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历史教育

也许，我的成长经历正是我那个年代那个地方很多人共同的经历。且不要说灵通、聪慧，连起码应该构建的知识体系都不曾有。脑海中留下的只是一些简单的概念。而今，当我站在讲台上“传道、授业、解惑”时不得不思考：我真正接受的历史教育应该从什么时间开始呢？或者说我基本弄明白“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在什么时期？

我真正接触并走近历史学科是在大学期间，严格说是大学的后期。19年我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地区最高学府，一所师范专科学校，所学专业是政史，既有政治学科也有历史学科。这是个很年轻的系，成立刚满一年，我是这个系里招收的第二届学生。当时，教我们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所有老师中除了一位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还懂得进行研究的梁老师外，其余都是省级师范院校新毕业的青年教师。师资力量并不雄厚。可能是受年龄和学术功底的制约吧，年轻的老师们只能是把教材解读一遍，我们也只能是在老师的引导下再度背书，像高考前那样。背书，背书，背书。背书的主要目的是考高分得奖学金。我还有个愿望就是看能否通过取得高成绩获得被保送进省级重点本科大学深造的机会。

说实在的，在专科学校的两年里，我花在学习历史方面的精力的确很少，这也是直到现在我在《中国古代史》和《世界上古中古史》方面比较薄弱的主要原因。当时，我对史学方面的资源涉猎很少，也没有什么理解。我和我的同学最有效的学习方法就是在距离考试前一个月开始背书、背笔记。背的真累啊，为了让好几本几百叶厚的教材中的主要观点停留在头脑中，我竟然有一次休克在了《世界近代史》前。当我直挺挺摔倒在床边的声音惊醒了熟睡在床的一位舍友时，也就基本奠定了我进入本科大学校门的基础。休克换来了学业成绩上绝对优势，无人超越。

专科学校的两年里，我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博览群书”上。因为有了少年时对读课外书的喜好，再加上因生活空间的偏僻与闭塞而造成的孤陋寡闻，我贪婪地出没于学校图书馆，即使读不懂也要每次借一摞书。受一位师兄的影响，我凭着简单的阅读能力走进了《读书》杂志，其实里面的绝大多数文章不是我能够看明白的，更谈不上理解什么。正因为没有读懂，致使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十分留

心且垂爱《读书》杂志，并收集了几十本现在还放在自己的书架上。可能是所学专业的影响吧，文史哲方面的内容充满了我的学习时段和生活空间，所读内容大多都一知半解或不解。都是由于不懂读书的方法而不会读书使然。系主任总觉得我和他原初的判断有大相径庭之处。若干年后当他提起这件事时，我才知道他当时招生时主要相中了我一米七九的个头，凭主观判断我是个打篮球的好苗子。哈哈，出乎意料的是我不但没有打过篮球，更不具有尚待开掘的因子，身体运动起来十分不协调。我最大的特点就是学习和读书。系里研究决定将供老师研究、备课用的资料室向我开放（唯一有此殊荣的学生），每周借书不限量。我的很多对世界的比较理性的认识都是从那个时候的那个空间里开始的。

很长一段时间，我痴迷上了读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和中外哲学史。学校团委和系办公室联合成立了一个“马列原著读书协会”，我不但积极踊跃的参加了，而且被当选为第二任理事长。当时何等光荣啊，这不仅是地位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对你的学识的评价。同学们戏称第一任理事长师兄为“黑格尔”，嘲弄我为“费尔巴哈”。当时听起来觉得还是很有美滋滋的舒服感。有时候觉得来自老师或同学的这种在学习方面的认可和激励的确是一种动力。原本连杂志中的一些哲理性比较强的短文都读不太懂的我，竟然托一位远房亲戚把他们单位的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弄到了宿舍里，好像有二十多本吧。后来又从新华书店里购买了一套精装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场热读经典的浪潮掀起了。真的很难读得懂啊！

至今给我影响最深的是读第四卷210页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为了能基本理解该文中的一些观点，关于该文的解读本就借了五六本，真是一句一句的读，读完了还要在“协会”中交流并对某段内容进行讲解。该文中的一些经典句子到现在还留在我的记忆中，如“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当人刚刚脱离自然界的时候，他也只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物，而不是人。人是人、文化、历史的产物。”在以后的生活中每每听到有人引用这句话时，我都会在脑海中悄悄地加以判断或联系原文的原意再确认一变。

