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起因初探

作者：王显非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12期

王显非

（黔西南州广播电视大学，贵州 兴义 562400）

摘 要：“玄武门之变”发生于公元625年7月2日（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庚申日），发动者是当时仍为秦王的李世民，这场大规模的流血性政变，使初唐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清除了竞争皇位的劲敌，成功地奠定了其继承大统的基础，继而才有鼎盛繁荣的贞观之治。“玄武门之变”既能抢在李元吉进一步瓜分其兵权之前，先下手为强，完好保存保留自己的实力，直接解决李建成与李元吉这两个皇位竞争者；又能彻底斩断李渊的退路，逼迫李渊立他为唯一的继承人。可见，“玄武门之变”的发生其实是李世民高明的“一石二鸟”之计。

关键词：玄武门之变；李世民；起因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2）12-0019-03

古往今来，众多历史研究者对“玄武门之变”抱以浓厚的探索热情。虽然也有人对李建成的遭遇表达质疑与同情的态度，但是大多数人对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行为表示理解和赞赏[1]。“玄武门之变”震撼了整个唐王朝，这场政变是典型地用鲜血换政权范例，也是众多夺嫡事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之一。

在李渊谋划着推翻大隋王朝之时，李世民也在充分展现出其优秀的才智谋略。自李渊造反成功，成立了唐王朝之后，李世民在民间也拥有着极高的声望与拥护。正因为李世民的名望日渐高涨，引起李渊的忌惮顾虑，激发李建成与李元吉两兄弟的妒恨排挤。李渊对三子之间的态度犹豫不决，也令朝廷势力的矛盾加深，从侧面激化了李氏兄弟之间的争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玄武门之变”的发生是合情合理的。

一、“太白经天”是“玄武门之变”的导火索

李渊初登大宝，唐帝国的政治根基还未完全稳固，不说外有隋朝余党暗中滋事，单单是唐朝内部的政治机构都没有达到真正的一统，内部存在着激烈矛盾冲突，并有越演越烈的趋势。“玄武门之变”虽然是所有突出矛盾激化后的表现，但也是当时唐王朝内部矛盾最后的终结。而“太白经天”就是这场浩大政变的导火索。

古人由于对自然科学的认识有限，自古便有“神鬼之说”，在封建思想的影响之下，基本都存在着“君权神授”的思想意识。在“玄武门之变”发生之前，曾出现过两次“太白经天”的天象，分别在六月初一与六月初三。人们对异常的天象无法做出确切的解释，便认定为天意另有所示，“玄武门之变”则发生在六月初四。李世民本身就有夺取皇位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除掉自己的兄弟李建成与李元吉一党，双方早就在暗中呈现争斗之像。在“太白经天”第一次出现之时，双方就在加紧彼此的制约。高祖皇帝李渊又曾有“建成、元吉与后宫日夜婚诉世民于上，上信之，将罪世民”的想法，尽管最终没有答应处决李世民，但也让李世民明白李渊也是想借李建成的势力制服自己，从而维持局面的平衡，或者说帮助李建成增强实力。另外，李建成在策反秦府的过程中，将李世民一党的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段志玄等主要参谋人才借各种缘由驱逐，意图就在削弱李世民党羽的势力。凭突厥南下的契机，李建成把李世民执掌的兵权夺回，交与李元吉，导致双方弩张剑拔的形势进一步加剧。而李建成

的种种行为，其实都是在李渊的默许之下进行的。“太白经天”第二次出现之时，具体位置正好是秦王李世民所掌握的地域范围内，虽然无法考究实际天象如何，但是这对于深信“天命所归”之说的百姓看来，绝对有利于笼络人心，也有利于李世民借由这个理由说服众人，自己夺取天下是天意安排的使命。

