中间位置。根据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从逻辑角度来说适合于温斯顿的一项应该是“非反人”（ｎｏｎ－ｉｎｈｕｍａｎ），而英文里正好有一个词ｈｕｍａｎｅ，意即富于人性的、人道的、人文的、促进文明的。再来看温斯顿，他具有很多人文主义特征，喜欢传统，喜欢镇纸及过去的器物，梦想回归到富有人文主义色彩（ｈｕｍａｎ－ｉｓｍ）的“黄金乡”。他在睡梦中醒来时，嘴里还念着“莎士比亚”的名字。而且温斯顿・史密斯和威廉姆斯・莎士比亚的简写都是一样，为Ｗ．Ｓ．。伊安・威特更是认为他坚执于人文主义的最初立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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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理念，是西方最后一个人文主义者［８］。将其置
于“非反人”的位置，还是适当的。
如今我们已经找到了反人、非人、非反人三项，那么“人”这一项何在呢？这里，我们认为，人，真正的，自由存在的人在该小说中是不在场的，是缺席的。小说中没有哪一个人物可以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人。真正的人的缺席正是本书的寓意所在，也是该小说能让人读罢不知觉而深感恐怖的原因。现在，我们可以根据以上分析为该小说列出这样一个符号矩阵了：
这一矩阵清晰地显示出我们前面所分析的追寻主题。在大洋国这个险恶的社会中，温斯顿感觉到其
本身的存在存有某种缺陷，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生活，于是他四处流浪，试图寻找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在他的追寻过程中，他接触到两种不同的人的生活：一种是普罗的非人生活，他们物质匮乏，地位卑贱，虽有人的自然本能和生命力，却为极权统治者所愚弄，无丝毫自由权利可言；另一种是以奥布赖恩为代表的反人生活，他们奢华无度，却又狡诈残酷、狂热地追求绝对权力。这两种生活方式都不是人类理想的生活方式，而是表现了人类的堕落。在由人到“非人”的堕落中，普罗失去了个体的自由，生活在一种无知和混沌的状态中，只余下了劳动和爱欲的本能。而由人到“反人”的过程中，奥布赖恩们得到了极端的权力，却失去了人与人彼此间的美好情感，不再有亲情、友情和爱情，只有恨、狂热和施虐的欲望。显然，这两种生活方式都不是温斯顿所向往的。他所追寻的是梦中黄金乡里的生活，一种人文主义的生活。
相对于温斯顿所追寻的人文主义生活，我们可以把普罗的生活看作一种自然的文化，而奥布赖恩们的“反人”生活则是一种“反文化”的文化，是一种否定性文化。温斯顿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希望以人的理性和本质来反抗这种否定性的文化，他却没有意识到他所反对的“反文化”的文化正是他所赖以反抗的理性主义所发展的极至。自然，他的反抗注定要归于失败。最终他不仅没有寻得人类生存的真正意义，反而在“反文化”强大的理论说服和暴力压迫下，被改造成了大洋国的“新人”。由此，
该符号矩阵也发生了转变：
此符号矩阵的转变不仅清晰地再现了温斯顿追寻的幻灭过程，同时还凸显了《１９８４年》的意义。该小说实际上显现了反人文主义对人文主义的突破，反乌托邦对乌托邦的突破。
索绪尔曾以象棋来隐喻语言，指出虽然在现实世界中人们所下的每一盘棋都绝不相同，然而象棋的那套抽象规则和惯例却超越每一局棋而稳定存在［９］。与此相似，乌托邦文学也有其独特的规则和
结构。自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出现以后，乌托
邦文学在西方文学史上最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类，有了自身独特的法则和规范［１０］。后来的乌托邦作者，如要创造出一个乌托邦世界来，他们就无法回避这一独特文类所内蕴的结构和规范。而他们的创作，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一独特文类的范式和特征。对于这种稳定存在的结构，单是外部的攻击可能难以影响其根本，然若对其内部形式进行改写，以夸张、荒诞化和反讽的技巧将其价值和观念加以和解构，如此一来，这一独特文类的终结将为时不远。作为一个追寻的故事，《１９８４年》显然是对那些追求理想、追寻人间天国的乌托邦文学的巨大，它在本质上是反追寻模式的，是对乌托邦模式的滑稽模仿。在此意义上，可以说《１９８４年》完成了从《我们》和《美妙新世界》之后的对乌邦托小说的最后一击，宣告了乌邦托小说的终结。此后，人类想象的未来不再是田园牧歌式的乌邦托，而是恐怖重重的恶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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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余三定；责任校对杨年保］
ＯＮ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ＯＦ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ＩＴＹＭＵＳＩＣ
ＬＩＵＱｉｎｇ
（ＭｕｓｉｃＤｅｐｔ．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ＹｕｅｙａｎｇＨｕｎａｎ４１４００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ｅｉｔｈｅｒｏｎｇｏｉｎｇ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ｐａｒｔ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ｅｔｈｎｉｃｓ，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ｉｎｔｈ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ｍｏｄｅｒ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ｔｏｅｘｐａｎｄｔｈｅｓｃｏｐｅｏｆ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ｔｏ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ｉｔｙｍｕｓｉｃ．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ｃｉｔｙｍｕｓｉｃ
（上接第１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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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余三定；责任校对杨年保］
ＴＨＥＦＡＩＬＵＲＯＦＰＵＲＳＵＩＴ：ＡＲＥＡＤＩＮＧＯＦＧＥＯＲＧＥ
ＯＲＷＥＬＬ’Ｓ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ＥＩＧＨＴＹ－ＦＯＵ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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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ｎ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ＹｕｅｙａｎｇＨｕｎａｎ４１４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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