大学的前两年，我就是在这种难以读懂又不愿放弃读书的过程中逐渐积淀着一些在以后的生活里能够自由选择幸福的权利的财富。我教的第一批高中毕业生曾经用崇拜的口吻说他们是如何从我的课堂里知道了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

以上的表述已经非常清楚的说明，在专科学校的两年学习的主要倾向性。之所以说涉猎的史学内容不多，除了前面所说的原因外，对哲学的偏爱也不能说不是原因。但是，这种学习与生活使我逐渐充实且开始成熟起来了，这种学习与生活方式使“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成了我永远的座右铭，这种学习与生活方式也使我在班级中脱颖而出被保送进了本科大学。二年级期末考试结束后，我以高出第二名100多分的优异成绩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我的身份由专科生变为本科生。

费尔巴哈长期蛰居在乡间了他哲学思想的发展。我要到更加广阔的天地中去看看，我要去省城的重点大学学历史去了。

其实，我的大学本科是从三年级开始的，我在那个班级里属于插班生。进入了本科大学后我在历史系主修历史教育专业，也就是为成为一名中学历史教师做准备的。这样才在真正意义上学习起了历史。总觉得这种大学经历就像是进行果树嫁接，原本在前两年主要学习政治方面的东西，结果到三年级后又改学历史。

在1991年9月10日也就是教师节的清晨，我和别的系的5位经历相同的学生迎着晨曦、带着激动沿着400多公里的公路向着省城奔去。为了这一天，我努力了很多很多，也等待了很久很久。这一天心情犹如两年前获得专科学校录取通知书时那样。我的身份升级了，人生也随之被改写着。从这天起，我在自己以后的简历上写上了“大学本科”学历证明。

心在一路上不知疲倦地跳着，跳了整整一天。

到达省城重点大学已经是黄昏时分，历史系办公室主任将我连同行李带进了已经预留了床位的宿舍，几位宿友用好奇而热情的眼光帮助我收拾了行李。我终于和当年的刻板大学本科生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了，我成了历史系三年级的一名学生。

从明天开始，我将专攻的术业时历史学历史教育。

省城重点大学给人的感觉就是别样，几乎每个系都有一栋楼，众多高楼后面还隐藏着一个一千多平方米的人造湖，无论是校门还是其中的内容，都显得格外大气。更加值得欣赏的是历史系的先生们，一个个显得老态龙钟、满腹经纶的样

子，他们不是副教授就是教授（我原来的系里只有一位副教授）。这些老先生都是建校时从祖国沿海的大城市的著名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这里支援西部文化教育事业的。其中不乏有很多昔日的高才生。

我的史学理论、史学方法、为人为学素养等主要是从他们的身上汲取的，由于在前两年史学方面欠缺的太多太多，我想倾全力在他们的课上和身上“搜刮”充量的油水以弥补学识上的营养不良症。我在这两年里的确知道了怎样学历史以及怎样在学史当中使自己变得更加聪慧一些。

刘通，出生在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曾经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从时代和岁月赋予的沧桑中可以窥视到他大学时期的练达和智慧。1957年，他和整整一代知识分子被错误划成了右派分子，发配到西部的一个戈壁滩上牧羊，差点被一次沙尘暴吞食了生命。落实后来到学校教世界现代史，教我的时候已经58周岁了，当年他的女儿年仅3岁。他把曾经失去的岁月和信念全部通过教学诠释着，他因教学风格和教授水平被教育部评为高校优秀教师。他使我人生中经历了不用纸笔评定学业成绩的口试，这在当时也是大胆的创新，很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在他的传授中，我明白了一战后的世界变化的模样，知道了所谓的世界格局，知道了什么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什么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什么是凯恩斯主义„„通过上他的课，我也开始尝试着质疑了经典理论中提到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这一论断。我更相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应该是工业后的大机器生产推动下的以自由放任的方式呈现着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产物。可能内心里的时代感吧，我对刘老师和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理感受总是酸酸的，历史有时候对人就是不公平。