或许“太白经天”的出现只是巧合，但是却对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具有重要意义，其一，是借助“太白经天”的说法，为自己积攒民心；其二，是使李世民获得更多的时间用于申辩，虽然“淫乱后宫”的罪名没有真凭实据，天象确是真实存在，而李渊动了杀机是不可否认的，李世民转移李渊的注意力，就能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时间。也就是说，如果李世民还不发动“玄武门之变”，那么这张政治争斗之中，自己就有可能是输家[2]。为求自身安全，也为了借机除掉李建成与李元吉这两个政敌，在形势的驱使下，“玄武门之变”势在必行，并且必须一举成功。

二、李建成对李世民势力的打压是直接原因

李渊登基不久，就立了李建成为太子，将其作为自己的人重点培养。为了使李建成能够有治国的雄才伟略，李渊可以安排许多国家要务大事给李建成，还曾经下令“非军国大务,悉委决之”。此时的李世民忙于在战争中建立自己的势力，并没有在朝堂之上过于崭露头角，而是私下用各种秘密的方法招贤纳士。因此，李建成并未觉得李世民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两方的矛盾仍然是潜伏状态。

大约是在武德五年起，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并且已经处于公开的状态。于是，李建成为了巩固自己的太子地位，开始采取一些的积极措施，对李世民的势力进行打压。

1.同意谋臣提议，开始注重培植自己的势力。李建成之所以觉得李世民的势力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主要是武德五年时，全国的统一战争即将落幕。李世民在战争中立下不少军功，并且拥有自己的军事势力，也积累了不少的民望。李建成麾下谋臣魏征意识到事态发展的趋势，便与王珪一同献计，希望李建成亲自出征，一来是发展其在军营中的势力；二来也可安抚刘黑闼，亲自将河北一带平定下来，以增长其在民间的威望。

2.博取朝堂支持。李建成还借由后宫中的支持，博得“东宫慈爱”的好名声，积极争取朝堂的支持，得到斐寂、封伦等朝堂重臣的拥戴，培养长林兵。

3.积攒巩固自身势力后，逐渐削弱李世民势力。李建成曾经表示过：“秦王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成其篡夺之谋耳。”李世民在沙场征战的过程里，掌握的是帝王最为忌讳的军权，而由此逐步延伸培养出来的势力环环相扣，织成庞大的权势之网，李建成不可能在知道其有此资本之后，还任其发展。所以，李建成在自己的势力逐渐成形之后，便不遗余力地削弱李世民的势力。首当其冲的便是清除李世民身边的党羽。李建成得到李渊支持，将房玄龄、杜如晦等李世民的重要谋臣一一借故驱逐，不经允许不得私自会面；意图收买尉迟敬德，未果，则将其调离李世民身边。其次，进一步削弱李世民的军事实力，企图瓦解其在军营中的势力。遂于武德九年，李建成以突厥寇边之乱为契机，在李渊默许后，令李元吉为元帅，所用兵马皆从李世民的兵马中征调，以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所以，在洞悉李建成所为用意之后，李世民只有发动“玄武门之变”才能自我保全，他很清楚，若非先发制人，一击即中，那么他日必定会沦落到“我为鱼肉，他为刀俎”的地步[3]。

4.抱以克制的态度对待李世民。虽然说争夺权势是封建统治阶级常见的戏码，其中更不乏各种血腥残暴的事件，但是，李建成并没有效仿前人，反而在这场夺嫡之争中对李世民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李建成在削弱李世民势力的过程中，有很多机会能将其彻底除掉，不过，李建成都没有应用过于极端的手段，而是尽可能地防止骨肉相残的局面发生。有史料记载，李

元吉和谋臣魏征都曾谏言，请李建成将李世民杀害以绝后患，但是李建成都没有同意。其实，如果李建成当机立断，或许最后也不会给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机会了。李建成之所以犹豫不决，历史学家们研究出几个原因：其一，李建成性情本属于敦厚，不忍看到兄弟相残的血腥局面；其二，李世民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个经世之才，如果李建成顺利登基，那么李世民可以为大唐做出不小贡献，所以不宜彻底瓦解秦王势力，也不宜将矛盾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其三，李建成知晓李渊重视封建纲常礼教,同样不希望看到骨肉相残的局面，李建成对李世民手下留情，既能显示其太子气度，又能博取父皇的青睐与支持。

