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戊戌变法和日本明治维新
摘要：近代中国和日本犹如一对难兄难弟，先有1840年英国人的一声炮响粉碎了大清王朝“天朝上国”的春秋大梦。13年后，再有美国人黑船来航打开了幕府的大门。两国都被迫签下了许多不平等的条约，在国际上的地位极其低下，成为欧洲列强开拓的原料地和市场。可接下来的两国发展却大大不同：日本由尊王攘夷运动发展为倒幕运动，用武力迫使德川庆喜大政奉还，实行明治维新从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终于在1911年废除了所有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中国却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等多次内外战争之后，国力渐衰，即使有志之士开始兴起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亦难讲昔日的巨人在危难之中挽救。两个经历差不多的国家，走上了不同的的道路，面对了不同的未来。
关键字：变法 社会基础差异 历史文化差异 政治制度差异 领导力量差异 国际环境差异 改革方针差异 经济发展差异
18世纪资本主义首先在英国和荷兰兴起，到了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欧洲狭小的市场已经不足以满足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因此各国只有放眼于海外，那未知的美洲新，富饶的东方都是他们的目标。在外来势力的冲击之下，原有的社会出现了崩坏的迹象，新的社会因子在古老的东方孕育催生。
1. 两国变法的社会基础差异
众所周知，戊戌变法缺乏民众基础，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力量弱小，而且维新派与民众之间存在着隔膜，一是由于长期以来农民受到“愚民”的影响，因此民众没有办法知道，也不去知道，所以造成了他们对变法的极其冷漠。加上变法极大地伤害了底层民众的利益，因此也加剧了双方的对立。维新派一贯以来的俯视角度决定了他们无法联系底层民众，不将民族主义情绪加以利用，所以导致了他们由一开始就孤立无援的情况。加上新政里裁减京师各部冗员，废除旗人，废八股等激进举措极大地打击了各个既得利益集团和强大的政治势力，光是废除旗人寄生就使百万左右的旗人失去生计，造成大量的无业游民，埋下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缺少了强而有力的基础，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援，反倒到处埋下祸根，四处树敌，在这场政治博弈中失去了重要的棋子。
反观日本，由一开始的尊王攘夷运动，到倒幕运动，就算是遇到幕府与九州各强大势力的反扑，可是最终笑到最后的还是以天皇为首的军，这里面人民群众的力量不可小觑。拿明治维新前三杰：高杉晋助，吉田松阴，坂本龙马来说，前两者都是下级武士的后代，坂本龙马是商人之子，这三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均是出身于下层。高杉于1863年7月19日开始组建新军奇兵队，奇兵队的组建大体上摒除了门阀观念，加上后来长州藩领导人开始果断的废除等级制度，这长远的眼光结果收到了成效，废除的结果，使贱民阶层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因此极大地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从18年的559名奇兵队员的身份看，武士占48.7%,农民占42.3%,商人市民占4.5%,神官僧侣占4.5%。曾经有记载道：当征伐长州藩时，“全州之民，无论贵贱，下至贱民乞丐者，皆团结一致，愿为藩主舍命一战。” 可知道当时的反幕府军得到了士农工商各阶级不同层次的支持，尤其是下级武士和农民的大力支持。到后来大政奉还后更是废除了封建身份和取消武士，启用一大批下级武士和农民阶级的人才，如维新后三杰木户孝允（桂小五郎），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等人，更是让社会基础更加坚实。加上当时在幕府之下的日本各地，是由260多个藩主统治，各个藩主
在地方有很大的自主权，尤其是西南诸藩，本来就因为地处偏远，在二百多年前德川幕府成立初受到削藩的影响比较小，因此一直实力较强，为此后的倒幕运动埋下了种子。再因为黑船事件的影响，加之幕府统治不善，积聚了深厚的社会矛盾，据资料记载1863到1868年就发生370多次农民与城市居民，光是在1866年就有141次之多，因开国受到打击的各阶层都积极行动起来，当时的幕府已成为众矢之的，成为了宣泄积聚已久的社会矛盾的目标。
2. 两国的历史文化差异
众所周知，中华历史上下五千年，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余三个文明古国早已经消失在时间流逝的洪流之中了，唯我中华，生生不息，繁衍至今。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来，就一直基本上可以保持着国家的完整性。即使是中间有三国，南北朝这样的时代，但是基本上都是炎黄之孙的后代在这片土地上繁衍下去，无论是秦汉魏晋，唐宋元明清都是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的存在。因此在2000多年的历程里，我们的国家已经深深地打上了集权的烙印。民众一直都是作为封建统治者的道具而活，所以每朝每代的统治者都会用愚民来操纵人民，“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话就可以很明显看出封建统治者想把占全国大多数的农民阶级封死在田间地头的想法。