刘钦斌，东北辽南人，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从教中国近代史，专修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部分。因脾气暴躁嗓门大而被同行戏称“刘大炮”，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如果不赶走小日本，我肯定是个汉奸。”他的课上不要说学生睡觉了，恐怕连大打个盹都不允许。他对我格外偏爱，原因是我的历史作业《皇权主义与天国命运》引起了他老人家的垂目。他经常把我带到家里帮助他抄写、校对书稿，还到处张罗着为我找工作。

王天顺，陕西人，是著名史学大师史念海（顾颉刚的学生）的弟子，主修史学史，教学语言严谨而富有感染力，史学功底丰厚。在他的课上，竟然让我领略

了通史以外的中国古代的一部部史学专著，我所学到的很多历史理论来源于他的史学史。他的名言是：“不读《史通》，就等于没有学历史。”遗憾啊！我至今也没有读过《史通》，我怕读不懂，真是有些辜负王老师对学生的期望。当然，对刘知己在《史通》中提出的关于做学问的才、学、识还是有所了解（才，即搜索、鉴别、组织、驾驭史料，并用优美的文笔抒写历史事实的能力；学，即组织和掌握丰富的史料和各种历史知识的能力。识，即纸分析和论断要有新意，并且要有尊重历史的态度。）1997年我在《北京教育报》上发表了一篇题名《青年教师的德才学识》的文章，也算是一点内心的感悟吧（其实，才、学、识、德是清代学者章雪诚提出的）。不过，我在自己的作品集中现在还保留着他为送同行朋友退休而作的一首诗，笔录于此，也算是和老师的对话吧。

送陈明猷师归江南故里 雄风临大漠，葵心向朔方。 襞留古恒尘，鬓染塞上霜。 往来数箧书，青衿不易装。 渔歌归棹晚，边乡入梦长。

柳松，上海人，当年的历史系主任，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他是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头发稀疏，深度近视。主要研究史，有关于研究的专著。没有直接为我讲过课，因为我的成绩比较优秀而很关心我。在我远赴北京之际，他专门写了一封信让我到人民教育出版社找他的同学王宏志先生寻求发展中的帮助。不知出于什么心情，这封信到现在还夹在我的大学毕业留言册中，他成了我打开记忆闸门的一把钥匙。

王林聪，毕业于四川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后来攻读博士留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清秀且羸弱，酷爱读书，专门研究中东史。他的教学使我理顺了历史上的几次中东战争、战争爆发的原因以及对中东局势的影响，也使我认识到了中东地区在国际关系中重要的战略地位。直到现在，座在电视台新闻联播前，我可以对着播音员向别人从宏观上驾驭发生在中东地区的那些历史和现状。

张天政，宁夏盐池人，留校生，他教的课程是学科教学法。他从毕业后并没有在中学课堂上实践过，只是对首都师范大学的于友西主编的《中学历史教学法》研习得比较到位而已。现在回想起来，关于学科教学法的更多理论在课堂中，需

要在课堂教学实践中不断研究和总结。我大学毕业时，他也刚从北京教育学院进修归来，他告诉我北京教育学院有一位叫赵恒烈的老先生正在扛着中学历史教学研究的大旗行走在中学历史教学研究的时空中，当我在北京怀柔区第一眼看见赵老先生时油然而生了一种亲切感。在后来的日子里，我还专门给赵先生写了一封求教有关历史教学研究方法的信，先生在回信的同时也给我附了一篇尚未发表的文章供我学习。真可惜啊，这封信不知夹在哪本书里？

还有很多很多的大学老师，在我成长的旅途中给了我这样那样的东西，印象不太清晰不再列举了。这绝对没有忘却的意思。回忆总是充满着幸福，洋溢着生命快乐的情绪。有时候虽然着墨不多，却也会用崇敬的心情和他们在感应中交流。在此，我只想说一句话：“老师们，感谢你们给予我的真正的历史！”

我仅有的一些浅显的微薄的历史知识和认识历史的方法与思维就是从大学三年级开始通过这些老师习得的，我在他们的知识和能力的支撑下一路走到了京城走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