三、李渊对李世民的态度是间接原因

李世民与李建成之间的夺嫡之争，其父高祖皇帝的态度是事态发展的关键。李渊对李世民的态度发生转变，转折点就是东都之役。如果说东都之役之前，李渊的犹豫不决，只是为了调和二子之间的矛盾，维持相互平衡的局面的话，那么在东都之役之后，李渊就很明显地偏向李建成了。

许多史书都有记载，太原起兵真正的催动和策划核心是李世民与其谋臣，李渊本身处于被动的状态。但是，也有记载说李渊允诺李世民太子之位，而后却食言而肥。且不论这些史料是否完整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况，但都反映出李世民确有谋略，顺理成章为其谋害李建成与李元吉兄弟、发动“玄武门之变”的举动做下铺垫。若不问李渊为何最后没有立李世民为太子，但是他对自己的二子还是很器重的。在太原起兵到李渊称帝，整个过程里，李渊分配给李建成与李世民的任务都是平均的。而后按照封建礼教传统制度“立嫡以长”，封李世民为秦王，在天下人看来都是最理所当然的安排。

可是，李世民心气极高，才华极好，本就不是个甘做臣子之人。他在东都之役之后，凭借赫赫战功更加骄傲自大起来，居功自傲，这不仅仅使李建成感受到他的威胁，也同父皇李渊之间产生了矛盾与隔阂[4]。所谓“功高震主”，即便那个主是自己的父亲，也不能容忍自己的威严受到挑衅。更何况，李世民以洛阳为核心，开办了“开文学馆”，拓展得非常迅速，这对朝堂之上的皇帝李渊来说，并不是其乐于看到的局势。曾有典籍记载，李渊说：“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可见，李渊对李世民手握大量兵权极为不安，但是兼顾着大局也没有立即对李世民的行为动用手段制止。李渊不拿回兵权的原因，一是对皇位有所觊觎的不仅仅是李世民，李建成同样也希望强大自己的太子势力，故而用军功至伟的李世民制约李建成，以维持整个局面；二是李世民性情刚烈，绝不是甘心被压迫而不反抗的人，如果李渊采取强制性手段的话，有可能适得其反；三是全国的统一战争此时并没有完全平息，大唐仍然需要李世民作战指挥，这也应该是李渊考虑的最重要的原因。

虽然李渊没有对李世民采取非常手段，但是父子之间还是生出了隔阂，这从李渊对李世民的态度转变便可发现：李渊利用李元吉牵制李世民，分掌军中政权；对于李建成与李元吉打压李世民的行为，李渊采取了默认和支持的态度，这意味着他对李世民当时拥有的势力已经感到威胁，故而借用的手削弱李世民的实力。

综上所述，在当时的形势之下，对李世民来说，发起“玄武门之变”是具有必要性的。他之所以能够一击即中，除了李世民自己多年来积攒的势力之外，李建成的麻痹大意和过于自信，也给了李世民反击的契机。所以，“玄武门之变”既能抢在李元吉进一步瓜分其兵权之前，先下手为强，完好保存保留自己的实力，直接解决李建成与李元吉这两个皇位竞争者；又能彻底斩断李渊的退路，逼迫李渊立他为唯一的继承人。可见，“玄武门之变”的发生其实是李世民高明的“一石二鸟”之计[5]。

参考文献：

〔1〕王炎平.关于李渊、李建成、李世民相互关系的几个问题──评玄武门之变的是非[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125-126.

〔2〕李英祥,尹春明.唐玄武门之变初探[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110-112.

〔3〕洪海安.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看“玄武门之变”[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37-139.

〔4〕刘树友.再论李渊在玄武门之变中的态度[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3)：102-103.

〔5〕葛剑雄,周筱赟.玄武门之变推测[J].领导文萃，2010，(10):167-169.

（责任编辑 张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