多少年的闭关锁国，加上“君权神授”和儒学的思想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早已让农民阶级对于君王的统治正当性以及儒教的权威性深信不疑。因此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书一出，连改良派份子都难以接受的激进观点，更别说让最底层的人民接受了。代表资本主义先进文化的改良派激进分子根本无法让广大人民群众信服，结果就是在守旧势力的谣言散布之下，下层人民群众更是倒向了以慈禧为代表的旧势力方，致使除维新派以外的大部分人都站在了其对立面，致使政令发布不出京师，因为这场变法本来就受到了大部分人的抵制，所谓的变法只是一群理想主义激进分子的白日空想而已。
反观日本，日本从1192年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以来，到19世纪以过了接近700个年头。幕府是古时日本一种权力曾一度凌驾于天皇之上的机构，有着一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意味。大部分的幕府将军，形式上取得天皇授权，实为以军事统治进行封建采邑，凌驾正规的文人集权机构。但是一直来，天皇作为一种精神领袖的力量是远远超过将军，所以战国乱世中有松永久秀杀将军，却无人敢杀天皇。被后世称为“第六天魔王”的织田信长有过废天皇而自立的想法，但最后也是不了了之而已，毕竟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只会招来全国之兵的讨伐吧？历史上所谓非正常死的只有两个天皇（安德天皇，弘文天皇），前者的和南宋端宗经历极为相似，死时都是八岁，只是其祖父平清盛的傀儡而已，而后者生前根本不被官方承认其天皇地位，是1870年明治天皇追加的，都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天皇。所以可以看出在日本，天皇的地位非同一般，反倒是幕府将军，对于各个封建领主以及百姓来说，只是用武力暂时震慑住而已，在他们的内心对于将军统治的正当性可以说远不及天皇，也对幕府将军的统治存在不认同感。加上18世纪以后，日本的国流兴起，主张复古，尊王的国粹主义，更是对幕末的尊王攘夷运动以及倒幕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幕末尊王攘夷运动培养了一大批的政治活动家。
3. 两国的政治制度差异
古代中国是主义集权制的国家，经历了自秦以来各朝各代的发展和创新，到了清代，中国的统治可以说是十分完善。清朝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页，其典章政令集历代之大成，清代都察院也是沿袭明朝发展而来，而且
更为严格。而且由于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满汉矛盾一直都贯穿了整个清代历史。因此赋予了监察很大的权力，对于地方的监查以及控制力度对比汉族的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地方对于来说，只是一个个受管辖的行政区域，没有的经济政治体系，事实上也不允许这样的体系的存在。即使是被称为晚清四大名臣的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等人，虽然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方大吏，但是还是要跟随的脚步走，证明从政治控制力度来讲，清王朝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强的，实权还是掌握在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手中。光绪只是个傀儡皇帝，并无实权，因此当然在拉拢袁世凯的时候会失败。不仅仅是因为袁世凯当时实力比较弱（手中只有仅仅一镇兵力，就算怎么强大的战斗力也斗不过全国之兵的围剿），袁世凯出卖维新派，向荣禄告密也确有其事，但却是在西太后动手之后。西太后是在看了御史杨崇伊的奏折以后，才决定动手的。杨崇伊的奏折主要指责维新派改旧法、逐老臣，而且想把日本的前首相伊藤博文请到中国当朝廷顾问。这就促使西太后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抓捕康有为等维新派。袁世凯的告密，加剧和扩大了西太后的行动。因此可以看出在这里面监察起的作用非同一般。
而幕府，只是以武人为核心，实行名义上受到天皇授权，实则是实行以军事统治进行封建采邑，凌驾正规的文人集权机构。可是幕府实质上就是一个以军事震慑为统治手段的松散的政治联盟，根本提不上太多的集权，江户时代对于地方的控制力度，与清代相比，差了不是一个等级的。清代即使对于边远的地区也有设专门的驻藏大臣以及伊犁将军，巡抚等职位，掌握军权，控制力度比较强。而德川幕府对于九州岛的岛津家已经为力了，在关原合战之后也只能是采取和解的方法，相互承认对方的统治，双方退一步达成和解。因此各个地方大名都基本上是心怀鬼胎，名义上服从幕府的领导而已，在之外都是的政治实体，加上幕末的幕府改革让幕府的实力更加衰落，强征暴敛更是加剧了百姓的不满，积聚了深厚的社会矛盾，而地方各藩的改革却让他们的实力更为强大，加上开明藩主废除等级制度，发展经济安抚民心的做法确实让社会矛盾缓和，使人心集中。因此不难知道为什么在征长战役中，幕府军二十万大军分兵多路，面对只有数千兵的长州藩居然被打败，人数上的优势难以挽救军心的混乱。因此明治维新的时候实行废藩置县，建立真正的集权，应该也是吸取了古往今来幕府失败和战国乱世的教训得出的结论。
4. 两国的领导力量差异
戊戌变法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尝试。因此可以看出戊戌变法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以适应世界发展潮流。可是维新派的力量较为薄弱，并且只是依靠无实权的皇帝，并不能支撑改革的顺利进行。加上主要领导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只是几个毫无实际操作经验，属于空想主义者的书生，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没有强而有力的后援支持，却犯冒进主义错误，忽视了客观实际，导致社会矛盾加深，促使自己孤立无援，损害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导致了变法最终的失败。
尽管日本的资产阶级在当时也不成熟，但是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下级武士充当了倒幕运动的领导。这群人精通斗争策略，又有强力的后援（萨摩，长州等西南强藩）支持，懂得建立和基地，跟幕府展开长期的斗争。其中像高杉晋助，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尤其是高杉晋助，以八十人起兵便夺回长州政权，并以此为基地，建立奇兵队，在征长战役中以数千人
打败幕府二十万的征讨军，从此名声大振，军事才能突显。日本的这群领导力量，都是从战火中走过来的一代，经历了长期的奋斗才把旧势力的代表幕府推翻，深受西方改革思想的影响，因此在日后明治维‘新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实现国力的强盛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5. 两国改革的国际环境差异
戊戌变法的时代和明治维新的时代相差了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就是这三个十年的时间之内，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转化过渡为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列强在世界各地掀起了瓜分狂潮，当然中国也不例外，成为了列强争相掠夺瓜分的对象。因此帝国主义列强也不希望改革后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并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让他们在中国名正言顺地进行掠夺的殖民地统治代表，因此相对那一群改革派来说，守旧封闭听话的慈禧太后才是更好地选择（虽说后来之后也发生了慈禧等守旧派支持的义和团运动，但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彻底沦为了洋人的朝廷）。因此，在变法后期维新派的人寻找各国公使寻求帮助时，列强纷纷拒绝了为维新派提供帮助。国际环境对于戊戌变法起着极大地阻碍作用。
但是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各国都在竞争寻找世界市场，瓜分世界殖民地的狂潮尚未到达高潮。当时的倒幕军联合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大英帝国为其后援，而幕府联合的法国实力不及英国，加上倒幕军发展资本主义的方针更适合列强的要求，列强也需要扶植一个新生势力来牵制中国并作为侵略中国的先锋，因此双方自然一拍即合，因此自然倒幕军得到了列强的许多支持。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自然夺取政权的难度比维新派要小很多,进展也快很多。
6. 两国的改革方针差异
戊戌变法很大一个失败原因是急进，触犯了众多既得利益集团，在短短的一百多天时间内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树敌太多。这种否定一切短期内掀起巨大的社会变革的策略当然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还废除八股，断了许多人升官的道路，这种不顾一切的急进变革策略，导致了最初美好的理想收到恰恰相反的效果。改革方针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只是不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而去盲目的改革，生搬硬套国外的改革方法，最终也加速了他们的失败。就好像二十二年前的苏联解体一样，根本原因不是内乱或者外患，是因为领导者过于激进的改革，导致了苏联的急剧崩溃。
日本的改革是比较稳健的，所以一般广义的明治维新会早至前一年的大政奉还，王政复古等政治事件包含在内，下限则有1872年的废藩置县，1877年西南战争结束，1885年实行内阁制，18年的确立立宪制等多种说法。作为明治维新前期的倒幕运动确实是比较血腥暴力的，并埋下了许多不稳定的因子在各地，因此日本当时的改革也没有过于激进，首先下不利的因素，再层序渐进地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从改革进程可以看出，直到明治维新开始后整整21年才进行政治的改革，确立立宪制。首先是通过经济文化上面的各方面改革，开启民智，才可以让改革稳步进行。而戊戌维新份子的改革实在是过于激进，在民众并未开化的时代，在只有一百多天的时间内就发布涉及各方面的政令上百件，还妄想把大权交给伊藤博文这样的外国人来进行改革，维新派的做法不说在当时，
就算放到现在，也是不可理喻的。
7. 两国的经济发展差异
当时的清代经历了同治中兴的年代，可是却在15年被日本打得一败涂地，成为了推动维新变法的重要动力。早在19世纪60-70年代，中国的部分地主或商人开始引入大机器生产方式，以契约工人作为劳动力，投资与近代企业。这样的企业具有基本的资本主义生产特征，分散于上海广东天津等沿海地区，有别于洋务派开办的民用企业，这便是最早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和刺激下，主要由一些买办、商人、地主、官僚投资新式企业转化而成。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成长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自身经济实力的发展上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也被资本主义列强的商品输出所遏制；本国的自然经济与统治者是民族资产阶级成长的内因。这些条件使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与外国资本主义一样强大的经济实力，决定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两面性（性和妥协性），并自始至终存在着。因此直到19世纪最后的几年，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还是比较弱小，整个帝国来说，自然经济还是占据着主导地位，以小农经济为根本的性质仍没有发生过改变，而资产阶级发展地区仅限在东部沿海城市地区，在广大农村地区和内陆地区并没有被民众接受。所以根据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情况来看，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发动一场真正的资产阶级，也没办法对抗当时力量相对强大的守旧派，所以大部分的资产阶级在变法失败后都只能选择向统治者妥协。
德川幕府末期在经济中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在日本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家庭手工业或手工作坊。作坊内出现了“雇用工人”制，形成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它的出现，冲击了封建自然经济，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在商品经济形态的快速扩展下，商人阶层，特别是金融事业经营者的力量逐渐增强。商人们感觉到旧有制度严重制约着他们的发展，于是开始呼吁改革政治。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大名（藩地诸侯）、中下级武士，和要求进行制度改革的商人们组成政治性联盟，加上德川幕府幕末为维持残暴统治，强征暴敛，引起农民的普遍不满，导致反对幕府的基层农民等各方力量共同形成“倒幕派”的实力基础。经济上发生的变化直接影响了政治的发展进程。
总结：作为两个近代成为列强侵略的国家，都经历了一段屈辱的历史，但是都是变法，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虽然有言道：变则强，不变则亡。但是改革变法也要注意很多方面的不同因素，层序渐进，从主要矛盾入手，千万不可操之过急，急进的措施很多时候都会收到与理想相反的效果。罗马不是一天之内可以建成的，改革也不是一日之内可以完成的，何况还是改革社会制度这样大的工程呢？明治维新用了足足上下接近三十年的时间，用武士的鲜血和佩刀让日本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强国，其他同时代的霸主也何尝不是？英国用了接近百年，无数农民和工人的血汗才让自己站在世界的顶端，德国也用了数十年的时间，用铁和血的牺牲才让自己成为了欧洲的新霸主，我们的当时的改革者却在一百多天就发不了上百条的命令，涉及各个方面的改革，这样的做法，无疑是让大多数人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实际上都是无法接受的。知识是可以改变世界，但是光有一肚子的理论也无法改变得了世界，作为一个改革的领导者，不是只是身居高位，不切合实际，要深入基层，了解最广大人民的需求，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想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就要这样做。不仅仅在当时，在现代，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要想改革成功，很多时候就要倾听诉求，生搬硬套的方法总是很难成功的，要改革，就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实事求是，用科学的思想理论指导改革，以史
为鉴，吸取教训，让我们当代的中国可以在不断改革中变得更好，更稳固地走下去，让人民切实地享受到改革的成果，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和谐，建设一个适应新时代发展的社会主义强大中国，让中国能够在当今社会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林，让世界知道我们中华民族不再是一个多世纪以前那个随意受人欺凌，积贫积弱的东方睡狮了，而是彻彻底底地站了起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